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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前自体心理学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1-30

从自然的战争,从饥荒到死亡,我们可想象的最高贵的物种,叫做高等动物,随之而来了。以此视点看待生命,有一些庄严,生命带着一点权利----那是造物主最初注入的几种或一种形式。当这个星球按照它既定的重力法则运转时,从如此简单却永无止境的形式开始,最美丽、最奇妙的就进化了,而且正在不断地进化着。

  一种客体关系理论,如果它不是变幻无常,不是神秘的,那一定包含着建构,此建构提供着个体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现实是指人们和事物存在于其中的领域,对个体而言,如果他已接近或进入过某客体,他知道它的存在。解释这一认识是出于一种需要,是任何把重要性归因于与他人关系的理论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的影响力被认为在早期发展阶段即运作,与现实的纽带必须从生命存在之初即开始考虑。

  因此,现实是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必要构成,但它并非充分条件。对外部世界的特别关注可能导致某理论更像简化的行为主义,而非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和其他心理流派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它需要额外的解释性概念,用以说明内部过程和经验,通过这些,与他人的关系被调整了,且施加着它们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内驱力概念就是用来服务于这一功能的。

  一个考虑现实的理论和另一强调客体关系的理论,其两者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因为事实是现实并没有必然地强调生存于其中的人的重要性。当具体表达人类发展和生存所必需的条件时,这个世界可以有更宽广的勾勒。从这一观点来看,只有当他们必要条件的承载者时,人们才是相关的;许多客体关系因素因此被置于理论性的边缘,弗洛伊德留下的驱力/结构模型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动机被理解为引发内部过程的动力(驱力及它们的变化),客体本身只有与此联系才进入系统,如服务者、抑制者和目标。除了认识到延长了的无助可能导致婴儿与抚养者更高度的依恋,弗洛伊德将此依恋看作从婴儿对抚养者可能提供之条件的需求的第二次进化(Bowlby,1958)。因为关系本身的质量主要持续源自于操作的驱力,因此在人的一生,与客体的相关是第二级的。

  尽管有这样的限制,精神分析无论在其人格理论或病理学理论方面,在很长时期内给予现实以相当可观的角色。弗洛伊德一经发现他的病人对童年的记录并不是真实的,就对真实事件不再有兴趣了,也对可预测幻想、预测可决定内在过程的内生性的解释性概念失去了兴趣。精神生活可被理解为驱力的要求。。。。弗洛伊德定义驱力为“命令头脑去工作”,这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从任意恣为到理性行为,从高度发展的技术性的思考到梦与神经质的症状)都来自驱力之压力。驱力和地志学的解释理论在很多年里占据着精神分析学家的兴趣,意识,在此系统里只被有限地解释。现实占据着很少的位置,因为无意识系统(和结构模型,伊底)被理解为被庇护的心灵装置的一部分。

  随着结构模型的和出现和精确化,在关注个体与现实之关系方面的新问题又出现了。以弗洛伊德对于无意识防御机制及无意识内疚感之重要性的在临床上的洞察,自我(ego)发挥的作用比先前在整个精神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自我作为与外部世界连接的精神装置,可见弗洛伊德开始对自我的力量更为重视,相对应地,也就是更重视现实的角色。1926年,人们把内部的危险机情境理解为起源于外部,自我成熟这一特别的因素(平行于性欲驱力的成熟)被理解为由于焦虑体验而形成。1937年,自我的组成成分(平行于驱力之成熟决定及与之独立的部分)被认为在决定防御方式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在弗洛伊德的最后几年里,对经典精神分析结构有所创新研究的其他理论家推动了对自我的认识。Nunberg(1930)自我的合成功能概念把自我描述为吸收(同化)与绑定,而不仅仅被各种内、外部压力所驱动。Waelder 多功能的原则使自我成为一个有力的执行者,一种“向着本能生活的积极的趋向,一种支配或者……吸收为它组织的一部分的装置”(1930,P.48)。安娜.弗洛伊德(1936)把自我描述为在与驱力本能的战斗中有强大的防御武装。

