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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性格难题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zt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2-9
弗洛伊德的性格难题
    整个的性欲而不仅仅是肛门情欲受到了威胁,威胁来自机体压抑的痛苦,这种压抑引起了人对直立姿势的适应以及对嗅觉意义的贬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忿然于这样的事实:"生命诞生于屎尿之间(interurinasetfaecesnascimur)……"因此我们会发现,生命新形式的机体防御系统伴随着直立姿势开始,一如最深的性压抑之根源伴随着文化发展而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

    我在上一章试图表明,早在临床心理学产生之前许久,克尔恺郭尔就敏锐地理解了人格和成长的难题,表现了卓越的天才。他预见了理论的某些基础,并且越过深入到信仰问题之内,由此接触了关于人的最深刻的理解问题。这一表述还需加以证明,这正是本书的任务之一。在我看来,这一证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是关于弗洛伊德性格难题的某种描述。弗洛伊德也象克尔恺郭尔一样把理论推到了极限,然而却没有进一步跨入信仰问题,其中的某些原因至少可以从他的性格中找到。:关于人之被造性的信条关于弗洛伊德在思想界引起的革命,最引人注目的事情之一是:我们仍然处于既不能消化又不能置之不理的局面。弗洛伊德主义者以对立的姿态站在现代人之上,宛如不满和责备的幽灵。在这种意义上,正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就象一位《圣经》中的先知、一位宗教偶像崇拜反对者,讲出了无人想听也无人会听的真理。布朗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真理的内容:弗洛伊德对人之基本的被造性不抱幻想,为此他甚至引证了圣·奥古斯丁。〔2〕在人之基本的被造性这一问题上,弗洛伊德显然感到与宗教的密切关系;而在其他方面说得温和点,他对宗教并无好印象。尽管他对任何宗教都没有好印象,但当涉及到人之基本天性这样根本的问题时,我们仍然能够把他与奥古斯丁式的克尔恺郭尔相提并论。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它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和斯多葛主义斯多葛哲学,古希腊-罗马时期兴盛起来的的一派思想,西方文明史册上最崇高最卓越的哲学之一。鼓励人们参与人类事业,相信哲学的目的是提供使人内心平静并坚信道德价值的行为方式,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揭示宇宙秩序的恒常性和坚强不变的价值源泉。当代哲学中对全人类全宇宙之关系的注重、对理性的注重等等,均属于斯多葛哲学的传统。历史上,这一传统相继不断;根据《反抗死亡》全书的哲学倾向与边码第251、265页等以及此处的具体内容可知,贝克尔在有关各处参照的,主要是古罗马时期的后期斯多葛学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爱比克泰德(约55-约135年)认为:哲学主要应该研究"如何自如地处理愿望和厌恶的问题"。真正的教育是要告诉人,只有一样东西完全属于个人,那就是自己的意志或决心。他信奉两句格言:1、撇开意志,就无所谓好坏;2、人不能预见或指挥事件,而只能明智地承受这些事件——译注仍然是其思想中最有当代性的成分:这种悲观主义植根于现实和科学事实之中,但是它所说明的问题却要多得多。弗洛伊德执着于人的被造性,在人性问题上,这自然几乎完全解释了他何以要坚持本能主义,因为本能主义对什么是错的所进行的解释,其依据就是理论。与此同时,对这种理论稍加扭曲,就像最先由兰克现在由布朗所提出的那样,对被造性的的强调,就作为关于人格的不朽洞见产生出来了。

    关于第一点——即弗洛伊德对作为本能行为的被造性的坚持——荣格在其自传中作了迄今为止算是最好的揭示。荣格回忆了两件事情,它们分别发生于1907年和1910年。那时他发现自己再也不能保持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了,因为他再也不能遵循弗洛伊德性欲理论的先入之见了。下面让我在某种程度上用荣格自己的话来报道1910年维也纳会晤时思想史上这一重要的冲突:我至今还能生动地忆起,弗洛伊德怎样对我说:"我亲爱的荣格,请答应我绝不要放弃性欲理论。这是最本质的事情。瞧,我们必须使它成为一个信条,一道不可动摇的防线。"他非常激动,用父亲般的嗓音对我说这些话。"我亲爱的孩子,答应我这件事情,每个礼拜天都上教堂去。"我惊讶地回答说:"一道防线——防御什么?"他答道:"防御黑色的泥石流。"他踟蹰了一会儿,然后补充说:"神秘主义的潮流。"……看来,弗洛伊德用"神秘主义"一词所指,实际上就是哲学和宗教——包括正在崛起的当代灵学——所了解的关于精神的一切。

    关于较早的1907年的会晤,荣格披露说:最终,我极为怀疑弗洛伊德对灵性的态度。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个体身上或艺术品之中,都有灵性表现出来(在理性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意义上)。弗洛伊德怀疑这一点,并暗示灵性是被压抑的性欲。任何不能直接解释为性欲的东西,他都归之为"精神性欲"。对此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一假说及其逻辑结论将导致对文化的毁灭性判断。因为要是那样,文化就会显得只不过是一场闹剧,是被压抑的性欲之病态产物。"是",他同意说,"事情就是如此,而这正好是命运的祸根,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毫无疑问,弗洛伊德在感情上极度陷入了他的性欲理论。只要谈到这一理论,他的嗓音就会变得急躁,几乎是焦虑……一种奇怪的、十分激动的表情浮现在他脸上……〔3〕

    荣格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因为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他认为弗洛伊德放弃了自己正常的、批判的和怀疑主义的姿态:对我来说,性欲理论跟其他许多推测性的思想一样,只是一种神秘的学说,或者说只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说,在我看来,一种科学的真理是这样一种假说,它在某个时期内可能暂时合用,但不应被视为一种永恒的信仰加以保留。〔4〕

    弗洛伊德的态度使荣格感到不可理解和厌恶,而今天我们十分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显然,弗洛伊德抱有一条最强烈的信念:他真正的才能、他最隐秘和最珍视的自我形象、以及他真正的才能所肩负的使命,乃是要宣讲出关于不可言说的人之处境的真理。他把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视为本能的性欲以及为之服膺的本能的攻击性。"当我们不得不向人们说明之时,他们不就会大吃一惊吗!"——1909年在纽约观望摩天大楼时他向荣格这样喊到。〔5〕真正"神秘的"东西是关于人之基本的被造性的任何谎言,是想让人成为至高无上的灵性的创造者、把人与动物从本质上划开的任何企图。这种自欺和自大的"神秘主义"深深植根于人的心灵之中,是一种沾沾自喜的社会化产物。它充斥所有的思潮、所有的说教,无论它们属于世俗还是宗教。很久以来情况就一直如此,以至模糊了人的真实动机。直到现在,学才独自对这一古老的面具发起攻击,并凭借建立在不可动摇的防线之上的相反信条,对之给予了粉碎性的打击。唯有这样的信条才能施以这样的打击,因为自我欺骗这个敌人是如此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又是如此地可怕。正因为如此,我们有感于弗洛伊德最初对荣格的恳求,也有感于他后期著作——如从本章引言所见——之严肃、精神和科学的揭示。弗洛伊德的一生是一致而完整的一生。

