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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心理修养

作者:丁瓒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2-31

自序

 

一、谈心理修养

 

二、了解您自己

 

三、人间关系与心理病态

 

四、人间关系适应的基础

 

五、弥散了的仇恨心

 

六、被“魔鬼”缠扰的女子

 

七、合理社会帮助心理健康

 

八、现实的生活方式

 

九、青年期与神经衰弱

 

十、论“风流”与神经衰弱

 

十一、当前的青年心理卫生问题

 

──出席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学术讲演讲稿

 

十二、略论思想与情绪态度的统一

 

十三、略论儿童行为指导工作

 

十四、儿童行为问题的调查

 

十五、论成见

 

十六、人们怎么会得精神病的

 

十七、救救心理苦难的人们

  

自序

 

在这个小册子里搜集了近两年来我所作有关青年心理修养方面的讲稿和通俗性的论文。谈到心理修养,是无法离开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来讨论的。现在书肆里虽然有不少关于心理修养的书籍,但多半是翻译外籍的。这显然不能满足我国青年们热望得着心理方面的科学指导的需要。所以我在这些讲稿和论文里尽量引用我在国内心理门诊方面所见到的个案资料来作为讨论的根据,这样可以使青年读者们能了解现代我国青年们究竟存在些什么心理问题和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些心理问题。

 

关于人类心理生活的科学的了解,弗洛伊德(S Freud)的心理分析学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可以说现在没有一种心理学的深奥的研究是可以不触及弗氏的概念和学说的。关于弗氏的典型的著作,国内已有译本,但是弗氏学说最重要的发展还是近十年来的事。关于这一方面目前我国学术界尚少介绍,所以我还选译了几篇检讨弗氏学说的权威论文以作附录,希望能由心理修养的实践中引起学术研究的兴趣。

 

本书承朱季青院长和卫生教导组贾猷先主任之鼓励与协助得以出版,谨此致谢。

 

 

 

丁瓒

 

194610月于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

 

一、谈心理修养

 

想要系统地写点关于心理修养的文字,这在近十年来几乎成了我的一桩心愿。但是,我一直没有去动笔。等到自己的经验再丰富点,了解再深刻点以后再来写,这固然是自己推诿的一个借口,实际上使我把这桩心愿迁延下去的原因,还在于自己对于这类的写作怀着很大的戒惧。

 

    大约有过六年的时光,我是整个地消磨于与心理病态的人的来往之中的。特别是在精神病院里,那些强烈而深刻的刺激,在我是一辈子也忘怀不了的。当初我以一个一般所谓常态的人,走到他们中间去时,我立刻感觉是成为一个一无所能的人了。我的谈话无法使他们来倾听,更谈不上为他们所接受了。而他们的话,我也听不懂,更何从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秘呢?这在我最初实在是一件非常苦痛的焦急的事。我在几次失望的尝试以后,我就想乞灵于文献。我想那些文献是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病理学家多年来处理心理病理的经验结晶。我可以从他们的经验里,找得解决我目前的困难的一些指示。于是每天早晨去精神病院的专车停在医院门侧时,我便悄然地溜到图书馆去了。我想熟读了文献,我便会了解他们了。可是当我怀着非常紧张的心绪,找到些有关的文献而屏息地阅读着时,我又遇到新的困难了。不仅有些新的名词和语句是我经验中所未见的,有时就是文字上的困难解决了,而这些文字的确切的含义,对于我依然是像永远隔着一座坚墙似的。更使我灰心的是我无法把文献里的叙述和我所面对的活生生的病人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我从文献里理解了一些精神病学的名词和事实,可是对于我和病人的接触,并没有很多的帮助。于是我心中不由地埋怨那位指导我的老师:他为什么不先教教我们呢?这难道就是外国人的教学法吗?有一次,我鼓着勇气把我的困难向那位老师诉述了。他依然是很和蔼地向我说:“现在不必看书,还是天天到精神病院去多看多听,以后自然会了解的。”我对于他当时所说的“自然”是很怀疑的,也感到莫大的神秘性,但在这样的指示之下,我只得再天天按时去到近郊的精神病院,用着最大的耐心去听去看了。时间一久,我慢慢地发觉着我和他们根本上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的。我和他们在一切心理活动上都有着很大的距离。我要是还固执着我的观点来和他们周旋,自然是会格格不入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被迫着不得不暂时地放下我平日所习惯了的所谓逻辑的思维方法,再去更客观更耐心地来观察他们,来体验他们的心情。这一来便渐渐地架起了我和他们间来往的桥梁了。我们间真正地有了来往,有了情绪上的来往。我不仅慢慢地了解他们,并且能给他们一些心理上的可能的帮助。这在我个人方面说,不仅使我变得更冷静更客观地来观察所谓“世相”,同时也自信着对于人们适应他们的环境时的心理过程,有个不是仅仅停留在现象表面的认识。我发觉他们──心理病态的人们──并不是自外生成的人,在他们病态的趋势显著以前,他们也一样高兴着我们所高兴的事,悲愁着我们所悲愁的事,并且也会一样地压抑过我们所认为应该压抑的观念和情绪。就是在他们病中所表现的一切,也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突然、乖僻,也自遵循着他们的“逻辑”。不过对于这些情形的了解,特别是他们以后变得和我们完全异样的原因,文献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却是非常微弱的。对于每个病人的了解,是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个案研究。这时使我恍然大悟那位指导我的老师是深得“从做中去学”(learning by doing)的要旨的。同时,也使我觉到只凭着一点文献上的知识,是还不能就说对于人们实践的心理历程有多少的认识的。

 