  对自我兴趣的提、对其相对于人格其他部分的力量之欣赏都曾是衡量新精神分析对现实兴趣的尺度,有点回归于弗洛伊德曾有的兴趣,那先于他对驱力结构模型的完全发展之兴趣。同时,由于儿童精神分析观察和正常儿童及异常儿童发展研究的增加,对于现实的重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本人也认识到,幼儿与其母亲实际上的关系在幼儿研究中得到关注。对儿童系统性的研究表明,处部世界尤其是幼儿环境中的成人,对幼儿发展的影响远比我们先前想象的更为巨大。进一步说,此影响在早期阶段更为明显,在俄底浦斯时期之前的影响更为复杂。安娜.弗洛伊德(1936)的概念“对侵略的确认”和“对现实情境的防御”正是对一元论的排他地依赖于内部驱力及它们的变种的概念的挑战。她从外部条件的特别“星座”中推断出构成这些防御的特别行为:被确认为侵略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幅现实的图画;对现实的防御起源于现实主义的情境。

  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和现实这两个角色,海因兹.哈特曼的工作正是以此为背景,他对精神分析的贡献已被多位心理学家讨论和赞赏,我们的目的只是从一个视角去考虑:他在修正驱力/结构模型以适应关于客体关系角色的新信息方面所作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哈特曼的出现是一个过渡。纵观他的文章,他的关注点是为现实提供一个更重要、更即时的理论位置,他对现存理论的许多修正与补充都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得到最好的理解。修正经典心理玄学的每一个概念,以促进现实、发言人、自我在人类动机决定中扮演角色,哈特曼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无论如何,哈特曼对于驱力模型修正的信念是坚定的。因此,他对于客体关系动力意义的观察常常伴随着一些警告:与成长与发展的其他因素相比,不要过分强调它们(客体关系动力意义)的影响。他对于现实的研究代表了一种平衡,即理论保持的需要与包容新的研究数据的需要。现实,广义地讲,由一系列条件、一个机体必须与之交互作用自我系统组成。

  哈特曼把心理发展当作进化与适应的问题来研究,他的兴趣在于发展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些方面,那些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能够使人类在他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机制,因此,个体生活中重要他人的特别贡献只被暂时地研究,且只在他的后期论文出现过。在描绘现实,描绘人们处理现实的能力方面,哈特曼扬起了帆,此后,理论家们会纷纷描绘客体关系在人类动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没有哈特曼的贡献,就没有后来更高度清晰的关于客体关系的数据整合,客体关系代表着驱力/结构模型之后的精神分析史。

  在哈特曼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也意识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Sullivan,Fromm,Thompson,Horney,和其他人提出的对驱力理论的激进选择,他不愿意跟随他们为了维护精神分析的中心理论驱力理论而放弃基本的承诺(责任?)。他对文化学家的视角提出强烈的质疑,指责Fromm和Thompson把弗洛伊德思想的复杂结构简单化、缩减了(Hartmann,Kris,Loewenstein,1951,pp.86-92)。然而,哈特曼的目标不止于批评,他也尝试将他们的观点合并到驱力模型中来,这需要他有一个庞大的概念体系来解释现实关系以及动机的某些方面,同时保持经典模型不被改变。因此,哈特曼贯穿其论文的方式是:在别人修正的地方添加。采用这一方法,他收集了一个理论的适应模型,随后为一些驱力理论家尤其是马勒和雅各布森所“追捧”。

  哈特曼的个性和家庭背景都使他在精神分析模型的争论中更适合于做一个保护者和妥协者。在其传记作者Eisslers的描述中,他是一个智慧的贵族,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几百年科学、学术成就的传统,在他父亲一边,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天文、历史学家Adolf Gans(1541-1613),此人与Kepler、Tycho都颇有渊缘。哈特曼的祖父是一位有名的 文学 教授,一位政治家,作为代理长官服务于1848年大革命后的德国国会。他的父亲,Ludo Hartmann,是维也纳大学 历史学 教授,一战后成为澳大利亚驻德国大使。哈特曼的外祖父,是妇产科教授,如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运动史”中所描述,“或许,最伟大的是我们所有维也纳的医生。”

  哈特曼所接受之训练,除了当时正在学习医学课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跟随社会学家Max Weber的学习。有这样的学习背景,加上可频繁与杰出的科学家、学者接触,他对时下的传统有一种深刻的尊敬和责任,他对于弗洛伊德理论体系所采用的方法,在其中,对于过去,创造性(当然在他的工作中一点也不缺乏)必须被保守的、更适宜的态度所调和,正反映了他成长的历程和家庭背景。其父亲和祖父都供职于政府,这对他也有特别的影响。哈特曼的很多论文读来就如一个拥护宪法的学者写出的作品。这样的学者不可能挑战既有的体系,宪法本身即既定。然而,籍着解释“此既定体系”对于无法预料、未探索之状况的意义和功能,他们可能严重地改变所评论的文献的影响力。这正是哈特曼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所做的。哈特曼大量的论文都以“评论、注解”命名,看起来好像仅仅是在做一些说明,即便如此,它们的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料。