    然而,我们今天也很清楚,关于上述信条,正如荣格和阿德勒一开始就正确地看出,弗洛伊德犯了错误。人并无内在的性欲和攻击本能。今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事情,我们的时代出现了新弗洛伊德主义;我们明白了,弗洛伊德执着地献身于对人之被造性的揭示,他并没有错。这反映了真正的天才的直觉,即使上述情感之特定的理智对应物——性欲理论——被证明是错了,仍然没有否定他的天才。人的躯体是"命运的祸根",而文化则建立在压抑之上。这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设想的仅仅因为人是性、快感、生命和扩张的追求者,而是因为人从根本上也是死亡的逃避者——根本的压抑是死亡意识而不是性。正如兰克一本书又一本书所揭示,也正如布朗最近再次提出,关于学的新观点认为:"死亡压抑"是的关键概念〔6〕。这是关于人的被造意义,这是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对于人这种自我意识的动物特有的压抑。弗洛伊德看出了这一祸根,并且以他随时准备奉献的全部力量,把他的全部生命投入了揭示这一祸根的工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没有找到这一祸根之精确的科学解释。

    这就部分地向我们指明,为什么弗洛伊德一生都在人的动机之主要源泉这一问题上与自己对话。他执着于自己的工作,试图发现更清晰更惊人的真理,然而这真理却总是好像变得更为隐蔽,更为复杂,更难把握。我们赞美弗洛伊德,赞美他严肃的献身精神,赞美他改正错误的意志、以及对自己某些决断的具有典型风格的保留态度,赞美他始终坚持对自己所喜爱的概念展开评析。但是请阅读P.罗茨恩的洞见,他指出了弗洛伊德是以如何自信的态度来使用风格的。见《兄弟动物:弗洛伊德和托斯克(Tausk)的故事》(伦敦:A.莱恩(Lane),企鹅出版社,1970年),第92-93页——原注我们赞美他的含蓄、他的谨慎、以及他的怀疑,因为这些态度使他成为比一般人更为成熟的科学家,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无限多样性。只不过,我们的赞美出于另一种逻辑。弗洛伊德一生的扭曲有一个基本的原因:他从未干干净净地离开过性的信条,从未清楚地承认:死亡恐惧是基本的压抑。弗洛伊德的第一大勉强:死的观念用弗洛伊德的著作作为证据来追踪上述难题,会将我们引入极其复杂的问题之中。我们早些时候曾提及,在其后期工作中,弗洛伊德离开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狭隘性欲公式,更多地转向了生活自身的本质,转向了人之生存的普遍问题。我们可以说,他离开了文化性的父亲恐惧理论,转向了一种自然恐惧理论。〔7〕然而正是在这里他表现了犹豫。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成为一个生存论者,而是继续局限在他的本能理论之中。

    看来,在弗洛伊德内心有着一种确定的勉强。由于基本上不想深涉他的著作,因而我想通过一个关键的观念来揭示这种勉强。这一观念在其后期工作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那就是"死亡本能"。对于我来说,一旦阅读了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有关这一思想的导言,下述结论就不可避免了,那就是:"死亡本能"是修补他的本能理论或所谓力比多理论的一个企图,弗洛伊德不想放弃这一理论,但是,对于解释人之动机这一任务,这一理论当时已变得十分累赘,难以自圆其说。它渐渐难以支持关于梦的理论诡辩,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的梦甚至焦虑的梦,都是愿望的满足。〔8〕本能理论也渐渐难以支持的基本之主张:人是一种纯粹追求快乐的动物。〔9〕同样,人的恐惧、人与自己及他人的斗争,并不容易解释为性欲和攻击性之间的本能冲突。如果认为激励个体的东西是爱欲、力比多以及寻求自身满足和扩张的原始生命力,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10〕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新思想具有这样一种作用:它赋予人之恶以更深刻的机体基础,使其不仅仅限于与性欲相冲突的自我。他现在认为,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指向死亡的冲动——就像也存在着一种指向生的冲动一样;据此,他可以用一种新的然而仍然是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凶暴的人之攻击性、恨、以及恶。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人的攻击性产生于生之本能和死之本能的融合。死的本能代表了机体的死的欲望,不过,机体能够通过向外重新调整其死亡冲动而从中得到解脱。接着,死的欲望被毁灭的欲望所取代,人通过毁灭他人而战胜自己的死亡本能。因而,这里又产生了一个简单的二元现象,它使力比多理论更为简洁,因而被弗洛伊德用作其主要的预见性工作之防线。他声称:人根深蒂固地属于动物的王国。这样,弗洛伊德仍然能够保持对生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基本忠诚,保留他对一种完全的和简单的还原主义心理学科学的希望。〔11〕

    应该承认,通过讨论人怎样以毁灭他人来缓和死亡本能,弗洛伊德确实找到了人之死亡与人类自相残杀的关系。然而他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不断把本能强行引入对人之行为的各种解释。我们又一次看到错误的解释与真知灼见的混和是怎样使弗洛伊德如此难以理解。他似乎始终不能达到真正直接的存在主义解释水平,一直不能以人对死亡的反抗——而不是人对死亡的内在冲动——为基础去确定人的连续统一体及其与较低等动物的差异。人之攻击性的可畏性,被爱欲所控制的动物在屠杀其他生物时的快感,本可以从他的理论得到甚至更为简单和更为直接的解释。〔12〕屠杀是一种生物之局限性的符号性解决,它产生于生物学层次(动物焦虑)与符号层次(死亡恐惧)两者在人这种动物内部的融合。正如我们在下一节将看到,兰克对这一动力机制作出了迄今最为出色的解释,他认为:"屠杀和牺牲他人减轻了自我的死亡恐惧;通过他人之死,人以死亡和被害者为代价赎到了自己的自由。"〔13〕今天可以毫无风险地把弗洛伊德关于死亡本能的扭曲公式弃置于历史的灰尘之中。除非一位献身的预言家为了在理智上保持其基本信条的完整性而付出巧妙的努力,这些公式再也不会显示出什么魅力。但是,我们从弗洛伊德关于死之难题的工作中所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就重要多了。不管弗洛伊德怎样偏好地关于死亡、关于儿童之绝望处境、关于对外部世界之真实恐惧的思想,在其自身体系中,他仍然不必赋予它们以中心的位置。人根本上是快乐的追求者,弗洛伊德不必修改自己这一观点,而去说人是被吓坏了的、逃避死亡的动物。他只须指出:人无意识地携带着死亡作为他之生物性的一部分。把死亡视为"本能"的这一发明,使弗洛伊德能够把死亡恐惧——作为一个关于自我之神秘性的基本的人的问题——置于他的公式之外。他不必说:如果有机体在其发展过程自然携带着死亡因素,那么死就会受到压抑。〔14〕在这一表述中,死并非一个普遍的人之难题,远远不是那基本的人之难题,而是——兰克如此简洁地表述说——"从一个并非所希望的必然性魔法般地转化到一个急欲达到的本能的目标。"兰克补充说:"这一思想体系之令人安慰的性质,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不很站得住脚。"〔15〕他接着指出,弗洛伊德用"死的难题"代替了"死的本能":……甚至当他终于考虑不可逃避的死之难题的时候,他仍然试图依据自己的意愿赋予它以新的意义,我们这样说是因为:他所谈论的是死亡本能而非死亡恐惧。同时,他在别的地方——在不那么令人恐惧的地方——又抛弃了恐惧自身……〔他〕把普遍的恐惧变成了特殊的死亡恐惧(阉割恐惧)……〔接着又试图〕通过性的自由来治疗这种恐惧。〔16〕