在我受心理分析的训练时候,我曾问训练我的这位先生要一个关于心理分析的书目。我想我要了解心理分析的原理与方法,去阅读有关的参考书自然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的,我的这个要求第一次就碰壁了。那位先生很严肃地告诉我,在训练以前和在训练之中,绝对不要去碰那关于心理分析的书。而要我每天花1小时左右的时间,像被分析的病人一样,躺在心理分析的榻上,来训练自己联想的习惯。起初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有时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什么也想不出来,我觉得我的脑子空空似的。好容易1小时过去了,我简直头昏脑闷,有时甚至是胀痛。而训练我的那位先生,却是一言不发。当时我很纳闷,既不准我看书,又不向我讲解,这怎么能使我了解心理分析的原理与方法呢?大约过了1个月的时间吧,我的联想的活动渐渐地丰富起来了,这还不只是观念的联想而已。伴着这些联想的,常常是很强烈的情绪状况。面红耳热,心跳气促,都是常见的现象。这时训练我的那位先生,也偶然地提示一两点意见,慢慢地他对于我的联想,也加点解释,并且在解释完以后,偶然地也提醒我当时某种情形就是心理分析上某种名词的含义。这样经过了10个月,不仅对于我自己有个和以前不同的认识,当我再去阅读心理分析的书籍时,也觉得十分的亲切、十分的浅显了。后来,那位训练我的先生告诉我,要是在受心理分析的时间内,多看了那些文献时,很容易为那些文献中的名词与语句所限制而阻碍了对于自我的真切的了解,有时仅止于一点的理智上的认识,而不能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生活。这些话在以后我自己实施心理治疗时,是更被实际的经验所证实了的。有些病人只是在玩弄一些心理学的名词,并没有能更确切地了解到他自己的心理历程,更谈不到对于自己的病态的情绪、习惯有什么影响。在这里,我又看到对于自己的心理状态的认识,要是只停留于知识的增加的阶段上,还是谈不上心理健全的保持和心理病态的防止的。

 

一次,我在门诊看到一位患着固定观念症的轻微心理病态的病人。他是有着非常不健全的家庭环境的人。所以在治疗过程中,我可以看出他从小是有着不健全的心理倾向的。但是据他自己所描写的,在他病前,有个时期是非常紧张地在专心阅读一本什么哲学和什么世训之类的书的。他想从这些书里,找到一些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指示。结果他愈是阅读这些书,愈使他感觉到心理上的矛盾。在一次极度的紧张与兴奋的状态中,他的心理疾病就暴发了。这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心,去追究他所看的这些书。就借着这个机会我更搜集了一些类似的什么谈心理修养的书。使我十分震惊地看到些以“成名致富”来做广告的标题,以自我宣传一类的字样来召号的书籍。这就是所谓心理修养吗?再看有些这类的书虽然比较严肃点,也比较有点学术的气息,但是美丽的词藻、慷慨激昂的文句只是著者在发泄自己心中的傀儡,或是说他在表现自己而已。对于一个想从这类书籍中找到一点解决自己心理问题的指示的人,是很少有什么帮助的。甚至相反的,有时读者的了解偏颇了的时候,是会加深他们心理上的仄隘的。我知道了那位病人所说的读了那些书以后的心境了。就在那次以后,我更想根据我所观察的、所理解的心理现象,来比较客观地写点所谓心理修养的文字。

 

不幸得很,问题又论到我自己头上来了,一次,我突然地接到一封快信,说他有位朋友忽然疯狂了。在疯狂中不停地呼喊着我的名字。他在比较详细地描写了他朋友病中的表现以后,要我立刻给他一点具体的指示。这使我更惊异起来,因为发信人的名字对我是很陌生的,他的朋友自然更是我不认识的人了。为什么在病中呼喊我的名字呢?我尽力在我记忆中搜索,但是终于想不起我和这两个人名有过什么联系。就在我惊异地考虑着时,第二封快信又到了。拆开一看,知道仍然是那位发信人所发的。我看到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记得他和我谈起过,谈到他读过先生在《西风》上几篇论心理的文章,非常受感动,他说他自己心理上有着不少很不健全的倾向。记得一次在他很兴奋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要跪在丁先生的面前,让他给我一个心理上的裁判。他会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帮助的。’本来他对于心理学是有着相当的常识的。他涉猎过很多的心理学书,他也常常应用他的心理学的知识来帮助人家解决心理的问题。我记得他是在和一个人谈着那个人的心理问题而后便兴奋得失眠起来而暴发了精神病的。”这不仅使我知道了那位病人在病中呼喊我名字的原因,并且是很深刻地使我对于心理修养一类文字的写作存着戒惧了。记得在我受心理分析训练以后,那位训练我的先生很恳切地对我说,心理分析在个人的心理生活上如同外科手术一样,是大意不得的。在国外很多刚施行心理分析术的人,有时病人在被分析一两次以后,便突然自杀了。所以在分析过程中,主要地帮助病人自己去认识自己的心理生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提示施术者自己的主观见解。更重要的,是施行分析术的人,他自己先要能深切地了解他自己所可能潜伏着的心理问题,否则病人的心理问题是会促发了他自己潜在的心理问题的。这些话,我在这次经验里是又找到例证了。同时,我也感觉到对于心理现象的一知半解,较之无知是更为危险的。写这类文章和书籍的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作品所传流着的恶劣的影响的。这就是我戒惧的因缘了。所以我在写作这类文字时,更特别地警戒自己,使自己尽量地对于心理现象和病态的发展,作客观的、普遍的描写。而没有使读者们认为可从这里面找到解决他个别的、独特的心理困难的企图,因为那是需要个别的个案研究的。

 

