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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与哲学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1-25

洛朗·科纳日:首先,我非常高兴与大家在一起,差不多是一个偶然的历史造成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从引用一些问题(我们要工作的问题)开始。那么我与其说是从智力上考虑,还不如从历史上说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偶然的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事情,是一些朋友邀请我到这里,在此之前,我对中国无感性认识。

    当时,我被邀参加四月份的精神分析研讨会,我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引用鲁迅的句子,对他有点意识。鲁迅讲弗洛伊德,从一个距离很远的角度讲精神分析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快,二是太硬。我认为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另一方面,鲁迅对精神分析的判断维度与中国哲学的传统联在一起,与欧洲的批评不同,对此我并不知道更多。想到此,就准备了一发言回答鲁迅的评论。同时对我来说,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拉康已有一个回答。

    当时,我没有在大会上讲我准备好对鲁迅先生的回应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对于鲁迅他自己的思维方式角度我无法回答,对我来说,就没在会上讲鲁迅,讲了另一个问题,西方哲学给精神分析带来什么?精神分析给中国和中国对西方带来了什么?在你们中间你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同时做过精神分析,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同时有很多变化,又很复杂,而在此背景下你们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答案,而这答案在中国之外,也许这个问题使我们一起工作,来回答它。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是精神分析在民族性或文化性方面的问题。也许精神分析可以允许不同民族、文化同时提出新的问题,这问题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正因如此,我很高兴受到四川大学的邀请同大家一起来展开此问题的讨论。在四月份我没有展开,而现在不是我一人讲,你们也有疑问,我从我的独特立场提问,而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提问,促成这件事情。在此意义上,对我来说,就回到四月份的情境,我本准备讲鲁迅,但说不定又撇开,讲了另外的问题了。

    相信你们应该知道,精神分析首先是是一个实践,一个话语的实践,唯一的仅仅是一个话语的实践,就象我们现在谈教育同样是话语的实践。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弗洛伊德带来的(近一百年来)。老师与学生这样的话语关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想对大家陈述,话语与文字间有一个联系:知识的文字与哲学的反思是联在一起的,而精神分析话语实践是排除文字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是两个身体紧密联系,且要排除二者目光接触,因此,是倾听话语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奇怪的实践。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的话语实践是有效的?我们可能认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类似哲学著作,他们区别其他哲学著作是倾听这样的话语(一种新意的、很奇怪的话语),因此可以提出假设,弗洛伊德把这个假设称为无意识。

    梦、口误、谬语和症状,这些东西被当成文字阅读,因此就有可能解码。这样的文字是我们身体中产生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我想讲的东西是围绕文字构成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文字创造和文字的制度,更多的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的发展。也很可能,我们讨论汉字,汉字是与欧洲文字不同的。汉字的发明变成制度差不多与欧洲产生文字相同的时间,之后,我会讲文字的变形,最后产生科学,然后讲弗洛伊德、拉康,讲无意识在我们的内心留下很多痕迹。那么,今天我们讲文字在人类社会最早的出现,这种文字促成了反思和研究。我将很快地勾画出一个图式,文字产生怎样影响哲学的产生?也就是说知识的产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同样提出了善与恶,伦理学与道德的问题,我准备了三次演讲来讲欧洲古代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谈哲学历史而是谈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有三次演讲围绕现代性的问题(科学问题),即科学的独特性问题。同样,善与恶、伦理与道德问题当时是怎样在科学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第三部分是从弗洛伊德的关于无意识的假设讲起,也就仍然是在现代背景下精神分析带来的善恶、科学、伦理学的新的讨论。我尽可能留更多的空间来给你们提问,如每天下午和最后一节课。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自己文字的历史,在欧洲,最后欧洲发明字母文字,但是文字创造这样的系统又有它自己的历史,我将讲这样一个上千年历史的过程。这个字母的历史来源于最早的几个文字的民族:埃及人、犹太人、腓尼基人,所有这些也包括希腊人,尽管我刚才没说。这个文字历史的创造和一神教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在此前,是多神的世界,是许多小神而不是大神。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读到一个神,一个埃及神——达摩特。一个埃及国王,凭借达摩特神创造了文字,这个文字创造的同时就是数学被创造,还有音乐(因乐谱是数字构成的),较高贵的文学也是。文字的创造导致一系列东西的创造,是国王来判断这些创造。如果我理解正确,在你们国度,是一般的人创造了文字,为什么,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民族,他们想象文字不完全是人类的东西。在此,我想指出一个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二战前,1938年,他在巴西,当时他正研究贫困的印第安人,在巴西的巴西高原上,这些人没有文字,不是农民,而是一些猎人,一些采集者。一天,部落首领召集大会,邻近部落(或近或远)的人开会,这会是不同部落的人相互交换机会。列维·斯特劳斯被邀请参加,同时他带着礼物去。在列维·斯特劳斯与印第安人之间,及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差。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关系不好,还能一起来。他观察到在这会议上,有些人没有吃东西。他就拿来一个笔记本不断地记录看到的东西,印第安人看到他在做这件事,就模仿他,用树枝在地上画,类似于画一些图画样的东西。