    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对学的精采批判。兰克哀叹说:

    只要一个人曾经执着于这种现象,他就不可能理解,一种关于死亡冲动的讨论,何以会以这种程度去无视普遍的和基本的死亡恐惧——就象文献所显示的一样。〔17〕

    直到30年代后期和二次大战,在关于死亡恐惧的问题上,学的文献仍然什么也没讲出来。兰克揭示说:疗法本来就不可能科学地治疗生和死的恐惧;不过正象它自己所论证的,它倒可以治疗各种性的难题。〔18〕

    但是,与我们的讨论更有关联的问题是:死亡本能的发明是否从弗洛伊德个人对于现实的态度中揭示出了什么东西。兰克认为的确如此。他提到死亡本能的"威胁性"的本质——人们必然断定,这威胁性并非仅就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而言。另一位作者也认为,死作为生的一种自然目标的思想,极有可能带给了弗洛伊德某种满足。〔19〕因而,我们下面要讨论弗洛伊德的个人性格以及有可能从中得出的启示,特别是有关最根本和最令人害怕的人之问题的启示。

    幸运的是,多亏E.琼斯心怀敬爱之情的传记性工作,我们有了关于弗洛伊德其人的出色描绘。我们了解了他终身的偏头痛、他的口腔癌、前列腺病、便秘以及对雪茄的酷爱等等。我们了解到他对身边的人是如何心存疑虑,他怎样希望别人对他保持忠诚,承认他作为思想家之长者地位和优先地位。我们也了解到他对阿德勒、荣格以及兰克这样的离异者是如何地偏狭。例如,他对于阿德勒之死的评价是那么讥诮和刻薄:对于在维也纳郊外长大的一个犹太男孩,死于阿伯丁(Aberdeen)本身就是一种足够离奇的经历,也是他走得太远的一个证明。对于他作为反学家的工作,世界的确给予了丰富的报酬。琼斯的传记特为描述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而撰写,它以其所有可信赖的丰富细节对弗洛伊德作了描述。然而今天普遍认为,这本传记很难作为关于弗洛伊德其人的盖棺定论。弗罗姆在《弗洛伊德的使命:弗洛伊德人格和影响之分析》一书中极为尖锐地表明了这一点。最近罗茨恩运用更多的其他发现重新检查了琼斯的记载,并为我们提供了弗氐较为全面的"人"的形象。请参考他的重要著作《兄弟动物》,特别应该把弗洛伊德对托斯克的评论(第140页)与此处对阿德勒的评论相比较。后面我们将更多地介绍罗茨恩对弗氐性格的洞见。关于弗洛伊德其人的另一杰出描述,见于庞纳(H.W.Puner)的优秀批评传记:《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精神》——原注

    特别在其早年,弗洛伊德疯狂地工作。这种疯狂需要某种工作气氛——而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以自己的工作为中心,用一种确属父权式的方式建立了家庭关系。每次讨论之后,他都安排了午餐。在这种午餐上,他习惯于保持沉默,而又要求人人出席;如果有人缺席,他会用叉子向玛莎(Martha)示意询问此事。他女儿安娜(Anna)绝对专一和顺服的态度甚至使他自己也感到吃惊,因而他把安娜送去接受,似乎他并不了解自己在家庭中的伟大地位必然会使身边亲人惊讶而哑口无言。我们知道,如果他安排长时期的假期旅行,那么他宁愿选择兄弟也从不要妻子同行。他自己的生活安排反映了他自己的使命感和历史宿命感。这一切并无甚么特别之外,它们不过是有关一位伟人的有趣的闲话。我提及这些事不过想表明,弗洛伊德与别人相比既不更好也不更坏。看起来,他比大多数人有更多的自恋倾向,这要归因于他母亲的教养。他是他母亲高度关注的焦点,是母亲所珍视的希望。她母亲一生都称他为"我金子般的西吉"。他整个生活方式是他成长道路的戏剧性的结果。当然,正如他自己指出,母亲的态度给他以某种特殊的力量。弗洛伊德身患不治之症,以令人赞叹的冷静和忍耐力经受着可怕的痛苦。但是也可以说,这真有那么了不起吗?有人曾向他赞扬F.罗森茨维格全身麻痹后所表现的勇敢的承受力,弗洛伊德回答说:"除此而外他还能干什么呢?"这句话可以反过来用于他自己,正如也可以用于所有为疾病所折磨的人。当然,弗洛伊德一心献身工作,严格限制镇痛药剂,坚持写作直到去世,但是西梅尔(G.Simmel)不也是身怀绝症坚持到底吗?他也拒绝使用药物,因为那会使思想迟钝。然而却没有人认为西梅尔具有一种特别强大的人格。自认为历史人物,这需要不同凡响的勇气。这种人的自我形象决定了他们对工作的献身,工作会使他们不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痛苦呢?我认为,公正的结论是:所有这一切几乎完全没有使弗洛伊德与常人两样。自我中心主义的弗洛伊德,在家中发号施令、让家庭围绕其工作和野心旋转的弗洛伊德,在人际生活中试图影响和控制别人的弗洛伊德,想得到特别尊敬和忠诚的弗洛伊德,不信任别人、以尖刻的语言打击别人的弗洛伊德——所有这些都说明弗洛伊德是一个常人,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才干、方法和能力实现自己目的的常人。