讨论心理修养的文字,应该不是说教,应该不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的劝世文。但是这些正是时下市面上所流行的谈心理修养的书籍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他们只侧重了心理修养的一个方面的含义的关系。我们知道所谓心理修养,无非是指人们对于社会环境健全的心理适应而已。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之中,很显然地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是社会环境,一是个人的心智能力。在社会环境方面,最具体地来规范我们心智能力的表现的,是社会文化所提示的价值标准。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其实这“是非之心”并不是什么人人所具有的天性,这个“是非”只是社会文化所提示的价值标准。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文化的迫力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存在,并且也助长了生活在那个文化中的个人心理的健全发展。个人依从那个文化所提示的价值标准,使自己一切心理能力的表现不违反那个标准,这就成为“人皆有之”的“是非之心”了。要是片面地、过分地强调社会文化所提示的价值标准,这不过是表现了维护现存文化的苦心,但是这是说不上心理修养的。因为它忽略了个人心智能力的适应。所以用一些美丽的词藻、激昂的文句,甚至玩弄诡辩的技术来向人们说教,结果不一定就能牵着人们的鼻子走的,科学地来讨论心理修养问题时先得分析现任社会文化所提示的价值标准是否是健全的,让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否是合理的、进步的。例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三从四德”等等,在有些人们的脑中依然是奉为圭臬的。可是很明显的,这些都是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在现在要是还让这等价值标准来继续它规范人们行为的机能,就无异于掀起反时代的逆流,阻碍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就桎梏了人们的心灵了,所以演绎现存的价值标准,视为绝对的、固定的而亘古不变的概念,说服人们使之作盲目的景从,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在文化在剧烈的变动着的中国现社会中,这样的看法与企图,往往会在无形中闭塞了人们的聪明,间接也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我们应该尊敬个人的地位,尊敬人们在适应环境时主观的主动能力,培养人们基于科学精神而发展的判断力,使之密切地正确地注意到时代文化发展的动向,让人们能从历史发展中和国际现状中主动地、智慧地预测我们现存社会的将来可能的前途,然后对于这个动的、变的文化环境的适应,有着心理上的准备。所以与其固执抽象的道德教条,不如让人们自由地研究与了解现存的一切具体事实,而合理地决定他表现自己心智能力的方式。在这里,我们个人的主观方面应该具备的能力是客观的观察能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动的、变的看法和宽大的、容他的应变。这也就是民主社会中教育的目标了。所以从心理卫生的立场来谈心理修养,我们觉得培养人们应有的能力和独立适应的能力是很重要的。这些能力都有赖于我们个人心智能力的健全的。这也就是个人心理适应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说明了我们对于心理修养的看法和应加注意的事实以后,我们将继续地提出有关心理修养的问题,加以较为周密的讨论。

 

二、了解您自己

 

“了解您自己”本来是一句非常古老的格言。这说明在人们的修养之中,了解自己是很早便被人们所注意了的,而在现代心理卫生科学之中,为了预防心智的失常和保持心理的健康,我们也是认为了解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在最严重的心智失常的人们所表现的言行之中,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他们不能意识地控制他们的言行,同时也不能有清晰的意识来了解他们的言行是已经离常了的并且是为社会环境所不接受了的,所以不能了解自己到了极度的时候便是严重的精神病状态了。这可见了解自己在健全的心理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了。

 

人们还有一种传统的自信,总以为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是莫过于自己的,虽然说“知子莫如父”,但在做儿子的总还认为了解自己的还是他自己,其实这个传统的自信,在心理学上看起来是还有考虑的余地的。我们且看看科学发展的历史吧:天文学在很遥远的古代便开始发展了的,物理、化学也比生物学发展得早些,社会学、心理学却都是到了现在依然是很幼稚的科学,这个事实似乎告诉我们离开人们愈远的现象的科学便愈早发展,而和人们愈切近的现象的认识却发展得愈迟。这自然因为当我们观察离我们遥远的现象时,主观因子的影响也就愈微弱,所以能观察得比较客观一点,也就是观察得比较正确一点。同时人们似乎不十分愿意去观察牵涉到自己本身的情况,因为那观察的结果立刻会影响到自我价值的估量,这在人们多少是有点踌躇起来了。所以了解自己,在我们看来是比了解别人更困难的。

 

谈到了解自己,最重要的是在于了解自己的情绪、态度,不只是知道自己有某种情绪、态度的存在,并且要了解这种情绪、态度的来源及其结果。我们常听到人们说起他有某种妨碍他心理适应的情绪、态度,但是他很难控制自己。为什么难以控制呢?这就是因为自己还没有能意识地了解这种情绪、态度的来源及其结果的关系,特别是因为人们心理生活有所谓下意识生活,那是我们的心理方面最难以自觉的部分,它为了和现实生活环境的不相容而逃避我们意识的自觉,这就使我们了解自己的情绪、态度的来源更为困难。

 

我曾经接到一封心理咨询的函件,他的主要的困难是在于交朋友方面的。据他自己的诉述,在他和人们来往时他总是吃亏的,他从没有占过人家的便宜,而常常牺牲自己应得的利益。他常常去担任人家嫌麻烦劳人的工作,并且是负责地去做,因为他怕得罪人家,希望人家说他好,可是结果却使他失望,使他灰心,朋友们都说他滑头,说他太虚伪,这使他在和人家来往时发生很大的困难和情绪的不安。这虽然是他自己所认为的主诉,但是我们要从整个心理生活的立场来观察,是还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些是和他的主诉存在着机能方面的联系的。他说:“我特别地恋家,曾经想到我们一生都不愿一刻离开适意的家庭。最初离家的时候,常常独自偷着流泪,要是在外感到一点困难和苦痛时,便愈想到家庭的甜蜜。”“……夜里常多噩梦,战事死亡的梦都有……”“我自己觉得我的嫉妒很大,人家功课比我好,我和人家花了同样的钱而人家却买得比我好的东西,当先生在夸奖人家的长处时,我都有压抑不住的嫉妒心……不过在这等情形下我也责备自己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去努力地干而嫉妒人家呢!”“我的个性是多情的,我很容易同情人家而且愿意热心帮助人。但是对人的疑虑也很多,有时自己都觉几乎是不必要的疑虑,同时优柔寡断没有刚果的决心,更没有斩钉截铁的狠心。当我看到宰猪宰羊的时候我更痛恨人类的残暴,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表示。我愿意耐劳吃苦,可以做到人家做不到的地方,但可缺乏恒心,往往用很大的努力来勉强自己才能把事做完。好吃零食,有钱恨不得一次都花光,但是顾虑可相当的多,一切计划到十分周详,想了又想。例如穿衣服,一件新的衣服便很难上身,总想把旧衣服穿了再穿。不过内心又很急躁,特别是在走路及上下楼梯时,总想用跑步的或雀跃的步法来走,恨不得一步就走完。做一件事时希望立刻就快快地结束而不耐详细地审核,但又想把什么事都做得十分周到,不给人家一点批评的机会。我不愿意得罪人,不过抱怨的话又是很多的,虽然我很少发出。我并不迷信,但是又愿意向算命的人请问前途。在学校里,同学和老师普通说起都还好,但是都不能到顶好的程度,不过自问在学校里能很勤苦地读书,品行也很端正……我又觉得我的脑子太复杂,不知道常占着什么东西,有时甚至是昏昏沉沉的。一个人是多说话好呢还是少说话好呢,我自己总找不到一个确实的解答。对人是谦让好呢还是横强好呢?我又怕谦让了会使人家看不起,强横了又要不得……”