    在印第安人紧张的相互关系下,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首领在人类学上被称作信息的提供者。必须注意,此时,列维·斯特劳斯说不定与他们之间一样有交流,因他生命依赖于印第安人。列维·斯特劳斯的整个所有对印第安部落采访建立在他与首领的友谊上。一天,首领在树叶上画很多东西,当列维·斯特劳斯讲话时,他将树叶递给列维·斯特劳斯而没有说话。列维·斯特劳斯拿到树叶不懂。就说,你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能否再解释。列维·斯特劳斯将此树叶作为首领对他的回答,通过画画,首领解释了部落之间的关系,及其困境,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了首领的内心秘密和生命。列维·斯特劳斯为此而有很多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文字能起决定的、控制人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这看到了文字起了带着知识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是沟通人和人之间可能的交流,即起着平等的作用,在这种平等作用的另一面,是文字对人自身行为的控制作用。没有文字时,人可自由思想,而有了文字,文字把它强加于人的大脑从而起控制作用。我们有两个例子:第一,在埃及时人们认为文字由神创造;第二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看到文字是一个控制性的工具。在中国文字创造中,是皇帝来决定需要的文字,而不是神来决定。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差别,在中国文字的创造中,能看到一个权力而不能看到在欧洲的超越性的东西,这东西发生在欧洲。我们能注意到,文字发明在人类发展中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人类生活上万年,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是没有文字的,后来文字发明后是慢慢扩张出去的。

    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仍然有文化代代相传,在这个意义上文字不是文化相传必须的工具。但文字也许稍增加点东西,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有权力。正是增加一点东西,促进了文化一代代的传递。我有一假设:所谓文字神圣的表象的产生是在中东地区。在这些民族中,文字成功地导致一个运作,把不能看的变成能看的,也就是在这话语中有一种权力,要使话语有效,就必须有一个权力,否则是无效的,话语从未在人与人间平等分配。这个人或这个地方的话语也使另一人或另一地方更有权力,这种话语分布不平等对应于社会、家庭的不平等结构。因此在埃及,古叙利亚,犹太之间,部落首领认为他的话语是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的(为使话语有权力)。文字是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将看不见的、也许是话语本质(权力)的东西变成一个能看得见的东西,你们必须理解它,只有理解这东西,才能理解西方历史。说到中国,很早就知道《易经》,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字,它不是以可视的痕迹表达一个不可视的东西。我有一个汉学家的法语本的中国思想史。其中有一个韩非子的故事:他写了一个“象”,有一个这样一个意思,人们很少看到一个活着的象,但能找到一个死了的象的肩胛骨,从而显示它是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把思想的象形成一个文字“象”(圣人立象以尽意)。霍:“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它变成活的形象时,就形成一个具体的事物,这些发生转换的就是永恒的阴阳的交替,使象和形之间发生转换,正是这种永恒的交替造成了运动,弥漫到宇宙的所有地方。(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象与形的关系,象是与道相联的最高的东西,是某种不具体的、不确切的同时不是完全能看到的东西,只有形才是具体的,能看见的同时能描述它,它是怎样从“象”到“形”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创造了文字。《易经》的文字就是“象”,它不是指具体的东西,而是这种过程的运转起作用。《易经》的文字与犹太文字完全不同,为什么《易经》先把64卦看成一个整体,才能说某一个具体的卦?《易经》描述的是宇宙的运动。柏拉图的《费德罗篇》是通过绘画来描述,《易经》并不是说它想说的东西,而是表达在整个运动中,这种运动的形式不是具体的词。还有一个,如能懂《易经》的“象”人是智者,问题是《易经》的文本并不具有一个权威性,能直接表达某种意思。在此意义上,这个文字并不需要一个人的话语。具体来说,就是《易经》的“象”、“系辞”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易经》说了这个话,但读者仍保持自由解释文字的自由性,可以有与文本完全不同的意思。进一步说,《易经》文本本身呈现宇宙的运动过程,文本与读者之间,都有一个自由的解释。在西方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读文字的人,有一个感觉,他们象一个贼,从上帝那儿将文字偷来。如列维·斯特劳斯遇到的首领是个偷文字的人,他首先看到其他人在写画,他偷过来画,显示他有一个比别人大的权力。之所以如此,因为文字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把看不见的东西抓到看得到的东西上。那种语音是由呼吸产生的,呼吸是生命,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就称为断气(中国话说)。在西方,书籍是神圣的东西,因为它包含了死人的东西。如我现在就讲希腊,也有这样一种情感。目前为止,虽不完全为我们意识到,但这种情感开始于希腊。《易经》不是个人话语,不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使之变为文字。《易经》作为一种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构造,无论开始与最终,作为结构,是独立于人之外而运转的。我们不必去想作者是谁,这不重要,如果我们理解康德著作,我们自然会想一个问题,康德如何想,为什么这样想,我们就进入康德的生活及呼吸。这样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从希腊开始的,文字始终建立在对作者话语的意思的理解上。我们读《易经》,是人类思想的结果。就象我们在其它的书上读到这些东西,如读牛顿的书,知道是讲宇宙运动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个论证。