    但是,弗洛伊德几乎完全没有"急功近利"的味道,并没有浅薄地一头扎进生活之中。在刚才那些方面他是常人;但是在一个大的方面他却不同凡响,直接表现了他的天才:他具有极为优秀的自我分析精神,他揭开了自身压抑的帷幕,他终身都在试图说明自己最深刻的动机。前面曾经提到死亡本能对于弗洛伊德个人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众所周知。与大多数人不同,弗洛伊德意识到死是一个极富个人性的、隐秘的难题。他终身为死亡焦虑所困扰,承认自己无时不刻不在思考死亡问题。死亡对于人类的生存显然不同寻常,我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对弗洛伊德特殊的现实取向,对他的一个特殊的难题,作出公正的探讨。如果从这里得到了某种线索,我们就能用以说明其工作的全部结构以及可能的局限。弗洛伊德的经历似乎显示出与死亡之难题打交道的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可以看作是相当常见的强迫性方式,即一种巫术般的思想游戏。例如,他似乎终身都在考虑自己的死期。他的朋友弗莱斯(Fliess)与数字有着神秘的交道,弗洛伊德相信他的想法。弗莱斯预言弗洛伊德将在51岁死去,弗洛伊德相应地"认为,他较有可能在40岁以后死于心脏破裂"。〔20〕平安度过51岁后,"弗洛伊德接受了另一个迷信——他将死于1918年2月"。〔21〕弗洛伊德常常向他的学生谈到自己的衰老,谈到自己死期已近。他特别害怕死于母亲之前,想到母亲会听到自己的死讯,他感到恐惧,因为那会使她极度悲哀。他也害怕死于父亲之前。还在年少时,弗洛伊德就习惯于用"别了"给朋友们道别。怎些理解这一切呢?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现象,是把握死亡难题的表面的方式。以上所有事例都可以概括为"形象控制的游戏"。弗洛伊德对母亲的考虑似乎是明显的心理转移和合理化:"我的死不会使我害怕;使我害怕的是,我的死将会使她悲痛。"死后的虚空使人恐惧,人不容易承受这种恐惧;但人可以承受他人对自身之死的悲痛。人紧紧抓住他人的形象,代替对自身——作为正在走向死亡的对象——失落之赤裸裸的恐惧的体验。弗洛伊德上述言行的本质十分明显。

    然而,弗洛伊德对于极为含混复杂的死亡难题的反应却另有一面。据他的传记作家琼斯所说,弗洛伊德周期性地受到焦虑的袭击。在这种袭击中,焦虑集中体现于对死亡和铁路旅行的真正的畏惧。〔22〕当死亡恐惧袭来之时,他会产生关于自身之死和诀别场面的幻觉。〔23〕与关于死亡的强迫性的、巫术般的思想游戏相比,这是极为不同的事情。在这里,弗洛伊德似乎摆脱了自身之死的思想压抑,并以充分的情感焦虑作出了反应。当然,对火车的焦虑有一种轻度的转移作用,但正如琼斯所说,并没有到恐怖症那样不可控制的程度。〔24〕

    通过这一推测,我们马上看到了各种问题之所在。面对着文字的媒介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可能对上述那些事情有真正清楚的了解。而且,我们恰好不知道,大脑与情感的相互作用如何,语言在与现实和压抑打交道时可以达到怎样的深度。有时,在意识中承认某种思想,完全就是生动地体验这一思想;而在另一些时候,甚至认同一种深刻的焦虑,可能也并非对这种焦虑的实际体验,至少不是深刻的体验,不是对令他人苦恼之物的体验。学家谈论焦虑而不带感情,承认死亡焦虑而又没有某种较深层次的体验,这可能吗?死亡和诀别的幻觉能够与死之真情实境中绝对无力的感觉一样深刻吗?甚至对于最深刻的焦虑,在什么程度中可能产生部分的合理化作用呢?或者,这些关系是否随着生命的不同阶段以及所经历的压力而变化?关于弗洛伊德的这些问题不可能有清楚的解答。关于他对死亡难题的不同反应方式,琼斯自己也大为迷惑不解——一方面,是焦虑的袭击;另一方面,是英雄主义的等闲视之。琼斯力图理解这些方面,他认为:弗洛伊德总是以完全的勇气面对生活中任何一种真正的危险,这表明,对死亡的神经症性质的畏惧,必然比表面上有着更多的含义。〔25〕一个人可以象弗洛伊德那样直面一种已知疾病的真实危险,尽管这并非必须。疾病给人一个对象、一个对手,给人以据之振作勇气的某物。疾病和走向死亡的过程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卷入过程,但是彻底消失到忘却之中,在世界上留下一个虚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然而,琼斯的描述提供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真正线索。我认为,这是因为琼斯指出了:死亡的事实和死亡的证实之间存在着差异。人的整个生命是一种方式或描述,人试图据此反抗被忘却的命运,以符号的方式超越死亡;因而人常常接触不到其死亡的事实,因为他能够将死亡包裹上一层更大的意义。以这种特征为基础,我们就能对弗洛伊德的死亡焦虑作出一些可理解的讨论,通过弗洛伊德之更大型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线索,而不是通过对其思想情感如何联系的徒然的推测,我们可以努力去发现那使他苦恼的东西。弗洛伊德的第二大勉强关于弗洛伊德对现实的态度,有一件事情最引人注目。似乎,他和许多人一样,也有着深深的妥协性或者说让步性。他不会向环境或他人屈服。他努力保持自己的重心,既不放弃自己的重心也不让它有所漂移——从他与自己学生和离异者以及外界威胁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纳粹占领期间,他女儿对他们为何不自杀感到不解。对此,弗洛伊德极富个性地回答道:"因为这正是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但是,弗洛伊德关于妥协有着矛盾的感情。许多线索表明,他对此并不十分严肃。他在1918年2月所说的一番话十分典型。那是他为自己预定的死期,然面却安然渡过了。他说:"这表明,可以寄于超然之物的信任是多么可怜。"〔26〕这是一个有力的例子,它表明,在更大的规律和力量面前,人对待妥协或让步的事情可以怎样玩世不恭;不过在这里,玩世不恭还只是在头脑中不诚实地进行,而在情感上仍同时保持着距离和不妥协。然而另外一些报道表明,弗洛伊德对妥协性所持的不严肃态度不仅仅是思想上的问题,他实际上是急于转移自己的重心。在一次关于灵魂现象的讨论,琼斯说:"如果漂浮在虚空中的精神过程可信,那么天使也就可信。"这时,弗洛伊德以这样的评论中断了讨论:"完全如此,甚至包括仁慈的上帝(derliebeGott)。"琼斯指出,弗洛伊德的话以戏谑的、略带点迷惑的语调表达出来。然而,老师引出了上帝信仰问题却没有表示坚决的否定,这显然使琼斯感到不解。他写道:"……当时他的眼光中还有某种想要探讨的意思,而我却不很愉快地离开了,担心他还会讲出什么更严肃的话来。"〔27〕

    另一次,弗洛伊德遇见一位已故患者的妹妹,她与死去的兄弟极为相似,这时弗洛伊德头脑中掠过这样的想法:"果然如此,死者确能生还。"齐尔伯格在他有关弗洛伊德与宗教的重要讨论中,对这一插曲和弗洛伊德对超自然之物的整个矛盾态度作了下述评论:尽管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说,这一想法马上引起了一种羞耻感,但下述事实仍然不可否认:他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情感"倾向",这种倾向时而像是一种迷信,时而像是一种信仰,相信人在这个世界上其生理方面所具有的不朽性。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竭力反对他自身内部的某种精神倾向……他似乎一直处于探究和痛苦的内心冲突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实证主义的学者(意识的)和潜在的笃信者(无意识的)进行着公开的战斗。〔28〕