 

这些诉述和前面的主诉有些什么机能的联系呢?这得留在后面再详细讨论,现在我们得先来看看这些诉述与了解自己的关系。

 

在看完了上面的诉述以后,谁还能说他不了解他自己呢?真的,像这样坦白而直率地来检讨自己的还是不可多得的例案呢!不过,从他的话中,我们已看出好些“为什么”的问号了。可见谈到了解自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之中,往往有两种最普遍的现象,一是估量过高,一是估量不足。前者是因为人们往往受了“我观”癖的影响爱把自己装点得尽美尽善,最严重的甚至成为一种愚妄的自我陶醉。这些人的观察起点本是从自我出发的,他把自己看作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因此他得先把这个“尺”视为尽善尽美,于是无视自己的限度与缺点。对于这等人是无法谈到进步与发展的,因为他们先就把自我视为已经到了至高的、永恒的境界了,哪还有什么“竿头百尺”的可能呢?“变”对于他们成为憎恶和嫉妒的名词,“进步”更是他们所最不能宽容的和最畏惧的术语了。自我估量不足的人多半是有着自卑情绪的人,他们的自信早被自卑情绪侵蚀殆尽,特别是在忧郁症的个案中,他们常把自己视为人间的赘瘤,所以很容易走向自我毁灭的路上去。一般地说起来,人们的了解自己多数是依靠徘徊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所以客观的认识便成为极困难的了。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为意识所控制的言行必得是自己意识上所清晰认识的言行,所以一个人要是不能有正确的、彻底的自我了解,往往不能意识地来控制自己的言行。就如上述的个案中,他在交友方面的遗憾虽然已为自己发觉,但依然不是他自己所清晰认识的。他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遗憾,因此经常地陷溺在情绪激动之中。我们要是客观地来检讨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心理生活上的主流是还没有为他自己所认识的。从他简短的自述中,我们多少可以发现他的心理生活是趋向于过分地强调价值观念。本来价值观念在人们心理生活上的重要是无可否认的,我们的判断能力也就是基于我们的价值观念出发的,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就是这个意见。不过我们健全的判断能力是基于我们对于事物的客观的观察与认识而后主观地把握着的认别能力,所谓“我心有秤,不能为作人轻重”,所以在判断过程中,客观的认识与主观的把握是同样重要的,而在他的自述中多少是存在着过分顾虑到人家的印象而忽略了自主的判断。因为时时要迁就人家的印象,因此必得有时时在紧张着心情去“仰人鼻息”,反而没有宁静的心境来对于事物作冷静的观察。更因为缺乏自主的判断,所以言行多出于勉强的造作而没有真诚的流露。而且我们要知道所谓价值标准并不是绝对的、抽象的和不变的概念,而是跟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发展着帮助我们生活适应、规范我们行为的指针,一味地强调价值概念而忽视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结果使价值概念游离了生活的实践而成为空洞的概念,它失掉了规范行为、指导行为的机能而成为口头搬弄心头盘碌的名词而已。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把“道德”、“人心”叫得震天价响的人很多正是在偷偷摸摸地干着罪恶的勾当正是这个道理。我们看到他说“怕得罪人家”,“要人说好”,“嫉妒心很大”,“对人的疑虑很多”,“不给人家一点批评的机会”,“愿意向算命的人问前途”,“脑子太复杂……有时甚至昏昏沉沉”,“怕谦让了使人家看不起……”,我们似乎可以想象到一个心中无主的青年是如何在彷徨地澄逐于人们口头的价值估量的苦闷了。为什么我们不做自己的主人呢,客观地认识社会环境,主动地把握自己的识别能力,再来意识地表现自己的言行呢?而且一个过分强调人们口头价值估量的人是很容易无意中压抑自己,无视自己的欲望与缺陷而空虚地粉饰自己的。所以“夜里常多噩梦”,这证明了白天的压抑太多。“优柔寡断”说明了没有自主的判断力。“往往用很大的努力来勉强自己才能把事做完”,可见自己的言行并不是出于自发的主动努力,而只是顾虑人家批评不得已的做作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急躁”、“缺乏恒心”和“不耐详细的审核”都成为必然的现象了,用这样的态度与心情来和人们来往,也就无怪乎“不能到顶好的程度”了。所以说他的主诉只是他自觉的心理生活中凸出的部分,这个部分和他自述中的其他部分都有着机能联系的。

 

现在我们得进一步看看这种心理生活的主流是从何而来的。这在他自己自然是更难自觉的,所以他这种情绪、态度便很难为他自己所控制。其实,我们的情绪、态度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过去生活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儿童时代生活经验所培育起来的。在这里我们更注意到父母们对于儿童的训练与指导的态度。

 

