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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的故事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6-30
史丹的故事 面对自身极端不正常的表现,却坚持自己的逻辑和信念,这对于身患忧郁症的人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在这本书里的每个案例皆如?。然而,每个人心目中对正常的看法却都不一样: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比尔·史丹,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商,他来自充满忧郁和创伤的家庭。他的父亲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初以商务签证离开巴伐利亚。他的祖父母在水晶之夜(指1938年9月9日全德反犹太暴动,在两天内,超过一千座犹太教堂被烧,七千家犹太商店被毁,九十六人被杀,犹太墓地、医院、学校、住所都遭到毁坏,这是纳粹帝国以驻法的德国使馆人员被十七岁犹太青年暗杀为借口,所采取的迫害行动——译者注)被抓到住所外,1938年11月,他们虽然没有被逮捕,但却?着自己的亲友邻居被送到达考(昔日纳粹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所受的创伤是恐怖至极的,比尔的祖母在水晶之夜后的六个礼拜中逐渐崩溃,最后终于在圣诞节前自杀,她自杀后一个星期,他们收到了祖父母的出境签证,然而却只有他祖父一人独自离开。 比尔的父母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结婚,来美国定居之前住在巴西,他父亲一向拒绝谈历史。“在德国的那个时期,”比尔回忆,“根本不存在。”在那个不真实的梦幻泡影里,他们生活在繁荣郊区里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街上。也许和长期不愿意面对往事有关系,比尔的父亲在五十七岁时经历了严重?忧郁症,记忆力不断地衰退,直到三十多年后过世为止。他的忧郁症爆发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而这很可能也会在他儿子身上看到。他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儿子五岁的时候,之后周期性地复发,那特殊的忧郁症状从比尔六年级一直持续到比尔高中毕业为止。比尔的母亲出生在较优越且有权势的德国犹太家庭,1919年移居斯德哥尔摩。她个性刚烈,曾对一位对她无礼的纳粹军官挥动巴掌:“我是瑞典公民,”她告诉他,“我不接受你这种态度。” 比尔九岁的时候,经历了漫长的忧郁过程。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害怕得不敢睡觉,父母睡觉时,他饱受精神折磨。这?忧郁的感受消失了几年后,忧郁症在他上大学时复发。1974年,也就是他大学一年级下学期那段时间,忧郁变得无法掌控。他回忆:“我就是受不了那压力,我到大学部的保健中心去,他们给了我烦宁这种镇静剂。” 到了夏天,焦虑并没有减轻。“通常非常忧郁时,我会腹泻。我记得那年夏天状况特别严重,我害怕上二年级,无法面对考试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回到学校继续选修课程,头一年还拿了全A,不过我真的认为是有人弄错了。当我知道并没有弄错时,真是亢奋极了,那把我从忧郁中解救出来。”如果崩溃是某些诱因所导致的,那么当然也有诱因扭?它,比尔就是这样。“隔天我就恢复正常了,在学校的情况也没有真正再变糟过。然而,我热切的渴望却也没有了。如果你那时候告诉我,我此刻会做什么,会和哪些人共事,我会非常惊讶。因为我毫无企图心。”虽然比尔接受了他的命运,还是非常认命地读书。他继续拿全A。“我不知道为什么心烦,”他说,“我不想上法律系或什么的,只是觉得好成绩让我有安全感,让我相信自己还是有用的。”毕业后,比尔到纽约州北部一所中学任教。那是一场灾难,因为他管不住一个班级的学生,因而只教了一年。“我失败了,瘦了一大圈,又罹患忧郁症。后来一个朋友的父亲说能帮我找份工作,我想做点事,于是接受了。” 比尔·史丹是个安静的人,非常聪明并且自律甚严。他的过度谦卑反而成了缺点。比尔受忧郁复发之苦,每次都差不多六个月左右,多少跟季节有关,四月份通常是最糟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他工作上遇到巨大变化,又失去一位好友,而且他正打算停止刚服用一个月、却让他上瘾的赞安诺。“我卖了公寓,”比尔说,“我丢了工作,我失去了大部分朋友。我无法单独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应该搬出已经卖掉的旧公寓,到这栋新装修好的公寓来,但我就是无法完成。