    齐尔伯格接着得出了关于这些精神倾向的结论,他的结论支持我们的看法——弗洛伊德怀着情感上的矛盾,以妥协于超验的力量而自娱,他一直在这方面受到强烈的诱惑。齐尔伯格说:这些倾向通过众所周知的扭曲和节外生枝的机制来维持它们自己,弗洛伊德自己曾把这种机制描绘为无意识和梦的特征。这种倾向采取了焦虑的轻微迷信的形式,采取了非自愿和非理性信念的形式——信奉一般行话所谓的唯灵论。〔29〕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在其性格所允许的可能范围内,表达了他的精神倾向,然而却并未被迫表明这种性格的基本的根底。他最有可能对普通迷信作出让步。我认为,这一结论已不只是仅以琼斯的报道为根据的争论了。然而,我们也看到弗洛伊德本人令人信服地承认了这一点:"我自己的迷信自有其根源,那就是被压抑的抱负(不朽)……"〔30〕这就是说,它根源于超越死亡的严格意义的精神难题。这一难题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是典型的〖ZZ2〗抱负的难题,是奋斗的难题,而不是信任或妥协的难题。紧接着的合乎逻辑的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那使得妥协或让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如此矛盾、如此困难的东西是什么呢?同样一个原因还使问题显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妥协或让步就是使自己苦心经营的重心陷于崩溃,就是解除防御和人格保护层,就是承认自足能力的缺乏;而这苦心经营的重心,这防御,这保护层,这假定的自足,正是从童年到成年整个投射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顾第三章的讨论:人为自己确定的基本任务是努力成为自己的父亲,对此布朗出色地谓之"俄狄浦斯投射"。自因热情是一种有力的幻想,它掩盖了人根本性的生物性的不满;或者说,人为了确保其生命的胜利而绝对地缺乏真诚,而这一点以其自身能量为基础。我们现在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把这称为自因热情。没有什么被造物能确保生命的胜利,而人能却幻想达到这一目的。自因投射的情感冲突根源在于它所窥见的始终存在的现实威胁。人始终觉得自己在根本上孤弱无能,但是他必须反抗这一点。父母总是投下阴影。那么妥协的难题是什么呢?它代表的不是别的,正好是对自因投射的放弃,正好是对下述这一点的最深刻、最完全的整个情感的认可:自己内部没有力量去承受太多的经验。妥协就是承认:支持只能来自外部,而生命的理由完全只能来自某种自我超越的蛛网。在这种蛛网中,人同意把自己悬置起来——象摇篮中的孩子,渴盼着母亲的轻声哄慰与徒然的、有条件的赞扬。

    自因投射让人重新回到摇篮,因而,很难让人承认它是一个谎言。果真如此,那么它就必然向人索取试图逃避现实的代价。这使我们进入了有关弗洛伊德性格的讨论的核心。现在我们可更有针对性地讨论他对自身自因投射的实施,而且我们可以将这投射与他对威胁性现实的绝对反抗联系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弗洛伊德的两次昏厥,它们代表了基本的反抗——在威胁面前拒绝保持意识或者说不能保持意识。在这两次事件中,一位伟人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其中必然包含了关于他生命难题之中心问题的关键信息。幸运的是,我们有着荣格关于这两次事件的第一手报道,我愿在此详加引证。

    第一次昏厥(1909年)发生在不来梅,那时弗洛伊德和荣格正在赴美讲学的中途。荣格说,此次事件由于他谈到"沼尸"而间接引发:我知道,在德国北部某些地区发现了这些所谓的沼尸,它们是史前期淹死或葬于沼泽中的人们的尸体。那些沼泽的水含有腐殖醇,它消蚀了骨骼,同时却鞣制了皮肤,肤发因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我曾阅读过有关这些沼尸的资料,因而在不来梅忆起了它们,但是却出了一点差错,把它们与这座城市里用铅室保存的木乃依混淆起来了。我对沼尸的兴趣使弗洛伊德神经紧张。"你为何对它们如此关注呢?"他好几次这样问我,对此极为不快。在一次用餐时分,我们又谈到了沼尸,这时他突然昏厥了。后来他对我说,他确信,所有这些谈论意味着我对他怀有死亡意愿。〔31〕