 “……我的家中是谨守本分的商家,保守旧道德、旧礼教而也有点新知识的家庭。父亲性情急躁,没有决心,很容易为人家说动,心肠慈悲,很能帮助人家,但他对于家庭则认为应该吃苦受罪。在民国十九年时因为奉军强占了我家的产业忧郁而亡,所以早年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我现在的为学做人和母亲的谆谆教诲是极相仿佛的。母亲是精明强干、什么都不甘人后的女子。对于农作收获的估计和天气的预测都非常准确,这是我小时极佩服的事。对于子女的教诲更是非常严紧,有时也失之过严。特别对于衣服整洁、礼貌等问题更加注意。教我如何做一个好孩子,要是不听的时候便是打骂。例如说她不准我吃人家给的东西,一次人家硬是给我吃,我便吃了,母亲便把我关在房里打我的嘴、打我的腿,直到我承认下一次不做这类的事为止,像为了这类小事而挨打骂的例子还很多。甚至如吃饭时饭碗该怎么放,走路时鞋面不准沾一点泥等等都管教得很紧的。但是母亲对我的爱护、那种无微不至的体贴也是令我非常感动的。记得母亲常说衣服只准破不准脏,在我十六七时母亲还得亲自给我换洗衣服,有时我不耐琐屑也暴躁得使起脾气来,母亲便哭着诉述父亲死后清苦的情形,必得等到我也被感动得痛苦地哭起来而表示悔改时才止。现在她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五十岁以后信仰了基督教,每天偷着工夫撑着拐杖去教堂认字听道。每天她必得识几个字,最近三年来她已能通顺地读圣经了……”

 

就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斤斤较量地注意到儿童们形式的训练而不启发他自动的思想是很难培养儿童独立的判断能力的,用苦痛的经验驱迫儿童于定型的行为方式,也容易使儿童将来的行为流入机械做作而失掉坦白的自然。这使儿童只注意外表的给人们的印象而不了解自己的行为本质的意义。陈义过高的烦琐的标准施之于儿童,也只养成儿童时刻紧张的心情而已。

 

这可见要了解我们自己现在的心理生活还得客观地分析我们过去的生活经验,了解那些养成我们不健全的心理倾向的因子,让我们从那些不健全因子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意识地控制我们的言行。

 

三、人间关系与心理病态

 

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于人间关系(human relation)的适应。所以人类的心理病态,主要的是由于这人间关系的失调而来。在和自然搏斗的原始人,人间关系是非常单纯的。他们的生存的条件,主要的是系于身体的适应。所以在原始人中发现精神病是很少见的事。等到人间关系复杂起来以后,人类的心理适应便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人类的心理病态,也便从此成为引人注意的严重问题了。对于人类心理病态的这一新兴的科学解释,到现在依然很少为人们所了解。传统的心理学,还想把人还原为自然人,放到人为的实验室的环境里来决定人的心智能力。修养不够的医师们还幻想着在门诊内看到他们的精神病人的康复。他们专以个体为对象,而不触及个体的人间关系的努力,往往是会使他们对于人类心理病态的认识与治疗感觉灰心的。一个心理学家会满意于他所辛勤编造的智力测验,但是研究了心理病态的临诊心理学者(clinical psychologist)便会注意到人类的智力的效率(efficiency of intelligence)而感觉到智力测验的限度。一位小儿科医师学会了对于儿童的发育诊断(developmental diagnosis),便认为可以在儿童所或儿童行为指导门诊以内解决儿童行为问题了,但在富有经验而思想开明的精神病学家,却会认为这只是在行为指导中做了小小的一部分工作而已。除了极少数的是由于遗传的和体质的因子的个案而外,大部分的心理病态,是根源于人间关系的适应方面的。所以从儿童的行为问题一直到严重的精神病的了解和处理,是要把重点放在人间关系的剖析与了解之上的。要是忽略了这个人间关系的认识,那么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所谓品格(personality),以及社会学家的所谓环境,都成了空洞的抽象的名词了。要知道我们的品格,是由于适应人间关系的经验的不同而才有巨大的差异的。对于我们的品格具有决定作用的所谓环境,要是从中抽掉了人间关系,也便谈不上对于我们品格的影响了。

 

有一次,我和一位精神病学医师一同被邀去看一位精神失常的病人。这位病人正好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所以对于他病前的品格,我们有比较清晰的了解。一般地说起来,他在朋友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印象的,他在学校里是一个非常谨饬而勤学的学生,所以一直保持有优良的学业纪录。平日很少看到他和人们交谈来往,所以他在团体中不容易为人们所发现。但是常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却会对他的努力进取,以及很严格的道德操守,表示钦佩而乐于亲近他的。为了他的朴实的而又沉默的性格,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朋友们很少特别注意到他的。现在听到他精神失常的消息,在朋友间激起了普遍的惊疑。

 

到了他的家,一切都如常,只是他躺在床上,不停地哼哼。头部有包着伤痕的纱布,据说是用磨豆浆的石磨顶在头上时打破头部的,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一直也没有问出什么结果来。见了我们,他用惊异的眼光凝视着,满面是抑郁的神情。

 

 “怎么样?这时觉得怎么样了?”我们问。

 

没有回答。即使是重复地问了,他也只是像小孩要求不着东西时那样地哼哼。

 

 “为什么总是像小孩那么哼哼呢?这儿都是老朋友,还有什么不能谈的?”

 

 “不对,”他眉头更皱得紧起来,同时似乎是含蓄着无限的苦痛。“我觉得一切都不对头了。”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或有什么变迁的地方,不妨和我们随便谈谈,好让大家替你做做主意。”

 

停了半晌,他用惊疑的目光在搜索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注视一会,又是微微地摇着头说:“你们看,小弟不是又发烧了吗?”

 

 “这儿的天气变化太快,小孩子容易感冒,那还不是非常普遍的事,大夫也说是轻微的感冒,而且烧也早退了的。你看他还不是那么顽皮地在外面玩吗?”

 

他依然摇着头。一会儿又凝视门后的角落,似乎有什么重大的发现似的。“你们看,豆浆瓶,一向是放在桌上的,现在怎么倒在门后了呢?”

