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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与结构的乱伦禁忌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7-31
 列维-斯特劳斯与结构的乱伦禁忌
    结构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对亲属关系作了结构性解释,他是从乱伦禁忌的结构性解释来研究亲属关系的,因此,乱伦禁忌就成为与俄狄浦斯相联系的结点。列维-斯特劳斯对乱伦禁忌所提出的结构性解释与结构性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与论点是一致的。他在他的结构人类学中将乱伦禁忌作为人类的普遍的规则及文化与自然的区别的最小限度的条件。

    列维—斯特劳斯之所以从结构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亲属关系,是为了从超越历史的维度寻找一个共时性的人类发展的不变的规则。这一点从他对结构这一概念定义可以看出来[1],“所谓‘结构’是要素和要素间关系的总和,这种关系在一个系列的变形过程中保持着不变的特性”。列维—斯特劳斯是从三个方面关注结构这一概念的[2],第一,这定义把要素本身和要素之间的关系放在同一平面,换言之,即“从某种观点来看似乎是形式的东西,从别种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内容,而似乎是内容的东西也可以表现为形式”。他抛弃了那种通常把内容和形式截然分开的观点;第二,他强调“不变”这种概念很重要,即“其他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也仍有不变的东西”;第三,他关注似乎和“不变”的概念截然相反的“变形(变换)”概念的重要性,即指“结构的特性在于其均衡状态发生某种变化时,将变形为另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即为变形”。结构就是这种“通过变形保持不变的特性”的、带有自相矛盾性质的某种事物。

    在对结构分析的感受性上,他把画家狄奥勒(1471—1528)比较了各种脸型五官比例变化而画的草图看作是直观的结构主义的意义重大的先例。人脸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样,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多样性,但在要素之间的关系上又都一直是一样的,这一事实是体现“结构”的最生动和典型的例子[3]。

    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关注,是与结构语言学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他所采取研究人类学的结构的方法,主要来自结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思想。在结构语言学中,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心是“音声学”,其焦点集中于同样的词语也因人因时而发出不同的音这一语音的现实多样性上。对此,索绪尔主张:不是将作为现象的音、而是将起到区别意义作用的音的单位即“音素”及其形成的体系的研究置于语言学中心。也就是对音素来说,只有音的“不同”是重要的,而后从这一规定中导出了索绪尔的“差异体系语言”的观点[4]。影响结构主义的基本问题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表述的思想[5]:“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一个社会所接受的任何表达手段,原则是都是以集体习惯,或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原则。”索绪尔强调了词并不指向实在的对象本身,词义是由符号之间的排列或者形状的差异所决定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是表述了全部语言都是这样的符号差异系统。

    但是对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的方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影响最深的是音位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克布森(Jakolson)[6]。他于1939年初,在美国与雅克布森的相遇,接触到了结构语言学有关的思想。

    雅克布森赞同索绪尔的观点,即音素不反映什么说话者的心理状态,而是对听话者的听取能力有作用,且机能是在无意识的过程中被实现的这一观点。列维—斯特劳斯也试图在这个框架下寻找人类社会的结构性的组织原则。他在给雅克布森在“1942-1943在自由高等研究院”开的讲座中的序文中表述[7]:“同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一样,正是承认了语言活动可预见在无意识的层次起作用的心理机能,人们才能超越现象的连续性,一般地表达到脱离说话主体、思考主体意识的‘组织原理’的不连续性。”像在作为现象的音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发现音素及“辨别特性”体系一样,在社会制度及文化的深处也必须研究其“组织原理”即明确却又无意识的秩序。雅克布森(Jakolson)确认了经常被引用并获得广泛承认的索绪尔所定的“音素”的性质。即“音素首先是对立的、相对的、消极的实体”。但是雅克布森主张音素应该是可以分解成更小的单位[8]。从1938年到1939年,雅克布森的研究的深化在于,搞清了对这样的音素的“辨别特性”的分析对于子音也是可能的。雅各布森在《语言的基本原理》中解释语音的区别性特征为:“语言分析逐步把复杂的言语单位切分到具有一定意义的最终成分即词素,再把这些微小的意义载体分解到它们的最终成分,可以区分词素。这些成分就叫做区别性特征。每一个区别性特征都是一个对立的两项中的一项,这种对立有特殊的区别特性,和所有其他对立的特性都不相同。”[9]