我瞬间崩溃,焦虑把我瓦解。早上三四点就被一阵阵强烈的恐慌感惊醒,那紧张的程度让我觉得还不如从窗户跳出去,那样或许还舒服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会因为压力而昏过去。三个月前,我还好端端地到澳洲去,而现在,世界已离我而去。真正来袭的时候我正在新奥尔良,我发现我得回家,但是却上不了飞机。人们欺骗我,我像只草原上负伤的动物。”他完全崩溃了。“当你真的很糟的时候,一副精神分裂的紧张模样,就好像受到惊吓一样,这使你举止怪异。我的记忆力短暂丧失,后来还更糟,无法控制地腹泻,甚至会失禁。活在恐怖的梦魇里,无法离开公寓半步,而这又是更深的重创。最后,我只得搬回父母家。”回家之后,日子并没有改善。比尔的爸爸受不了儿子疾病的压力。比尔只好搬到姐姐家,最后是一个学生时期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住了七个星期。“真是太可怕了,”他说,“当时,我想这辈子这心理疾病大概跟定我了。这段复发期持续了一年多。似乎顺着它走要比和它搏斗来得好。我想你得放下它,并了解这个世界将来会是不一样的,也许不会像你以前所认为的那样。” 他几次到了医院门口,但没有进去挂号。最后,1986年9月,他到纽约的圣西奈医院,并要求进行电击治疗。电击治疗法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却?不了他:“那真是我所能想象的,最没有人性的地方,你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过日子,却不让你带自己的刮胡刀具或指甲剪。要你穿着睡衣裤,要你在四点半吃晚餐。他们跟你讲话的态度像在审问,就好像你除了忧郁以外还有智障问题。看到其他病人得住在装有软壁的房间里。你的房间里不能有电话,因为你可能用电话线把自己勒死,而且他们控制你和外界的联系。这不像一般的住院,而是剥夺了你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权利。我不认为这是适合忧郁症患者的地方,除非是那些已经完全无助,或是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有自杀倾向的人。” 电击治疗的程序是很吓人的。“为病人治疗的是一位医生,他看起来就像科学怪人赫尔曼·明斯特。治疗室在西奈医院的地下室,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都要到?里去,像走入地狱一样,我们所有人都穿着浴袍,感觉像被铁链串着的一群犯人。我看起来还算镇定,他们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位,我站在那里试图安慰那些和我一起等候但看来吓坏了的人,就在此刻,医院员工走进来,从我们中间挤过去,走到他们的置物柜去。我要是但丁,一定能把这种景况描写得很好。我想要做治疗,但这间屋子和这些人——让我觉得好像置身于曼哲鲁(德国纳粹党医师,拿人体做实验——译者注)的实验室里。如果要做这种事,好歹到光线充足色彩明亮的八楼吧!我现在完全无法忍受。” “我还是很为我失去的记忆惋惜,”他说,“?以前有一些很特别的图像式记忆,现在都没有了。走出那房间,我想不起置物柜密码,也想不起说过什么。”其实做完治疗后,一开始他根本无法做整理档案的义工,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他搬到圣塔菲和朋友在一起,待了六个月又独自回到纽约。“也许我的记忆力正在渐渐衰退,”他说,“这倒是能帮助我对那些低潮感到麻木,很容易就忘记了,就像忘了其他事情一样。”康复是一步一步来的——“康复需要很大的决心,然而你却无法掌控。你无法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就像你无法预测人什么时候会死一样。” 后来比尔每个星期都和一位教友上犹太教教?:“信仰对我有很大帮助。无论如何它可以帮我缓解压力,”他说,“我一向以身为犹太人为荣,并总是被宗教方面的事物吸引。在那次严重忧郁之后,我感到如果信仰够坚定,世界上的事情都会有挽回的余地。我跌得如此之深,不再相信所有的事情,就只能相信上帝。对于自己走向宗教,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然而那是明智的。因为不管一个星期过得有多糟,星期五的安慰总是会来。” “不过,真正拯救我的还是百忧解,这种药1988年上市,真像我的及时雨一般。简直是个奇迹。我顿时觉得,这么多年来脑中那个愈来愈大的裂缝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如?你在1987年时告诉我,一年之后我就能搭飞机,和官员、参议员一起共事,我恐怕只会苦笑。我那时连马路都过不了。”比尔现在服用的是速悦和锂盐。“那时生活中最大的恐惧是我无法面对父亲的死亡。