  精神分析:普通心理学

  哈特曼更关注将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成为普通心理学,而不狭隘地局限于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早期的目标(参照《科学心理学的工程》,1895a,也可参照哈特曼,1958)后来由于对精神病学、心理病态学现象的兴趣而减弱了。哈特曼认为,俄底浦斯情结的研究使内部心理冲突作为原始驱力这一驱力理论的重要性得到赞赏,因为它适合于解释冲突。因此,许多年来,精神分析家们无一例外地围绕着冲突、驱力以及它们导致的症状,很少有人关注弗洛伊德对非病理发展与行为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理论是缺乏的,尤其是关于通常的心理动力早期型态。虽说,一些正常的现象如梦、玩笑、和自相矛盾也被考虑到,在精神官能症的模型里被解释,甚至精神官能症的人格,与症状牵连不大的,也不会得到与此理论相关的对待。

  对于哈特曼,精神分析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病理学目标,另一个是弗洛伊德的早期目标,创建一般的精神分析学说。从后一目标来说,精神分析必须变成一个整体人格的理论,它必须如同考虑病理现象一样考虑一般的现象。它要包含一些非精神分析研究的理论和观点,如对环境的适应,成就,自我兴趣,和更一般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行为。哈特曼认为正常与病理现象是密切相关的。他争论说:“倘若我们没有处理病人与其正常功能的关系,就不会感觉到我们能够掌握病人的神经症。为了全面掌握病人的症状和病因,我们也不得不去理解健康的原因。”(1951,P.145)。最终,哈特曼的理论是以自我和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为核心的。

  哈特曼通过扩展经典的方法,重视一些现象如行动、理智化、幻想和价值,来区分精神分析理论的两个层面。行动在经典精神分析中不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只在探索心理内在冲突时临时地被包括进来。”进一步,“从结构与遗传的角度来讲,行动起源于更基本的人类属性。”行动,在现实世界中被定义为行为,在狭隘的经典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只当它是某事件潜在的精神动力值得信赖的代言者时,为人所感兴趣。要试图拓展精神分析理论的运用,就需要更多地注意连接个体与现实世界,使得行为更接近哈特曼称之为理论创造者的“中心”。因此,精神分析理论成为普通心理学这一概念指出了一条路,这一理论可解释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相处,这必须变成行为理论的一部分。Sullivan及其他受操作主义哲学观点影响的理论家将行为看作理论的主要核心,心理内部冲突,则被排除在外。哈特曼反对这一限制,但对于行为,他作为中心理论的角色,扩大了理论对于人们与其生存的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视。

  在哈特曼的区分中,类似的考虑也给了理智化(作为一个特别的防御机制)。在哈特曼之前,理智化解决冲突的功能在狭义的精神分析中已得到很多研究。从这一点上讲,理智化是自我的一种防御机制,是解决不能接受的驱力命令的一个方法。人们对它感兴趣,是关注它在病理过程中作为原因或结果的角色。哈特曼则补充道:理智化有行动的内涵,它对个体与现实的联系有影响。另外,它与驱力的功能相反,它必须以潜在结构的、对于问题现实取向的方法来分析。从广义的精神分析视角来看,除了冲突解决,构成许多防御机制的行为或许可被以适应功能来理解

  哈特曼以幻想并列和补充理智化。从狭义的精神分析角度,幻想是退化的、病态的现象(特别在成人),因为它包括放弃现实和放弃第二次思维。但是,它也可被理解为个体与现实联系的迂回过程,想象可帮助一个人从崭新的视角解决问题,可以提供抽象思维所不能提供的建议。通过幻想,一个人允许自己暂时脱离压力太大的现实环境,得到呼吸的空间,这空间可以提供崭新的、富有创造性的适应的可能性。这是从广义的精神分析来讲的,这并不减少分析幻想病理性方面的可能性。拿理智化来说,对它一方面的理解并不妨碍它在冲突驱力方面的分析,这一点必须被了解,哈特曼的方法并不改变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而是他的补充。

  在哈特曼对价值的讨论方面,精神分析问询的范围被扩展了,不再简单地配合驱力理论,也从其他的视角,如生存、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理解,从这一方面来说,“道德动机在智力经济中作为独立力量具有全面的动力的重要性。”(1960,p.40)人的需要告诉他,他的环境支持合作,某些价值出自于那一需要,尤其说这些价值是心理内部压力的结果,还不如说那是社会适应的结果,这一观点更打开了模型,对外部影响有了考虑。

