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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文化与神经症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1-30

从前面几章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理解文化因素的某些局限,以及造成这些局限的原因,我将扼要重述一下这些原因,并总结弗洛伊德对文化问题的态度给精神分析理论带来的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弗洛伊德发展他的心理学体系时,尚不了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文化影响性格的程度和本质。而且,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本能理论家,这使他不能正确地评估这些因素。他非但没有认识到神经症的冲突倾向主要归因于我们的生存条件,而且还把它们当作只是经过个人环境修饰过的本能倾向。

  结果,弗洛伊德把西方文明中中产阶级流行的神经质倾向归结为生物学因素,并因此把它们当作固有的“人类本性”。其特征是:充满极大的潜在敌意,这表现在恨比爱来得更快、更有手法,情感上孤独,喜欢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随时准备逃避,渴望得到一切,对财产和声望问题纠缠不清。弗洛伊德不但没有认识到所有这些倾向最终都是由特定社会结构和环境带来的,而是把自私自利最终归结为一个自恋力比多,把敌意归结为破坏本能,把金钱问题上的困难归结为肛门期力比多,把渴求得到一切归结为口腔期力比多。因此,把现代神经症妇女身上常有的受虐狂倾向看作类同女性本性,或者认为当代神经症儿童身上的某一特殊行为表现了人类发展的某一普遍阶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因为弗洛伊德确信所谓的本能内驱力的作用有着普遍性,所以他觉得有权根据这一观点解释文化现象。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肛门性欲文化,战争的决定因素是天生的破坏本能,而文化成就大体说来是力比多内驱力的升华。不同文化的性质差异可用本能内驱力的本质加以说明,这些内驱力或被表达或被压抑,各有特色。也就是说,它们被认为是依赖于表达还是压抑主要与口腔的、肛门的、性器官的或破坏性的内驱力有关。

  也正是基于这些假设,原始部落的复杂习俗才被解释为类似于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现象。一位德国作家把这一过程讽刺为精神分析式作家的习惯--习惯于将原始人视作一群野蛮的神经症患者,这种大胆之说一旦进入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论战也就开始了,而论战的企图,是借以将矛头指向精神分析在文化问题上的信口开河,从而完全否定精神分析。这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所谓信口开河,只是反映出精神分析的某些值得争议的原则,离精神分析须奉献的精髓相去甚远。

  弗洛伊德倾向于把某些环境影响当作个人的偶然不幸,而没有认识到它们背后的整个文化影响力量,这也可以证明弗洛伊德是多么地不重视文化因素。例如,弗洛伊德认为家庭中兄弟比姐妹更受偏爱是种偶然,然而,男性儿童受偏爱实际是一种父权制社会的模式。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对个体的分析与用何种方式来看待偏爱是没有联系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现实中,对兄弟的偏爱是女性儿童感到低人一等或不甚称心的众多因素之一;因此,弗洛伊德把偏爱兄弟现象的出现当作一种偶发事件,这表明他没有看到影响女孩的所有因素。

 

  尽管童年经历真的不仅因家庭而异,而且也因同一家庭的各个儿童而异,但是大多数经历是整个文化氛围作用的结果,而非偶然而至。比如,兄弟姐妹间的竞争,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存在就被看成普遍的人类现象,这恐怕有点言过其实,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现象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文化当中的竞争性?如果说竞争掺入到生活的其他领域而唯独未掺入到家庭,那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就弗洛伊德考虑文化因素对神经症的影响而言,他的考虑也是片面性的。他的兴趣只在文化环境如何影响现存的“本能”内驱力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认为造成神经症的主要外部因素是挫折,与此观点一致,他假定文化环境通过对个体施加挫折引发了神经症。他相信,文化通过对力比多,尤其是对破坏内驱力加以限制,助长了压抑、负疚感和自我惩罚的需求。因此,他总的看法是,我们应该用不满和不快的代价来换取文化好处。而办法就是升华。但是,由于升华的能力有限,由于“本能”内驱力受到压抑是带来神经症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文化造成的压抑程度与随后发生的神经症频度和严重度之间存在一个数量关系。