他九十岁时过世,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是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我伤心、哭泣,但是能够正常行事:在家中扮演儿子的角色,和律师谈话,撰写悼词。我做得比我预期的好多了。” “但我还是注意到,我那时总感觉似乎每个人都在向我索取点什么。而我能给的就这么多,那使我觉得非常紧张。也许这么想是错的,但我觉得要是完全公?我的经历的话,人们会轻视我。我还记得那种被排斥的感觉,生活随时都处于失足滑落的边缘。我已经知道如何隐藏它,好让人们看不出来我正在服用三种药物,而且可能崩溃。我从不觉得快乐。唯一能盼望的是生活不再悲惨。当你这样时刻心怀警惕时,其实是很难真正快乐的。我爱棒球,当我看着球场上其他人灌着啤酒,似乎对自己以及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如此无知时,我嫉妒他们。老天,那样多好啊? “我总是想起出境签证的事,祖母的自杀让我学会了耐心。我不怀疑,不管事情变得多糟,我都会撑过去。然而要是没有以往累积的经验和智慧,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它让我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 比尔·史丹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自从我第一次遇见比尔之后,他的故事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大概是因为我们有过于相似的经历吧。经过了第一次的忧郁症时期,那影响力还持续着。接着是一小段颇为宁静的时期。当我开始经历第二次的焦虑和严重忧郁——我当时还处在第一次忧郁的阴影里,我意识到有事情正在发生,强烈地感到需要停下脚步。生命对它的自身是如此索求无度。那些我需要去做、去说的所有事情,实在太困难而无法去想起、去思考、去表达和了解。同时,要是我的脸上还有生动的表情的话,无疑会使我的伤痛更加深一层,就好像是要我同时煮饭、坐过山车、唱歌和打字一样。俄国诗人达尼·卡姆斯曾经这样描写饥饿:“接着开始了虚弱,接着是厌倦,然后是逻辑思考的丧失。然后平静来到,接着是恐怖的开始。”就是依循这个逻辑和步骤,我第二回合的忧郁开始了。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没有用了。在跌到谷底大约三天前我就有预感,拿出柜子里的克忧果开始服用。我打电话给精神科药物学者。我先告诉父亲,试着做实际的安排。丧失心智,就像丢了汽车钥匙一样,真的是件很费力的事。朋友打电话来,我在恐惧中听见自己紧绷得僵硬的声音:“抱歉,我必须取消星期二的计划。”我说,“我又开始害怕切羊排了。”那些症状来得快而且来势凶猛。大概一个月后,我的体重掉了五分之一,有三十五磅之多。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的感受还是很糟,每天咬紧牙关对抗自杀的意念。七月时,我决定接受朋友的邀约,到土耳其去玩帆船。对我来说,去那里的费用比进医?便宜,而且至少有效三倍:在土耳其的艳阳下,忧郁消失了。后来情况逐渐稳定和好转。秋末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醒着躺在床上,我的身体颤抖,很像是在忧郁最低潮期那样,然而这一次,我却是充满愉悦。我起床将这个感受写下来。已经好多年了,我不曾感觉到这样的快乐,而且早已忘了想要活下去、享受每一天、期待每一天的到来的信念。 就像上帝给诺亚许下彩虹的诺言一样,我坚信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值得的。我知道痛苦的经历也许还在前头,那忧郁是循环的,并且一再回头困扰着受难者。然而我打从内心感到安全。我知道内心中深藏的无止?的悲伤并没有减少我的快乐。之后,我迈入三十三岁,那真是个快乐的生日。 那便是我长期忧郁下所知的一切了。诗人珍·肯扬写道: 我们试了一种新药,一种药的新组合 突然间 我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 像一只田鼠被风暴卷起 摔落在离家不远的三个山谷 和两座山之外 我找到了归途。我知道 我将认得 昔日买牛奶和汽油的店家 我记得屋舍和谷仓 耙子,蓝色茶杯和碟子, 我钟爱的俄国小说集, 以及黑色的丝质睡袍 他曾经将它塞进我的圣诞长袜里? 对我而言,每件事情都重新回归正轨,一开始有点奇怪,然后一切突然都变得熟悉,我了解那深沉的悲伤起因于我母亲生病,在她过世时恶化,那使我的伤恸转变成绝望,并击垮了我,但之后再也不会这么糟了。我仍然会为悲伤的事感到伤心,但我能再度找回以前的自己,并希望一直都是的那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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