    第二次昏厥(1912年)发生在慕尼黑的一次战略性会议上,这次会议使弗洛伊德有机会跟他的一些追随者相聚。荣格对这一次事和了如下报道:有人把话题转向阿美诺庇斯四世(埃赫那吞),阿美诺庇斯四世:前1379-1362在位,属古埃及第十八王朝——译注谈话的要点是,他对其父的否定态度导致他破坏了后者的纪念石柱。在他创造一神教的伟大功绩的后面,潜伏着一种与其父相关的情结。这件事情激发了我,我试图提出,阿美诺庇斯一直是一位有创造力的人和深刻的宗教家,他的行动不能用他对父亲的个人否定来解释。相反地,他保留着对父亲的光荣记忆,而他的破坏热情仅仅直接针对着亚蒙神亚蒙神:埃及主神,原义的司生殖之神——译注的名字,所到之处他都破坏这一神祗,同时开凿其父阿孟和蒂(Amon-hotep)的纪念石柱。此外,别的法老却以自己的名字取代纪念碑或纪念石座上那些神圣的先辈们的名字。他们感到有权利这样作,这是因为他们都献身于同一位神。我指出,他们既未开创一种新的作法也没有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这时,弗洛伊德滑下座椅,昏过去了。〔32〕两次昏厥与弗洛伊德一般生命难题的关系关于这两次昏厥事件,许多敏锐的弗洛伊德研究者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弗洛伊德和荣格也作出了他们自己的解释。这个问题之所以吸引我,不仅因为它可能解开弗洛伊德性格之难题,而且也因为我认为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证实前五章所揭示的整个后弗洛伊德主义对人的理解。对一位伟人活生生的生活作出某种抽象,意味着获得了最清晰的理解。正是罗茨恩,他在自己最近杰出的阐释中,揭示出了这两次昏厥现象的本质含义。〔33〕象兰克一样,罗茨恩明白,运动从总体上来说是弗洛伊德个人独特的自由投射,这是他为实现英雄主义、为超越其脆弱性和人之局限性的个人手段。我们在后面几章将会看到,兰克向人们表明,真正的天才总会拥有一个别人所没有的巨大难题。他不得不从他的劳作挣得自己作人的价值,这意味着他的工作负有重望,必须帮助他证明自己的意义。"证明意义"对于人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通过获得不朽的品质而超越死亡。天才重复着儿童自恋性的自大,他幻想通过"具体"的劳作去控制生死和命运。天才的出类拔萃也使他自己失去了根底。天才是不可预见的现象,他身上看不出来有任何不如他人之处。他似乎自发地涌现于自然,可以说有着最纯粹的个人独特的自因投射:他的确是既无家底又无生父。正如罗茨恩指出,弗洛伊德如此远离其自然家庭而翱翔,以至无疑会耽迷在自我创造的幻想之中:"弗洛伊德经常产生这样的幻觉:他没有父亲、独自长大。"〔34〕罗茨恩卓越地指出,如果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儿子,他就不能成为自己的父亲。自然出生的儿子们当然不在考虑之列,因为他们没有"天才的不朽素质"。〔35〕这是一个完美的表述。因此,弗洛伊德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家庭——运动——这可以成为他的本能的不朽工具。在他辞世之后,这一运动的天才会为他确立永恒的记忆,在人们的头脑中为他确立永恒的身分,使他的劳作在人间永垂不朽。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天才之自因投射的难题。在一般的俄狄浦斯投射中,人内化了朝夕相处的父母和超我——总的说来就是文化。但是天才却不能进行这种内化,因为他的投射具有独特性,不可能通过父母或文化达到实现。特别是,天才之投射的产生,是通过对父母的否定、对关系的否认以及对权利的放弃,通过对他们所代表之物甚至他们本人的放弃——至少是在幻想中。放弃那一切是因为它们似乎并不能导致天才的产生。因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天才有着他格外沉重的罪过感:因为他在精神上和生理上都否定了父亲。这带给他焦虑,因为现在轮到他自己是脆弱的了,他现在无可依赖,在他的自由中形只影单。正如兰克所说,罪过感是一种恐惧。那么毫不奇怪,对于弑父的思想,弗洛伊德应该特别敏感。可以想象,弑父对于他是一个复杂的符号,其中包括由于在自身脆性中孤独不堪而引起的沉重的罪过感,包括对他作为父亲之身份的攻击,对作为其自因手段的运动的攻击——这实际上就是对他的不朽的攻击。一句话,弑父可以意味着他自己作为一种生物的无意义性。两次昏厥事件所表明的,正是这样一种含义。1912年左右,运动的未来正在被提上议事日程。弗洛伊德正在寻找继承人,正是荣格,被他自豪地遴选为接班人,将要成为他的"孩子",保证运动的成功和延续。弗洛伊德的的确确寄希望于荣格,后者在他生活中的位置是那么突出。〔36〕因而可以理解,单是荣格与这一运动的脱离,就可能引出弑父的复杂符号并象征着弗洛伊德的死亡,〔37〕这一点完全合乎逻辑。第一次昏厥事件后,弗洛伊德指责荣格对他怀有死亡意愿,荣格无疑会感到无辜,因为他完全没有这样一种意愿。他说:"这种说法使他惊奇不已。"〔38〕对于他来说,这是弗洛伊德的幻想,不过,这是些极为强烈的幻想,"它们是那么强烈以至可能导致了弗洛伊德的昏厥"。关于第二次昏厥,荣格说,当时整个气氛极为紧张。无论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弑父的幻想显然又在其中起了作用。事实上,当时整个午餐会见一直笼罩着敌对气氛。这是一次战略性的会见,它面临着队伍分裂的可能。琼斯对1912年昏厥事件作了如下报道:……当时我们正要结束午餐……〔弗洛伊德〕开始指责两个瑞士人——荣格和里克林(Riklin),说他们在瑞士期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却未提及他的名字。荣格回答说,他们考虑到这样作并无必要,因为事实早已众所周知。然而,弗洛伊德似乎已预感到一年后的争端,他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已得他把事情看得与个人声誉十分有关。突然,我们震惊地看到他滑倒在地板上昏过去了。〔39〕

    荣格对他与弗洛伊德之间敌对气氛的优雅否认,以及对瑞士期刊为何不提及弗洛伊德名字的解释,并不那么诚恳,很难说服人。甚至在否认怀有针对弗洛伊德的死亡意愿时,他也表现了他的竞争性。我为什么要希望他死呢?我已经知道,他并未阻碍我的道路。他在维也纳,我在苏黎世。〔40〕荣格一方面承认自己与弗洛伊德是师生关系;另一方面又企图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后者并驾齐驱。弗洛伊德当然能感到这是对其独特地位的一种威胁,相当于子女的反叛。〔41〕荣格当时正在离异,与瑞士学派一道形成一种敌对的威胁。那么对于"父亲"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这意味着什么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荣格对阿美诺庇斯四世创建埃及新宗教予以肯定,弗洛伊德恰好在其时昏厥过去——因为,那对于他整个一生的使命性工作是一个威胁。在弗洛伊德的咨询室中,在里屋的醒目之处,挂着一幅关于斯芬克斯和金字塔的油画。这对于弗洛伊德既非一种浪漫的形象,也非考古学的爱好。埃及代表着人类整个神秘和黑暗的过去,它是的研究对象之一。〔42〕罗茨恩说,在20世纪的和古埃及学之间,在阿美诺庇斯从石柱上刮掉父亲的名字和荣格在瑞士期刊上的所作所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荣格确实在攻击弗洛伊德的不朽。但是,这一攻击能为弗洛伊德所感觉到,却不一定为荣格所感到。显然,荣格对沼尸的谈论——正是它引起了弗洛伊德第一次昏厥——或许充分反映了他的生存焦虑。他耽迷于死亡的思想。可以想象,当时年轻的荣格正焦虑着美国的旅行,在他所景仰的一位人物面前谈论沼尸的问题,是因为想让这位思想家了解他的迷惑,后者或许会帮助他洞察沼尸、死亡和命运的神秘。我们还知道弗罗姆(他对荣格几乎不感兴趣)根据自己的诊断,认为荣格具有恋尸人格。以荣格在与弗洛伊德破裂时的一个梦为依据,弗罗姆相信,荣格确有着针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死亡意愿。〔43〕

    然而,所有这些推测都与主题无关,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弗洛伊德自己的知觉和难题。从这种角度来看,在第一次昏厥事件中有意义的事情是:荣格对沼尸的谈论是因为他混淆了木乃伊和沼尸而引起。因而,弗洛伊德两次昏厥中的焦虑都与同一主题有关,那就是埃及和弑父。在1909年历史性的旅程上,同样重要的事情还有:荣格之应邀赴美讲学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而并不一定与他和弗洛伊德的联系有关。他的确是一位公开的竞争者。琼斯和弗洛伊德的解释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弗洛伊德也试图作出自己的理解,考察这一点,将使我们更"深"地进入弗洛伊的知觉问题。关于第一次昏厥,琼斯与荣格的报道多少有些不同。琼斯认为,1909年事件的根本之处在于,午餐之间一场争论之后,弗洛伊德说服荣格放弃了对于忌酒的忠诚这意味着荣格放弃了对过去的老师布洛伊勒的忠诚。可参见弗罗姆:《弗洛伊德的使命》,三联书店,1986年,第58页——译注,"紧接着",弗洛伊德晕倒了。〔44〕后来1912年的事件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荣格和弗洛伊德之间本来存在着某种家族式的关系,一场出色的"父亲般的教导"之后,荣格变得"极为内疚,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全部批评",并且"答应改正"。弗洛伊德极为兴奋,因为他又战胜了荣格。琼斯总结说,这两次事件的特征都是,弗洛伊德赢得了对于荣格的胜利。〔45〕