    字母文字的技术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逐渐过程,很慢。首先,被写的东西是耳朵听到的,尽管在文字中有些东西不是声音的符号,而是帮助人们认识文字,例:希腊房子的绘画,但是仍然是表达房子的声音。指示的是一个人,在读的时候眼睛必须沿着这个方向,相反也是同样的。

    公元前1400年时,腓尼基人文字非常重要,从象形文字开始演变到字母文字。它是个航海民族,并因此而造成对世界的影响, 闪米特语言重要的东西是,句子的意思是通过辅音发出的,如ka,“k”是辅音,“a”是元音,文字是建立在声音基础上,因此欧洲对声音很有研究。如ka-ra-o-r,就听到四个音节,每个音节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正是这样可以通过音节将声音切断,当时腓尼基就使用了一个音节  “ka”等,这叫音节文字,通过音节可产生2000-3000个音节符号,它有两个特点:复杂、精确不会弄错。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文字系统。 其由小群体掌握了这个系统。因腓尼基人主要是海员、商人,他们到处航行,遇到很多民族,讲不同语言,他们的音节文字都不同,但腓尼基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文字系统,将ka合为k,阅读时自己判断后面的字母是什么,很不精确但非常简单,最后简约为22个字母,每个孩子都能学,但不能学2000-3000个字母。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这在欧洲西方都是很自豪的事情。

 西方人认为东方是印度、阿拉伯地区,远东是中国。腓尼基带着这些字母遇到了希腊文字,希腊语与闪语不同,不是以辅音为主,而是通过元音表达。如不能标定元音则无法表达希腊语。22个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就变成了24个,这24个字母含有所有的元音,具有书写的简单性。这个系统允许读者发现文字,一个句子不认识,但可以读它。在此字之前,要么是一些祭司们认识这些文字,能写能读,要么是另一系统,讲商业方面的、日常生活的事情,在这二者系统之间都不能允许读者阅读一个新的文本,文字不能为一个不知道的读者写一个文本。这时,文字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祭司与商人们的使用非常局限。因元音很重要,希腊人在转换(通过字母转换声音的方法)时创立了元音字母,就象现在我们要写a、o了。我们重新将这些碎片组合,这时就叫字母文字,我们发明20-30个字母允许转换声音,且这声音带有意义。正是通过偶然的地中海角落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变成这样一个文字后,就成为能描述声音的文字,就具有普遍性了。

    因此就只有一个字母能再现声音,是因为这些字母都是独特的字母,有些语言中有W,有些没有,在photo法语写ph,在西班牙是F,有一种变体(字母变化)。但这些变化建立在一个字母能转换其它声音的基础上(由20-30个字母转换声音)。如果没有希腊语,就不可能有一个机器来书写所有语言,这个机器允许有很多的字母文字,扩散到整个地球去。同时,有很多语言用字母文字书写。相反,我们回到文字的权力,当一个语言借助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这时就占据了讲话人的位置。我们在世界能看到有些语言简单,就成了做生意的工具,所有语言是被讲出来的,只要能讲就能字母化,只要能找到代表声音的一个字母,就能代表某种意义。我们不断根据需要修改,追求接近一个近似值。重要的是,读者能从文本中找到作者的原始话。中国的拼音就是字母文字引入的东西。拼音至少可以让大家交流,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拼音的抵抗。西方人在扩张中遇到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些文字就变成了字母语言,西方人遇到的已变成文字字母语言的很少,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就更少,正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保存中国传统,没有文字是不可能保留。读《论语》不可能用拼音,孔子写《论语》时是用文字书写,因为文字本身的词有很多意思(一词多义且多音),是不能翻译成其他语音的。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交往时不能简化,通过一个文字的翻译来交往是不充分的。在此意义上,当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字时,就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存在一个不可翻译的地方。通讯也是这样。我们的交流是建立在不可交流性上,交流时,我们不懂进行什么样交流的才是有意思的。如果你说的话别人都知道,这种交流是不好的,正是这种不可交流性,使我们保留了一个与他人交流的愿望。

    最后,在分析的实践中,正是这个不可通讯的部分在起作用。在信息传递中,我们知道许多东西是不可交流的,我们听到的是外语,在社会中,我们所有的交流是去掉误解,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相反是和这些误解一起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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