    音位的区别性特征具有二元对立的性质,雅各布森将所有的子音都根据一定的“辨别特性”的有无这一二元关系而被体系化。列维-斯特劳斯探讨组成原始部落亲属关系的普遍规则的论述中,采纳了音位的区别性特征所具有的二元对立的性质。基于结构语言学的意义,他将亲属关系看成是一种语法结构。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一系列考察,列维-斯特劳斯形成了以《亲属的基本结构》为核心的结构主义人类学[10]。

    作为语音的“声音”结构鲜明的音韵论,雅克布森在《关于音与意的六章》的《音韵论的诞生》一章中,强调的“人说话是为了有人倾听”、“人努力要让人倾听,是为了得到理解”的语言的这种目的论的存在[11]。在雅克布森这一“教导”的启示下,列维-斯特劳斯将作为主题设定了的亲属关系论与结构语言学作系统地结合的工作[12],且列维-斯特劳斯于1947年完成了《亲属的基本结构》(1949年刊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13],他否认了摩根在进化论体系中,把生物学事实当作人类的认识的结果来看的观点;同时也否认了马林诺夫斯基等把由父、母、子女形成生物学上的家庭作为亲属关系论基础的立场。在比较早期的研究中所写的1945年的论文《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中他写道[14],

    亲属名称形成体系,自路易斯.H.摩根以来就清楚地得以认识了。与此相反,这些体系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依然一无所知。由于误解了作为出发点的这一状况,亲属名称结构分析的大部分完全陷于同一词语的反复。它们证明了一些不言自明的东西,而将未知的东西却原样放在一边。

    他的亲属关系论是与雅克布森的思想相互对应的关系。他认为雅克布森关于语言所指出的,与他关于亲属关系、结婚法则,此外还有关于一般社会生活所感觉到的,是相对应的。对应该称为亲属关系体系的目的论性质的考察,在《亲属的基本结构》的第一部第一篇《交换的基础》全篇中进行了讨论,其各个要点处都尝试了与语言学的对话[15]:

    列维-斯特劳斯由堂表兄弟姐妹为基点导入了新的体系化,是与雅克布森的教导相呼应的、作为相互沟通的人的存在[16]。列维-斯特劳斯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一直是亲属关系分析中的问题点的舅舅这一位置上,同时针对“亲属关系和功能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关系中正是舅舅与其姐妹——母亲,父亲和孩子这四者的组合才被看作“基本单位”,进而作为乱伦禁忌的直接结果,表现在交换的互酬性方面[17]:

    正是舅舅放弃他的姐妹交给父亲,孩子才能出生。正是乱伦禁忌才是使以交换女性这种形式进行沟通成为可能的条件。

    列维-斯特劳斯解释的乱伦禁止,也是从互酬性着手的,他如同讨论语法结构一样,论述乱伦禁止是指在人类社会,男性为得到女性,只有从别的男性处去得,后者或以女儿、或以姐妹的形式将女性让渡给前者[18]。

    列维-斯特劳斯对比了由生物学决定的(孩子不能选择父亲)和得以借助于恣意的选择的婚姻关系(结婚对象能自由选择),将乱伦禁忌定位为限制后者的恣意性的规则[19]。此外,他还指出,此种禁忌式的否定性的规则中默默地包含了“和家族以外的人结婚”的肯定性命令即外婚制的规定。这样,乱伦禁忌表现为“我能得到妻子的事实,最终只是妻子的兄弟或父亲对她死心这一事实的结果”的交换相一体的现象[20]。列维-斯特劳斯在《亲属的基本结构》中,论述了互酬性不仅仅是相互交换什么有价值的“物品”,女性也被视为交接对象。因为“如果不是有邻居也一样死了心的条件,我就不会对自己的女儿或姐妹死心”。在《亲属的基本结构》中,必须追求的不是具体的表现方式的多样性,而是原理的单纯性[21]。在从现象的多样性的根基里探求单纯的原理的这种方向上,体现了列维-斯特劳斯对雅克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的运用。

    列维-斯特劳斯讨论了双分组织中的组与交*堂表兄弟姐妹婚的密切关系[22]。他发现,组组表示的是明确显示社会全体中可能通婚的范畴的“总体性的”规则,相对于此,如同交*堂表兄弟姐妹婚是显示对某个个体来说的个别的、可能通婚的范围一样,它们各自成了互酬性原理的不同表现,因此,他将互酬性作为从现象的多样性的根基里探求出来的单纯的原理,从而他认为像各种各样的尝试所做过的那样,论述乱伦禁忌、交*堂表兄弟姐妹和双分组织的历史上前后关系或因果关系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无非是支持互酬性的交换的精神结构在不同层次上的发现而已。这样,包括在双分组织里的问题可以分成由交换产生的同一结构的个人间关系层次上的表现和社会全体层次上的表现。