    胜利和昏厥之间关系何在呢?只有通过弗洛伊德自己理论的天才,这一关系才能得到有意义的解释。我们在第四章看到,正是弗洛伊德自己发现了"败于成功"的思想,即当一个人真正达到了最高的胜利,常常就会感到一种无法减轻的负担,因为这意味着他在与父亲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那么,当弗洛伊德自己事后分析两次昏厥时,他无疑可以以一种探索和坚忍的诚实精神求助于他自己的理论。他解释说,在儿童时代,他常常希望他那尚是婴儿的弟弟尤利乌斯(Julius)死去,而尤利乌斯在弗洛伊德1岁7个月时果真死了,这给弗洛伊德留下了可怕的罪过感。琼斯评论说:事情因而似乎是,弗洛伊德自己就是他称之为"败于成功者"的一个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他的成功是击败了一位对手〔荣格〕,而他对小弟弟尤利乌斯死亡意愿的实现,则是这种成功之最早的例子。人们由此会联想到弗洛伊德在阿克罗波利斯(Acropolis)上遭受的那次奇怪的昏厥,弗洛伊德81岁时把这次昏厥归因于他试图胜过父亲之不法意愿的实现。事实上,弗洛伊德自己也提到了那次经历同我们所讨论的反应类型之间的相似性。〔46〕

    换句话说,对于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所有竞争者的胜利,唤醒了胜利的罪过感,触发了无力承受的反应。为了理解焦虑的影响以及人为什么会昏厥,我们必须首先理解:在弗洛伊德的世界观中"胜利"意味着什么。从经典的俄狄浦斯情结动力学中,我们找到了对这种胜利的解释。胜利的"奖赏"当然是被孩子渴慕的母亲,而对父亲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弑父。如果孩子失败了,报复将十分可怕;如果他取得了胜利,罪过感将压倒一切。那么,经典的俄狄浦斯情结确实无可怀疑地解释了胜利恐惧的某些情况,但是,弗洛伊德后来却——至少对于他自己——放弃了僵化的性欲难题动力学。他在后期坦率地承认,他不情愿超过他父亲,因为他对父亲怀有深深的崇敬感。〔47〕这就是琼斯所提到的在阿克罗波利斯上袭击他的昏厥的含义。今天某些作者提出,"崇敬"这个词可推测为弗洛伊德对其父之另外一些感情的委婉说法:父亲的软弱的确使儿子感到烦恼,它影响了弗洛伊德自己的力量,由于这一原因,当他瞻望成功之时,便感到威胁和焦虑。这样,要解释胜利对于弗洛伊德的无法承受性,我们就有了更广阔和更具存在主义意义的基础。19个月的弗洛伊德何以能如此精确地分析自己的经验,从而责备自己的嫉妒和邪恶愿望,认为它们导致了弟弟尤利乌斯之死。对于这一点,已有两代研究者提出了怀疑;甚至弗洛伊德自己也在他自己的理论著作中对这种水平的意识感到奇怪。他说:那么小的孩子,几乎还不可能嫉妒自己的弟妹。琼斯记录了这一切,但显然他也不能从中得出什么意义。〔48〕

    琼斯说,弗洛伊德对自身昏厥所作的"败于成功"的分析被这样的事实所证实:每次昏厥之际都发生了关于死亡意愿的争论。这完全属实,但也并不完全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与胜利的力量相联系。极有可能,弗洛伊德又在犯一个常犯的错误:企图过分精确地把握住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符号的东西,或一个比表面上大很多的难题。我指的当然是经验之不可承受的感觉、被卷进远非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的感觉,以及缺乏力量维持自身高级地位的感觉。这种感觉正是两次昏厥——必须特别考虑到荣格的在场——的特征。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身上的重荷不限于对荣格的反应。不管怎么说,他让自己承担起了一场打倒偶像的人类思想运动,他的对立面是各种各样的抗争、敌意、拒斥和否定,是各种各样被人类看得如此神圣的"精神性的"("神秘的")意义,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头脑——那些头脑思考着那样一些崇高的思想,坚持着被如此广泛信奉的真理,在各个时代都得到如此普遍的支持和声援。面对这一切,弗洛伊德机体的最深层次确有资格感到难以想象的重荷,并在快感的迷茫中被这重荷所压倒。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超人的力量,人将怎样去支撑所有那些高级的事物,又怎样直面所有那些非个人的、历史的、同时却又是个人的、具体的以及生理性的超越:金字塔、沼尸,以及自己创建的宗教!这就好象一个人全部的机体都在呼叫:"受不了啦!我没有力气了!"应该承认,荣格有力而高大的形象,作为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以独立的甚至是论战和对立的姿态的出现,给以上所有一切更增添了格外的分量;然而荣格的具体存在仅仅是普遍的力量难题之一个方面。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甚至对荣格的胜利也只意味着把运动的全部重量勇敢地放在自己一人的肩上。我们看到,"败于成功"的洞见虽然与弗洛伊德自己特殊的动力学并不相符,然而却多么恰当地解释了弗洛伊德自己的两次昏厥。自因过程中的情感冲突我们整个讨论的关键,包含在弗洛伊德某次对阿伯拉罕(K.Abraham)所作的承认之中。他承认,孤弱是他永远最憎恨的两件事情之一(另一件是贫穷——因为贫穷意味着孤弱)。弗洛伊德憎恨孤弱,并与之斗争;而面对经验时彻底孤弱的情绪感觉又使他不能忍受,因为它使他试图控制的依赖性达到了顶点。人的这种连续的自我塑造强行进入了弗洛伊德的领导地位,必然消耗了巨大的能量。如果弗洛伊德从第二次昏厥渐渐醒来之际耳边响着这样的声音:"死必定是多么甜美的事情!"那么的确一点儿也不奇怪。〔50〕没有理由怀疑荣格关于当时的情景的报道:我扶着他时他已半醒过来,我永远忘不了他投给我的眼光——就好像我是他的父亲。〔51〕