  但是,文化与神经症的关系主要是质量上的,而不是数量上的。重要的是文化倾向的性质和个人冲突的性质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个关系的困难是人的能力上的困难--人不能多专多能。社会学家能够提供的信息,只是特定文化的社会结构,而分析家能够提供的信息,只是神经症结构。唯有通过合作,才能克服这个困难。

  在考虑文化与神经症的关系时,只有那些神经症共有的倾向才是重要的。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个人在神经症方面的变化是不相关联的。我们应该舍弃使人迷惑的丰富的个体差异,在产生个体神经症的环境中以及神经症冲突内容上寻找共同特性。

  社会学家得到这些资料后,就可以将它们与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这个文化环境促进了神经症的发展并对神经症的冲突本质负有责任。应考虑以下因素:代表神经症滋生源的因素,构成基本神经症冲突以及解决冲突企图的因素,表面所需的神经症患者展示给自己和他人看的因素。

  个人出现神经症,起因最终是感到了疏远、敌意、恐惧和自信心的丧失。这些态度本身不构成神经症,但却是神经症滋生的土壤,因为正是这些态度的结合才会在面对这个充满潜在危险的世界时感到孤苦无援。正是基本焦虑或说基本不安全感使得人必须刻意追求安全和满足,这种刻意追求的矛盾本质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第一组因素--它们与神经症有关,需在文化中寻找--是些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造成了情感孤独、潜在的敌对而紧张的人际关系、不安和恐惧感、以及个人无能为力感。

  在以下的论述中,我要指出这方面相关的因素,但这不是说,想擅闯社会学领域,只是希望能阐明一种兴许可行的合作。西方文明有许多产生潜在敌意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首先横列着一个事实,即这个文化的基础是个人竞争。经济竞争原则影响着人际关系,影响的途径是使一个人去斗另一个人,怂恿一个人去超越另一个人,使一个人的优势变成另一个人的劣势。我们知道,竞争不仅在职业群体中支配着我们的关系,而且还渗透到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的友谊,我们的性关系以及家庭成员的关系,因此将破坏性竞争、毁谤、怀疑、抱怨、妒忌的细菌,通通带到每一种人际关系。现在的赫然不平等,不仅是财产上的不平等,而且还有机会上的不平等,如教育、娱乐、健康保养与恢复,这些构成了充满潜在敌意的另一组因素。更深一层的因素,是一个群体或个人可能剥削另一个群体或个人。

  也许应该最先指出造成不安全的因素,首先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实际不安全感[拉斯维尔《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感》,1935;L.K.弗朗特《精神安全感》,见《教育的社会经济目标》,1937]。另一个造成个人不安全感的有力因素,当然是因潜在的敌对紧张关系而生的恐惧:害怕一旦成功遭人嫉妒,一旦失败遭人鄙视;害怕被人责骂。而另一个方面,又害怕因想排挤、贬视和剥削别人而遭到报复。同时,由于人际关系的障碍和缺乏团结所造成的个人情感的孤独,也许是产生不安全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孤立无援只好自己救自己,没有保护或感到未受保护。总体不安全的感觉不断增加,原因是事实上传统或宗教在今天多已软弱无力了,它们无法使个人感到自己是强大集体的不可分割部分,不能为个体提供保护伞,也不能指导个人的追求。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如何损害个人自信呢?自信是个人真实拥有力量的表现。任何失败,只要个人将它归咎于自身缺陷都会损害自信,不管这种失败发生在社会生活里还是职业或爱情生活中。地震可能使我们感到软弱无力,但不会损害我们的自信,因为我们认识到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运作。个人在依靠自己选择并达到某一目标时具有的局限性不应该损害他的自信心;但是,鉴于外部局限比地震更难察觉这一事实,尤其是鉴于成功取决于个人能力这一观点,个人倾向于将失败归咎于自己的缺陷。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中,对势必出现的敌意和明争暗斗人们通常没有心理准备。人们教导他说,人人对他心怀善良,信任别人是一美德,戒备别人差不多就是道德缺陷;现实确实存在充满敌意的紧张,而《圣经》却教导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二者的矛盾,我相信也是降低自信心的决定性影响之一。