 

一切的解释似乎都无法动摇他那特别坚强的疑心。他过分敏感地在寻找环境里一切非常微末的变迁,这些变迁在他是又增强了他的怀疑。于是他紧张得像是随时随地都会有什么极严重的事故发生似的。他紧张疲乏了时,就发出哼呼的声音,以求片刻的松弛。不一会儿,又立刻回复到紧张的状态。要他吃东西时,那就不只是紧张了,他被惊吓得几乎暴躁起来。饥饿到不得已时,他也必得别人先尝一尝那食物,他才敢吃。他不让妻子一刻离开他,妻子的一举一动,都更激起他的惊惶性与恐惧。

 

这时精神病学医师已经作过极详细的身体检查,认为没有任何足以说明这等现象的病理上的证据。但是这种情绪的表现,是一定有他的心理上的原因的。不过为了病人情绪上的兴奋和激动,不能立刻建立情感关系(rapport)来作心理上的分析。所以我们共同的建议,是让他先换一换环境,最好是先让他能在朋友家里去住一住,让他先离开这个使他多疑的家。因为他还没有什么粗暴的举动,在找不到适当的精神病院时,一个关怀他而对他比较有认识的朋友,是会在他心理上有点帮助的。这样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观察他,并且和他接谈。以后听说我们的建议为了环境的种种原因却未能实现。

 

隔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以后,他的家属来和我们谈起他的情形。在我们走了以后,他一直是那么多疑,特别是对于妻子的疑心更大。她不能一刻离开,但是事实上她的工作又不容许她长期留在家里,而病人的言行举动在家里给孩子们的印象也会有不良的后果。于是他们决定把他送到一个病院里去。最初他表示不愿离开家。上车以后,在中途他变得更暴躁起来,神志也更不清楚起来。对于护送他去的人,他表示很大的仇恨。经过了长途的跋涉,又是被送到一个非常陌生的病院里,他的情形便更加恶化起来。他在那儿不仅是不停地骂人,有时冲动起来时还打人,拒绝食物,拒绝换衣服,以致惹得一身的虱蚤。病院便要他的家属把他领回。妻子去看他,他比较地安静起来,愿意随她回家。回家以后,为了现在战时环境,家庭里要是长期有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那么全家的人都会被他累得坐卧不安起来的。家里的人经过了长期的困顿以后,也开始灰心起来。他们听说郊外一座古庙,里面有一位老道是专收容精神病人的。他们也明知这不是迷信可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各种方法都想穷了的时候,人们是会对任何建议都存着幻想的。为了要先让他离开家,有个安身的地点,他们便把他送到那个古庙去了。本来他那时已经比较安静下来的,经过两三个月的修养,他开始恢复了清明的神志。于是早晨他自己走回家,天晚了又走回古庙去。慢慢地他能安心看书了,想回到自己职业的岗位上去。他离开古庙经常地住在家里。最后他恢复了先前的职业生活。

 

就在一个下午,他精神非常饱满地、衣履非常整洁地又来看我。除了面部表情还不十分灵活以外,使人看不出他曾经有过精神失常的历史。他诚恳地要和我长谈,他说他想分析他这次病中的经过,因为他现在能非常清晰地记起病中的一点一滴。这在我自然是非常欢迎的,因为病人病愈后的自述,是会帮助我们了解心理病态的病源的。

 

 “现在我看出我一向是有着安静而沉默的个性的。自从在学生运动中受了一点刺激以后,我便变得更内倾了,不爱说话,兴趣范围仄狭,对于交友也没有多大的热忱。我一心想到我未来的发展,不过我总时时感到我的计划不能顺利地展开,常常遭遇些不易克服的困难。就在病前一两年,很显著地自觉着自信力的减退,这也许是为了我常遭挫折的缘故,特别是在有几个可能的场合而需要我作决定的时候,我往往茫然不知所措。我希望有人来替我代作决定。但是人家要有具体的建议时,我又觉得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于是内心便开始矛盾起来。这样我便开始对于环境发生怀疑,特别是对于周遭的人怀疑起来。疑心减少了我和人们来往的勇气,少有和人家接触的机会,也更增加我对于人家的怀疑。我时常惶惶地揣测人家对于我的态度。病前已经有过较长的时间,我便是在这种不安与惶惑中度过的。无名的恐惧与无名的怀疑几乎是经常地造成我的心境的紧张。慢慢的,这些恐惧与怀疑使我不能安于我的职业环境。我曾经两三次调换了工作地点,但依然不能安下去。特别是新换一个工作的机关,人事的适应更感困难,也更容易滋长我的恐惧与怀疑。最后我就是新到一个机关去工作,没有多久,我便不辞而别地卷起铺盖回家了的。现在想起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迫得我非那样做不可,也只是累积着的恐惧与疑心的暴发而已。这种职业上的不安与失败,自然也会影响到家人的态度的。家人的劝告与不满,也是难免的。但是不了解我这种心境而作的任何建议,不仅不会对我有什么良好的影响,反而成为我不安的刺激。于是对于家的环境,我又不安起来,从不安的职业逃避到依然是不安的家,我便有途穷之感了。我是更没有什么去路了。于是我的疑心更怪癖更严重起来了。起初那些疑心还是一时的,因为家究竟是我认为较安全的地方,所以冲动性的疑心一会儿也便消失了。后来这些疑心变得沉重起来,并且超越了我的控制能力,家对于我便完全走了样,我甚至疑心妻子会害死了孩子再来害死我,妻子和孩子在我眼睛里都变了。我注视孩子的一切动作,我怕他们遭受了危害。我不放松妻子一步,怕她有什么阴谋。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安全。最后一次想到与其让妻子害死,还不如自杀来得干脆,这就是用石磨打破头的心理上的动机。那时我恐惧家的一切,但也怀念家的一切。我不知怎样来处理我的生活了,于是只有任着情绪的起伏,一会儿狂躁,一会儿抑压。后来他们又逼我离开家,一点不了解我当时的心境,而突然地要我离家,那只有更激动我的情绪。当时我已失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了,所以只有任情绪的激动而已。在车上,我几次想跳车逃走,但是没有成功。到了病院以后──现在才知道是病院的,我更认为是陷害我的阴谋的实现。来看我的人常常是变动的──现在我知道那是医师和护士,并且都同样地问了一两句话就走了。我自然不信任他们,于是我拒绝说话。到了吃饭时,筷子一会儿是方的,一会儿是圆的,有时一支方的一支圆的,我认为这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同居的人──现在我才知道是些较我更为严重的精神病人,多半是在那里谩骂而表示奋激的。恰巧有一位是曾经当过游击队而后得病的,他整日地在病房里用被单当做旗子做射击瞄准的动作,慷慨激昂地抨击时政。每晨附近又有军号声和步伐声,所以我当时竟认定是被送到集中营了。现在想起来,这些都是当时使我的心境更恶化的原因。后来妻来看我,经过了这场风波之后,再见到妻时,对于妻的怀疑,已经减退了。从此情绪便逐渐平稳下来。至于住在庙里时,即老道除了一次在食物里放进些令我呕吐的东西以外,事实上并没有和我有什么接触。不过较为清静的环境,实际上可减少不少的刺激。现在我觉得完全恢复了,不过与人来往时,还有点放不下心似的。”