    他认为固有的社会学的错误与固有的语言学的错误一样,只考察了项而没有考察项的关系[23]。在这一点上,他认为与语言相比的亲属关系的“功能”,无非就是通过将女性给予他人,又从他人处得到女性所进行的交换或者是交流。为了使这种交换关系成立,人们必须自动互相放弃近亲的女性。即禁止乱伦和作为交换的亲属关系成立是同时的或是同样的[24]。

    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的观念上最初彻底研究的是亲属关系的领域,他从三个方面研究“结构”[25]。即,第一,“女性的授受这一广义上的交换行为是由于人类怎样的精神结构而成立的”这一意义上的“精神结构”;第二,“作为交换行为的通婚关系是怎样形成叔伯舅舅、父母、孩子这些个人间的关系的”这一“关系群”的结构;第三,交换关系作为集团范畴间的关系所表现的“社会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解释的“精神结构”是[26]:第一,作为规则的规则的必然性;第二,作为能统一自己与他人的对立的最直接形式的互酬性概念;第三,从某个个人到别的个人的有价物品的移动将二人变成伙伴,给予有价物品以新的性质的这种赠予的综合性质。

    在“关系群”的结构的解释上[27],列维-斯特劳斯用+和-的符号来表记视作关系项的各人组成对的关系(夫/妻、兄弟/姐妹、父/子、叔伯/甥侄)的亲密与疏远,这种布置被当作一种假说式的结构。这种“态度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的观点在亲属关系的微观层次上不是基本家庭的封闭关系,而是从通过叔伯舅舅的存在组成通婚关系这一分析上的要求来构想的。作为亲属关系的基本单位被称为“亲属的原子”。正确的应有四种态度。“即充满爱情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由给付与反给付的这一互惠交换产生的关系;以及在这两种相互关系之上加上一是债权人的态度,相应的另一是债务人的态度的对应的两种单方面的关系”。即相等性=、互惠性+-、权利+、义务。这四种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对比,与由于婚姻中女性的“赠与”,使女性的接收者站在债务人的立场上而产生超越辈分关系的连锁这一观点相关。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样被决定的+与-的符号的分布,给堂表兄弟姐妹间关系中的交*堂表兄弟姐妹和平行堂表兄弟姐妹的社会区分打下了明快且直接的基础。+和+,-和-就是平行堂表兄弟姐妹,在+和-的对即交*堂表兄弟姐妹之间,通婚因为是抵消上一代产生的女性的授受债务的形式,所以是合适的

    列维-斯特劳斯在整个结构人类学的研究中都采纳结构语言学所明确的“对立”的二元的思想并将其用于亲属关系的分析的。他论述道[28]:作为原理,首先提出一种对立的意识。即与其说两种女性的对立,不如说是男性的对女性所能持有的两种关系之间的对立。比如说,被让渡的女性——姐妹或女儿与被获得的女性——妻子的对立,即血族女性和姻族女性的对立。我们还明确了获得的集团必须还礼,出让的集团可以提出要求的这种互酬性的结构是怎样从这一原始的对立中构筑起来的。其结果就是:我们确证了不论在哪个集团中,其中平行堂表兄弟姐妹们是处在静止的均衡状态、站在相同形式的立场的家庭的,与此相对,交*堂表兄弟姐妹则来自站在形式上相互敌对的立场、即处在动态的不均衡状态的家庭。

    列维-斯特劳斯在“初版的序言”中叙述,亲属关系基本结构指的是,将社会的全体成员作为亲属处理,同时根据亲属的名称,将其分为能通婚的人和不能通婚的人两大范畴体系[29]。在此列维斯特劳斯如同明确了以通婚关系为轴来定义“结构”一样,确定了亲属关系即是交换关系,它与乱伦禁忌的观点贯穿了《亲属的基本结构》,成为新的体系化的基轴。《亲属的基本结构》的理论考察开始于将乱伦禁忌定位为人类这种生物的自然与文化的接点,或者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契机[30]:所有人类都是共通的、普遍的东西就是作为生物的人属于“自然”,而制度或是规则因“文化”的不同显示出多样性。由于乱伦禁忌被普遍观察到,并且带有“在规则中也是作为显著的规则”的性质,因此在这一点上它位于“自然”与“文化”的交*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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