    卸下自我把握、自我塑造的巨大生命负荷,放松对自己重心的控制,在更高力量和权威面前不加抵抗地放弃自己,那必然是多么甜美!如此一种放弃是怎样的快感:舒服、信任、胸中和肩头的松驰、心中的光明,以及某种更强大更正确的东西在支撑着自己的感觉。人由于自身独特的难题,是唯一如此的动物:他可以愉快地拥抱深沉的死亡和长眠,哪怕他知道那意味着虚空和忘却。但是,这里存在着情感冲突,弗洛伊德跟我们大家一样,也陷身于这种情感冲突之中。的确,信赖自己的父亲,或父亲的替代物,或伟大的天父,让自己与之融为一体,就是放弃自因投射,就是放弃成为自己父亲的企图。而一旦放弃,你就消失了,你的命运就不再属于你自己,你将永远是一个孩子,在长者的世界中过着孩子的生活。如果你试图把你自己的某些东西,把你自己某些独特新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革命意义的东西带进你的世界,那么那将是什么样的世界呢?这就是弗洛伊德为什么要冒失去整个身分的危险反对妥协的原因。他在织自己的网,他怎么能让自己悬在别人的网中呢?正是兰克,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理解了困扰着那样一些人的难题,那些人不过是凡胎肉体,但都被加上了天才的工作重荷,他们到哪里去为自己大胆而完全的创造寻求支持呢?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兰克的观点,此处已经很清楚,弗洛伊德选择的道路,是通过把他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组织——运动——当作一面镜子,来反映他自己的力量,以此实现他的自因投射。前面我们说过,自因投射是一个谎言,它肯定要付出自己的代价;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一种情感代价,这种情感总是同时携带着承认孤弱的依赖性之诱惑以及对这种承认的反抗。人的生活摆脱不了某种不可言喻的定命。弗罗姆在他关于弗洛伊德人格的重要讨论中,也把注意力放在弗洛伊德内心的孤弱和依赖性上面;琼斯也确信这一点。但在我看来,弗罗姆把上述孤弱和依赖性过分强调为童年弗洛伊德与母亲关系中一种情感冲突的反映,而我则倾向于把上述内在的孤弱和依赖性看作一种普遍现象,反映了弗洛伊德独特的英雄抱负和相应的独特的重荷。见弗罗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使命》,第五章——原注在弗洛伊德与弗莱斯15年的关系中,上述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布罗姆(Brome)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之间是一种情感的关系,其中的情感比过去任何传记作家所认定的都更为有力。他引证了弗洛伊德自己关于对弗莱斯之深深的、"朦胧的"感情的承认。然而,照此引证,那么,若干年前弗洛伊德从与弗莱斯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症状跟他从与荣格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症状之间的相似性,就不仅是巧合,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1912年会见的同一家族店的同一间屋子里。在较早的那一次,症状没有那么强烈,而且针对的并非是一位强有力的挑战人物,而是病弱的弗莱斯。当弗洛伊德分析这一点时,他说:"从根本上说,事情中有着某种不可控制的同性恋的感觉。"琼斯报道说,弗洛伊德好几次指出"他的天性中女性的方面"。〔52〕

    尽管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具有非凡的真诚,对此我们仍然不得不持怀疑的态度。任何人都可能具有特殊的同性恋冲动,弗洛伊德并无必要保持例外。然而,当了解到弗洛伊德终生倾向于把含糊而焦虑的感觉归结为特殊的性的动机,我们就有权利假定:他的"不可控制的"欲望,只不过代表了各种依赖性需要中的情感冲突。琼斯自己也在对弗洛伊德性格的评价中考虑了同性恋的问题,我认为他的考虑恰如其分。琼斯说,这是弗洛伊德依赖性的一个内在成分,这种依赖性使弗洛伊德在好几个问题上迷失了自己,例如:他对某些人——如布吕尔(Breuer),特别是弗莱斯,还有荣格——评价过高。琼斯走得很远,以至认为这方面的问题根源于"自信心的某种损害"。〔53〕当然,弗洛伊德厌恶自身天性中的这一方面,而欢迎自我依赖,这种自我依赖通过揭示部分"同性恋"依赖的软弱性而获得。1909年10月6日他对弗伦奇写道:他已克服了他在弗莱斯面前的被动性,他完全不再需要去揭示自己的人格了:自从弗莱斯的问题以来……这种需要现在完结了。一部分同性恋的精神专注已经消退,并且被用来扩大我的自我。〔54〕

    问题就在于自我。它独自给予了自我控制力,给予了获取一种确定行动和选择自由的能力,最大可能地塑造一个人的命运。今天我们普遍把同性恋看作关于不适性、关于含糊的身分、关于被动性和孤弱性的难题——一句话,看作一种无能:无力取得面对生活的强有力位置。在这种意义上,琼斯谈到弗洛伊德内部一种自信心的损坏是正确的,因为弗洛伊德向有力的荣格和软弱的弗莱斯都表现了这种自信心的损坏。在两种情况中,问题都在于一个人自身的力量被加上了额外的负荷。

    另一方面,我们关于同性恋的现代理解,甚至达到了更深的层次——关于不朽和英雄主义的层次。在关于弗洛伊德以及关于一般天才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涉及到这一层次。对这个层次,兰克曾作过出色的讨论。我们将要在第十章谈到他的工作,但是,我们在本章需要就涉及到弗洛伊德的地方对他略加考虑。我们曾指出:那真正天赋的、自由的精神,试图绕过天生作为繁殖工具的家庭。由此出发,唯一合乎逻辑的是:如果这位天才严格遵循自因投射,他就会起而反对一个大诱惑,即绕过女人及其自身肉体的物种角色。可以假定这位天才作了如下推理:"我的生存并非是为了物种利益而被人当作生理性的繁殖工具;我的个体性是如此地完整和不可分割,以至我的肉体也包括到我的自因投射中了。"那么,这位天才可以努力与那些天赋的年轻人交往,在心灵上繁殖自己,根据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他们,把自己天才的灵性传递到他们身上——这无异于从心灵到肉体竭力精确地复制自己。照此逻辑,妨碍一个人精神才华自由飞翔的任何东西,必然被视为是降低人格的东西。就男人的生理性而言,女人已经是一种威胁。避免与其交媾,只是一个小小的步骤。人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仔细圈定的中心,使其不被解体,不被含糊不清的意义损害。大多数男人都满足于通过避免婚外关系而牢牢把握自己的意义;然而与此相比,自恋甚至可以更多地保持自己的意义。

    从这种观点看来,当弗洛伊德谈到"他天性中女性的一面"时,他可以说恰恰是出自自己自我的力量而不是弱点,他是以坚忍的决心,在设计和经营他自己的不朽。众所周知,弗洛伊德41岁时就中止了与妻子的性关系,而且我们知道他是严格的一夫一妻主义者。他这一行为应该说完全是其自因投射的一部分,是自恋性的自我膨胀:拒绝依赖女性肉体和物种命定的角色,努力把握和保持自身个体性的力量和意义。正如罗茨恩指出,他从弗洛伊德自己的话语中看到了弗洛伊德心目中的英雄:……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要求和性活动降低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似乎一种高度的热望将他升华到人类普遍的动物需要之上。〔55〕

    显然,弗洛伊德把他整个的热情都倾注于运动和他自己的不朽性之中去了。这两者就是他的"高度的热望",这种热望有理由也包括一种精神上的同性恋,后者作为一种"动物性需要"对人并无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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