 

从这段简单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来。

 

心理病态的暴发,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病前往往经过一个品格变迁的阶段。这种品格的变迁,有时是病人自觉的,有时病人自己虽不能意识到,但是仔细地客观观察,还是可能发现的,这个变迁往往是心理病态的先兆。但是国人忸于传统,对于个人心理的变迁,往往忽略了它的重要性。其实在这个阶段中,是最重要而又最适宜于施行预防的指导的时候,这位病人病前的时时掉换职业,不安于职业,以及落寞多疑,都是品格变迁的表征。要是这时病人自己有心理卫生的常识,或是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有这等常识,而及早地请求预防的心理指导,是很可能避免以后的悲剧的。

 

一般人对于精神失常的人的言行,都是笼统地视为无稽与怪诞,很少想追究其来源的。其实他们的一言一动,也是有他的逻辑的。不管是一颦一笑,是叫嚣是骚扰,都是病人的逻辑的结果。不过他们和我们是在坐标上由不同的两点出发的,所以他们的言行,便是我们所不可解的了。要是我们能够应用心理技术,去了解他们心理的状态,是很可能追溯到他的言行的因果关系的。

 

不过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这个个案可以比较明确地说明:心理病态是出于累积着人间关系的失调所招致来的。一个人的自信力,我们并不认为是先天的特殊能力,而只是我们能够应付环境、控制环境和预测环境的能力在我们意识上的显现而已。我们当然免不了遭遇一时的挫折,但是控制和预测环境的能力,并不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有什么损害时,我们的自信力还是能支持的。而环境中变幻最多和给予我们心理上影响最大的,自然无过于人事环境,也就是人间关系的环境。所以在人间关系的适应上,失掉了控制和预测的能力时,个人的自信力是会由动摇而瓦解的。因此他的疑心,几乎全是集中于人的。他所谓“职业的不安”和“家的不安”,也无非是职业方面和家庭方面人间关系失调的结果而已。人是绝对不能孤立的动物,所以是命定地逃避不了人间关系的适应的。可是人间关系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的情况常常是人间关系的决定力量,爱斯基摩人对于世界上存在着战争,而人与人不能和平地相处总是一个谜。而在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之下,又是无法消弭被侵略者的海样的深仇的。我们的职业环境,我们的家庭环境,无一不是密切地依存于现在的整个社会。社会在动荡中,我们在职业和家庭方面的人间关系,也是关于希望安定而美满的。这也就是现在心理病态比较滋长增多的原因。社会上有着一部分人是在踩着人家的脊梁,捏着人家的脖子,而垫高自己的地位时,又哪能让人在和人来往时不存着戒心呢?许多人在嚷我国教育的破产,光怪陆离的丑恶现象已走进了学校,而在我们的经验中──治疗学生的心理病态个案经验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隐忧,这是在于学校中流行的所谓“坏人心术的争斗”,以致造成同学间的猜疑和戒备。这种不健全的人间关系,正不知噬蚀了多少善良的青年心理健康呢。不过,这种社会的变态决不会永存的。安全的、坦白的社会关系,不只是一个理想,必得成为将来实现的事实的。人吃人的现象,只不过是行将没落的回光返照而已。“四海一家”不是已经有人在预言了吗?善良的人们之间,依然是可能辨别黑暗与光明。憎恨我们应该憎恨的,热爱我们应该热爱的。“德不孤不有邻”,我们正不必为举世滔滔的阴森气氛而惶惑而惊疑,相反,我们应该用明确的识别力来扩大我们友谊的圈子,造成我们较为健全的人间关系。这就是动荡的社会中讲求心理卫生的要策了。

 

四、人间关系适应的基础

 

我曾经提出人们的心理病态就是人间关系病态的反映一问题来讨论过。这个新兴的概念是值得我们再来作进一步的探究的。因为这不仅是医学研究上的新发展,也是社会科学家们所应该注意的现实问题。记得在1940年,美国华盛顿地方为了纪念已故的美国精神学大师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曾经由医师、心理分析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发刊了一种新型的杂志,题名为“精神病学”(Psychiatry)。而在这个题名的下面,却加上一个副题,“人间关系的生物学与病理学”(The Biology and Pathology of Human Relations)。这不仅非常明确非常科学地具体说明了近代精神病学的新内容,并且指示了精神病的科学研究是医事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共同从事的一种集体工作。因为所谓人间关系,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是决定于什么先天的人类本性或什么精神的感应之类的,而是非常现实地决定于人类的社会关系的。人与人之间,是通过了社会组织而后才发生关系的。要是没有家庭的组织,没有婚姻的制度,那么什么夫妇、亲子和兄弟姊妹的人间关系,是无从想象的。当社会组织稳定而健全的时候,人间关系是非常顺利而愉快的,所以在那种社会中流行着心理病态是非常少见的。当某种社会组织演绎到成为人们心灵的桎梏时,那就立刻会反映到人间关系上面来,成为一幅阴森的、残酷的图画了。所以当社会上心理病态流行的时候,我们不仅听到“人心不古”的人吃人的故事,同时,“叶落知秋”,我们也就应该惊觉到这个社会是急待变革的了。

 