  精神分析之重新定义

  对精神分析的拓展使哈特曼有必要重新考虑作为科学的精神分析的定义。弗洛伊德据其题材而下的最新的定义:精神分析是对于无意识过程(1926)的研究。这很清楚地排除掉了哈特曼想要介绍的部分。他必须设置一个新的定义,此定义需超越以无意识为中心的特征。哈特曼的策略是不使用任何题材概念。他争辩道:精神分析按照它的特别的科学的方法论来定义,按照三个特征来定义:它的生物学取向;它概念的解释;超心理学观点。每一条都严格地影响着哈特曼理论整合的方法,特别是关于现实与客体关系的角色。

  对人的研究可以从许点观点来看。人同时是一个生物体、社会有机体、一个经济机体等等。我们说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理论可以但不必从生物/机械的角度去阅读,从可能的不同中,哈特曼对人作为生物体做了精细的考量,也以弗洛伊德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哈特曼对弗洛伊德生物学观点的支持直接将自己置于人际关系学派分析家的对面,他们正在一边批评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边研究自己的理论版本。

  早在1927年,哈特曼就表述:“人的概念更象是以有机体的生物学概念构造起来的。”个体生来适应于一定的条件,一个“平均的可被期望的环境”,婴孩生活中的其他人提供或者未提供那些条件,其理论上的重要性主要依据于这个功能。如弗洛伊德,哈特曼认为婴儿从其生存、生物需求中发展客体关系。他说:“我们或许不必多么地赞赏那理论基础是多么新鲜,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神经症并不是特殊的人,而是一般的生物学上的,这样对我们来说,动物与人的差别是。。。相对的。”(1939a,P28)

  对弗洛伊德来说,其纯粹的心理学、生物学的概念的中心观点是本能驱力理论,他经常把驱力定义为界于心理、身体之间,而从身体去寻找驱力之源。自我心理学则引领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去往社会甚至社会思潮,因为自我部分来自于社会,它是社会行为的中和结构。对于这些理论家(如各类人际关系学派的追随者),现实是社会现实,作为现实的代言者,自我必须以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说话。哈特曼用特别不同的态度,批评文化学家没有认识到“生物学”既没有限制先天又没有认同于人类不变的性质,他认为自我和驱力一样是生物学的产物。他争论说,通过为分析概念和大脑机理提供一个潜在的会合基地,自我的研究扩展了精神分析的生物相关。从这个角度,自我可被看作适应的机体,一个综合体,一个整合体,一个组织。它负责维持和谐,提供给机体中心的控制的功能,这控制功能不少于被控制的生物性,它是从生物学角度被强调的自我的功能和适应的方面。自我也有生物性的根,哈特曼包含并扩展了弗洛伊德后期对许多自我特征的结构性的建议。

  哈特曼理解中的客体关系之含义拿母亲与婴儿关系来说是很清楚的。如他所言:“我们可以把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或者生物学的关系,或者社化性的关系。”可以从社会联系来分析母婴互动,也可以从婴儿物理性的需要来分析。对于哈特曼来讲,是他更多地将外部世界的影响带来给精神分析,他总是强调从婴儿适应于生存的需要,这样说来,人们的有关系必须总是被放在第二位的,对于生存条件而言总是从属关系。婴儿生活中的其他人的个性特征对于此理论的中心是无关紧要的。

  哈特曼对精神分析的定义第二个方面是它的概念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解释性的。其他非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概念可以精确地描述行为,而不必提供解释此行为出现的结构。精神分析恰恰相反,它不仅需描述心理内容,也需要解释规则与原因。因此,它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行为,不仅给出相似的描述,而且解释其动力的、普通的根源。举例来讲,Anality,是一个遗传性的、解释性的概念,为不同的描述性的行为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条理、吝啬、固执和对他们的反应模式。精神分析本能驱力结构就是可以解释但不必具体描述,这些概念解释各种行为现象的出现,然而缺乏特别的描述或实验数据。

  既然精神分析是一个解释的科学,其中非解释性的概念就被放居二位,这包括哈特曼所说的人类经验的现象细节(1939a)。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意义,对弗洛伊德来说,取决于生物性的需要和此个体的机体能力。有此前提,哈特曼所关注的客体关系必须从属于“一般生物学”概念,对于自我及其功能的新的解释依然在强调本能驱力动机的框架下做出,这不同于其他强调自我发展的理论家们(Guntrip’s “person ego”)。进一步说,哈特曼对生物性的强调使他低估了超我在心理经济中的角色。