  第二组应该考虑的因素,是那些构成神经质冲突的抑制、需求和努力。研究文化中的神经症时,我们发现尽管症状表现有很大不同,其基本问题却惊人相似,不是指弗洛伊德认为的本能内驱力中的相似,而是指实际冲突中的相似。比如,不择手段的抱负与强迫性情感、需要间的冲突,想疏远他人与想完全占有某人间的冲突,过分强调自食其力与一心想过寄生生活间的冲突,强迫性谦逊与想成为英雄或天才间的冲突。

  社会学家认识到个人的冲突后,就须寻找应对个人冲突倾向负责的文化冲突倾向。因为神经质冲突涉及到对安全的满足的痴心追求,所以就须特别寻找获得安全和满足的矛盾文化方式。比如,把野心勃勃的神经症发展作为安全、复仇、自我表现的手段,这在一个不知个人竞争、亦不奖励杰出个人成就的文化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对声望和财产的神经症式的追求。把依赖某人作为消除疑虑的手段,这在一个明确不鼓励依赖态度的文化里几乎不可能。在有的文化中,痛苦和无助意味着在社会上丢脸,或像萨缪尔·巴特勒在《埃瑞洪》中描写的要受到惩罚,这种文化不太可能将痛苦与无助当作解除神经症困境的方法。

  文化因素对神经症的最显著的影响,势必可从神经症病人急于向自己和他人展现的形象中看出来,这一形象主要是由他对非难的担心和对盛名的热望所决定的,因而,它由那些在我们文化中得到赞扬和奖励的品质所构成,例如,无私、爱心、慷慨、诚实、自我控制、温和、理智、善断等。假如说,文化中没有无私这一意识,神经症病人就不会感到不得不保持一种无所贪求的形象,不得不掩藏自私之心又压制对幸福的自然向往。

  因此,文化环境对产生神经症冲突的影响问题,较之弗洛伊德的认识到复杂得多。它涉及到彻底分析某一特定文化,比如从这样的角度:特定文化以何种方式和何种程度产生了人与人间的敌对情绪?个人的不安全感有多严重,什么因素使他感到不安全?什么因素损害了个人的天生自信?存在哪些社会禁忌和戒律,它们对压抑和恐惧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观念是有效的,它们提供什么样的目标或文饰作用?特定环境创造、鼓励或阻碍什么需求和努力?

  这种在神经症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本质上与我们文化中健康个体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竞争与仁爱、自我中心与团结一致、自大与自卑、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这些相互矛盾的倾向健康者也有。不同之处在于,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矛盾倾向登峰造极,冲突双方倾向更加迫切,这是他内心异常焦虑的结果,所以他找不到圆满的解决方法。

  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变得神经质,而其他人虽然生活在类似的环境里,却能应付当前困难。这个问题类似于常就一家兄弟姐妹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其中之一神经质严重,而其他人只是略有影响?这样的问题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不同个人的精神状况本质上相似,这个前提导致人们在兄弟姐妹的体质差异中寻找解释。尽管体质差异必定与人的整个发展有关,但是导致这一结论的推理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它所依赖的前提是错误的。对所有兄弟姐妹来说,只有精神的总体氛围是相同的,他们受此氛围的影响方式却各有所异。然而,细究起来,同一家庭中,一个孩子的经历与也许与其他孩子的经历完全不同。实际上或许存在无穷尽的、各式各样的重要差异,父母偏爱这个或那个小孩的差异,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差异,还有其他种种差异。影响程度较轻的孩子或许能够应付当前困难,而程度较大的小孩就可能有了冲突,并绝望地陷入冲突之中,也就是说,他可能变得神经质。

