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

及方法可能也不同。有些人求新可能是为了“标新立异”，让人侧目，觉得很“出风头”（例如现在北京一些穿着出奇时髦的女士）。有的则可能为“反传统”而求变（例如多数的大学生）。另一些人则可能为针砭时弊而求新（例如一些社会思想家）。我们虽然还未做过研究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可想而知，这些为不同目的而求“新”的人，在接纳“新”时所采取的途径可能不同。例如，“标新立异”及“反传统”两族可能会以“全盘西化”的方式，而“针砭时弊”族则有可能采取“取长补短”的方式。

    以上所想指出的是，我们目前对“现代人”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始终停留在表皮，只研究了那一批现代性最高的“现代人”是谁。其实，我认为更值得研究的是这种现代人到底还可细分为多少不同种类，以及他们各以什么方式接纳新元素、如何整合新元素及旧有的传统。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现代人并不一定是指那些抛弃传统的人，而有“传统性”量表的出现（杨国枢、余安邦、叶明华，1991）。虽然，许多用“传统性”量表的研究都显示“传统人”是那些年纪大、教育程度低、思想比较保守、职业位置比较低、信息流通低者，不过至少这一量表的出现让我们可以将生活在“现代”的人分为四种（现代但不传统、亦现代亦传统、不现代但也不传统、不现代但很传统），而不只是两种（现代与非现代）。想必他们各自融合传统与新元素的方式均不相同。

    这些有关“现代人”的研究也间接地促成了现代化研究的另一个普遍缺陷，那就是忽略了一个社会之现代化，除了靠这些“先进分子”之外，还须靠绝大多数的人跟进才行。而这些大多数人中，有的很容易被说服去跟进，我们可以称他们是“紧跟分子”，有些则可能属“落后分子”，要用强拖死拉才会跟进。还有一些可能是“顽固分子”，就是不肯跟进。而在某一时间的切面，这四大类人应该是同时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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