  哈特曼定义的第三个标准是对超心理学观点的依赖。弗洛伊德(1917b)曾把超心理学定义一组假设的研究,这些假设是精神分析的基础,他清楚地描述了三组假设。动力学观点假设人的心智中有一些活跃的驱力,有时会聚,有时对抗,行为则是这些驱力相互作用的产物。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连接到某心理倾向的能量数量决定着它的走向,地志学观点则认为心理事件对行为的影响取决于这些事件与意识的关系。

  哈特曼(1952)保持着超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定义框架,但认为对自我心理学的兴趣的出现对各种观点都有很大影响。动力学角度,自我被看作位于驱力对立面的强者。对哈特曼而言,自我有着它自己的动机,独立于超我与本我,那些动机起源于个体生存的现实世界,适应的倾向,自我的兴趣,必要的道德都是动机性的驱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哈特曼争论说这个理论不仅必须要考虑能量的大小,而且要考虑它的质量。自我可能在性欲、攻击、或多或少非本能的能量做出选择,来完成其功能,因此扩大其疆域与力量。在哈特曼最近的文章中,他提出原始自我能量,从出生起就有,无条件地起始于本能驱力。地志学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一系列围绕三分模型的结构化的假设所取代了,自我已不再是相对区分于伊底的单一结构。在自我的结构中,有大量的等级功能单元,它们相互作用,就象和其他心理结构相互作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地志学的观点是被保留的,哈特曼为前意识、意识活动贡献了更多的解释。

  这些理论上的变化总的来说促进了自我的独立性,自我不再是由伊底发展而来,它的许多功能是“原始的自动”,不是出自于驱力与现实的冲突,其他来自于冲突的功能,成为次级自治功能。

  动机与现实

  哈特曼对每一个元心理学观点的详细解释都促进着现实条件作为动机的角色,不用本能驱力解释的动机的方面将会更多地基础于个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哈特曼与艾利斯声称:“精神分析没有宣称人类行为只是驱力与幻想的结果,人类行为直接指向于由人们与事物组成的外部世界”(1945)。在解释多项功能的原则时,Waelder(1930)已断言人们的每一个行动同时服从于内心与外部世界。然而,正如哈特曼的其他囿于驱力模型的前辈,Waelder并没有把这一理论扩展为动机的系统理论。在这样狭隘的驱力理论被广泛接的受的的背景下,哈特曼的精神分析理论更为深广讨论行为是出于理性与适应。这里,现实提供了一个偶然性,此偶然性迫使个体在多种可能的行为中做出选择,现实的需要被自我系统中和化,自我把外部信息翻译成内部动力(超我也可能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个结构与原始驱力的联系要胜于自我)???不同的行为不同地影响着内心和外部动力。如哈特曼所言:“行为可能优先地满足自我;也可能优先满足本能需求;也可能优先满足超我。”

  在某一特定行为中,哈特曼扩展了多功能原理,原始动机的影响可能归因于任一心理结构。他的概念“自我兴趣”,包括对财富的渴望,社会地位,职业成功,等等,说明了这一过程。自我兴趣在狭义的精神分析领域里并无地位,因为“它们在病因学方面没有任何地位”,它们“遵守自我而不是伊底的法则,运用中性的能量或许……投入到抗拒本能驱力的满足中”,象伊底的指令一样,它们也可能被超我所反对。因此,现实的考虑不仅有成为动机驱力的权利,而且经由自我中和化,可以对抗来自驱力的指令。

  哈特曼提出自我兴趣,其实是弗洛伊德早先讨论过的自恋和自恋目标的“怀旧”,然而非常重要。第四章我们讲过,一旦自我抓到目标力比多,它会利用此能量实现它自身的目标,包括残渣保持、对于阉割恐惧的自我保护,还有就是,在自恋目标的选择中,基于被爱甚于爱去做出选择。每一个目标,如哈特曼所说的自我兴趣,可能会与更直接的力比多冲动相左甚至冲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俄底浦斯渴望与阉割焦虑的冲突。当弗洛伊德最初定义自恋时(在构建地志学框架时),自我还没有被看作心理的结构组成之一,那时,指的是类似“self”,t身体这类东西。由于理论上自我的地位并不明朗,自我到底从哪里获得可投注力比多的目标,就不清楚了,尽管目标本身围绕着身体或“自体”的整合而被组织。

  哈特曼对自我心理学的规范填补了弗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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