  生活在同样艰难的文化环境里,为什么有些人变得神经质,而有些人却不是,这人问题的答案与上述的相似。神经质者是那些受当前困难打击较大,尤其是在童年受打击较大的人。

  一个特定的文化频频发生神经症和精神病,这实在是表明人们的生活环境出了严重差错。它说明,这个文化环境产生的精神困难超出了人的平常应付能力。

  迄今为止,精神病医生对文化影响的兴趣,虽然从许多方面来说很重要,但在治疗病人的实践中,这种兴趣却很索然。此兴趣本可帮助医生以适当参照框架看待神经症,理解为什么一个一个病人苦苦挣扎于本质上类似的问题之中,为什么病人的问题与自己的问题相似。当分析者帮助病人认识到,命运不是对他一个人特别不公,他的同胞最终也经历同样的命运,这时,病人身上的一些痛苦就消除掉了。同样,如果分析者引导病人认识到各种禁忌的社会本质,如手淫、乱伦、死亡欲或反抗父母权威等,那么病人身上的负疚感也就涣然冰释了。受到竞争问题煎熬的分析者,在认识到竞争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人人而临着的问题时,就会有勇气据以解决个人的问题[至于普遍性,本能理论消除疑虑另有新法,在那里分析者指出了某些本能内驱力的普遍性]。

  但是,有一个方面使意识到文化含义对治疗特别重要:即问问是什么构成精神健康。文化意识不强的精神病专家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纯医学问题,这样解释本已足够,只要精神病医生只关心明显症状--如恐惧、迷惘、消沉--以及它们的痊愈。但是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远不止于此,它不仅要去掉这些症状,而且要根除症状,实现人格转变。要收到这一效果,就要对病人的性格进行分析。但是,分析者在分析性格倾向时,没有简单的测量尺度来测定什么是健康,什么是不健康。其次,医学标准一个不留就被社会评价尺度所取代。也就说被一个正常标准所取代,“正常”是指特定文化或特定人群中统计学上的平均数。正是这种隐含的尺度决定了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不要解决。我说的隐含是指分析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了评价尺度。

  那些没有意识到文化含义的分析者可能真诚地反驳上述论点。他们会强调说,他们根本不评价,判断价值不是他们的事,他们只是解决病人提出来的问题。但是这样说明,他们就忽视了一个事实,病人某些问题根本就不会自己提出来,也不会企图怯声怯气地提出来--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样妨碍了分析者认识这些问题,病人也认为他的某些怪癖是“正常”的,因为它们正好与“平均”巧合。

  例如,一位妇女用她的全部精力来推动她的丈夫职业上的发展,她有能力也成功地为丈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可她自己的才智与事业仍停留在背影里,而对这种情境,分析者也许看不出她这种态度有其问题,因为它看上去是“正常的”。这位妇女本身也没有感觉到或认识到有问题。当然,这里不一定存在问题。丈夫也许比妻子更有才能。妻子也许太爱丈夫,以致于她的最佳才能就表现为她给丈夫的忠实友谊,以致于她获得幸福的最好机会就在于她这样做了。但是,对其他病人来说,情况也许不是这样。比如,我记得有一位病人,她比丈夫更有才能。她与丈夫的关系糟糕得不能更糟。她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她不能为自己做事。但是,由于这个问题隐藏在“正常”女性的姿态之下,所以常常被忽视。

  另一个病人从未提出且分析者也极少看到的问题是,病人不能就某个人、某种原因、某种制度或某种理论作出自己的判断;这种不能判断被忽视了,因为对一般思想自由的个人来说是正常的。像前一个例子那样,这种特性不一定对每个病人造成困惑。但是有时候,病人的决定性的恐惧可能隐藏在凡事皆忍的表面态度之下。他可能极度害怕因采取批评立场而激起敌意或遭到疏远,不敢有半点独立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缺乏分辨力就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这人问题没有看到就不能触及他最严重的困难。

  自然,分析者对文化意识的不足可能以更严重的形式显露出来,这些形式因有明显的不足无须再作讨论。因此,比如说,分析者也许感到有必要分析病人的创新冲动,而病人坚持的保守规范却不去触及;同样,他可能看到病人批评精神分析理论的问题,但忽视了病人可能谎称接受这个理论的问题。

  因此,没有意识到现存文化的评价作用,加之前面已讨论过的某些理论偏见,二者结合起来促成了片面选择病人提供的材料。在精神分析治疗当中--教育亦然,目标不经意地变成了适应“正常”,只有在性欲问题上--因为一个良好的性生活方式是精神健康的基本因素之一--分析者才意识到不受目前惯例约束的目标。如特罗特所说,人们应该区分精神正常与精神健康,并且理解后者是一种思想自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全部能力都可供使用”[参阅W.特罗特《和平和战争中的民众本能》,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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