 “家”在现存的社会情形之下,还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它不仅是人们度过大部分童年的时光的地方,也是最先养成我们一生的态度与习惯的地方。我们最早的人间关系的适应,也是开始于家庭生活的。要是家庭中的人间关系不健全时,家便成为人们心理病态的温床了。当我们走到精神病院里去,翻阅那些病人的个案记录时,我们就可以证实这一论据的正确性了。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精神病人不是在他们的家庭历史中存在着不健全的人间关系的。家,早就孕育和规范了我们适应人间关系的反应型式。在不健全的社会中,病态的社会关系又是最先反映到家庭中的人间关系上来的。所以在这样的社会与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人,要不经过科学的心理指导,校正了那些病态的适应型式,他们的心理健康是很难期望的。一位“医”而兼“商”的发国难财的人,丧心病狂地用尽了不正当的手段搜刮了许多钱。他对于钱的贪婪,使他完全忘怀了他以前所受的道德教育和科学训练。和他来往的朋友们都觉得他的虚伪、阴险、残酷等反社会的行为是成了病态的反应型式的。在家庭中,他的弟弟得了需要长期休养的疾病,几次的商量,他只答应借了几百元。后来弟弟的朋友知道了这个消息,忙汇了一笔款子给他弟弟养病。哪知这张汇票正落到他的手里,他便通知弟弟那笔借款他已经扣下去了。他的进款和存款始终是很严密地瞒着太太的,太太一点也不允许过问他经济上的情形。每天早晨,他只留下极有限的“家用”,这就是他的家庭关系。试问在这样没有一点温暖的家庭之中,无论是他个人和家人,哪还谈得上什么个人的心理健康呢?

 

一次,我接到一封心理卫生咨询的函件!

 

……我是受过高等教育而现在正在从事于专门技术研究的男性青年。我非常苦恼夜眠多梦,现在差不多每晚都是梦。因为夜里多梦,白天里精神便振作不起来,工作的时候常打哈欠,注意力不能集中,容易发脾气,懊恼起来时便兴趣毫无,感觉悲观。工作的效率也就不得不减低了。我自小又是不爱讲话的,过去见了生人便脸红,现在见到生人时,总还是很不自然的。我自问待人家的心是很好的,可是我说不出委婉的话,没有和蔼的表情,心中一股对人的热情往往无由表现,结果使我交不到朋友。在和两个人以上在一起的场合,我总敏感地觉得人家会瞧不起我,或是要欺负我。在和比我地位高的人谈话时,我便心跳加剧,忐忑不安,我总是不能尽量地表达我的意思。我对于环境非常不满,一看到黑暗的事情,我的情感特别容易激动,发起牢骚来便怒发冲冠,语多激烈,因此也得罪了不少的人。偏偏在我现在的环境中,黑暗和不合理的事又太多,我常常抑不住我的牢骚。有时我提出善意的建议,可是这不但不能生效,所谓老于世故者流,还说我太幼稚、欠涵养。要是对于这些事持缄默的态度,我又觉得是青年所不当为,这个心理上的矛盾,也是常常使我烦恼的。

 

……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不发达,交通不方便,而生活非常朴实的农村。那里政治的情形非常黑暗。沦陷以后,地方情形便更加紊乱复杂了。我的家是所谓“耕读传家”的家庭。父亲是前清的秀才,思想比较保守,性暴躁,为人固执,勤俭谨慎。对我的态度很严肃,好像没有什么感情。记得一次他把哥哥用铁绳锁起,跪在大门口好久的时间。又一次冬天,把一个长工的衣服脱光了,用绳捆起,再用通火炉的铁棒打。这都是使我想起来非常可怕的事。他常在场院中捡拾遗落的麦粒壳屑,饭后地上偶然掉下的馍片面条,也都捡起吃掉。走在路上,看到烂铁废物,也都捡换火柴。闲空的时候,去拾牲畜的粪。他常说:“近年富,拾粪土,远年富,栽树木。”我对于父亲是敬而畏之的。小时父亲不许我出外与邻儿玩耍。到我很大的时候,村中的人我大半都不认识。记得一次在家我把屋角一只瓷瓮打破一个洞,因为怕父亲责骂,便把有洞的一面转靠墙角,时时担心被父亲发觉,幸而直到我离家时,父亲都没有发觉。

 

母亲身体很弱,中年时常患头痛,一遇气愤便患胃病,病发时呕吐,剧痛难忍,有时且发冷汗。性懦弱,在家没有什么地位,对于婚姻生活是时时埋怨的。记得小时常常听到母亲的长叹、愤恨和哀吟,诉述年青时受祖父母和父亲的气,和父亲的感情是很不好的。我最早的记忆便是模糊地记得母亲一手抱着我,一手做饭的劳顿的情形。还记得一次母亲到舅舅家去而没有带我去,父亲在家看着我,使我别扭了一天。饭都没能吃饱,因为平时我吃饭时,父亲要在旁边我便不吃,非等父亲走了我才吃饭。要是父亲在旁稍久不走,我便哭起来,那是我五六岁时的情形。父母们都相信鬼神气数,认为儿女的婚姻是父母的责任,这都是和我的意见不相同的。

 

我和我的兄妹们相处也似乎没有多少感情似的。记得小时一次哥哥染病在床,我到他房里去,他厉声地骂我“爬出去”,此后我就再也不到他房里去了。虽然是他叫我到他房里去吃糖果,我还是不去的。一次在我离家出外读书的前夜,我不惯离家,便哭起来,哥哥不但不劝慰我,反而打我一顿。还记得一次病后,我到哥哥床上休息,我看到那么美的花的被窝竟用剪子在上面剪了几个大窟窿。到我求学的时候,哥哥已从外国回来,几次问我是否需钱用,我以为他是真诚的,所以向他拿了几次钱。哪知在一次酒后,他竟借题发挥,大算旧账。想到我自己的哥哥也是如此虚伪,更觉寒心起来。

 

妻的个性很强,我们相处似乎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最初父亲本已允许过我在替我订婚时必得我同意,哪知结果没有让我知道一点消息时便替我订婚了,只是要我于某月某日回家结婚,当时我是十分气愤的。婚后和妻发生过两次较为严重的冲突,多因为姑嫂妯娌之间的不睦而起。有一次,我发现她和我哥哥通信,以兄妹相称,引起我极大的猜疑,吵得相当厉害。

 

我在家没有什么地位,我对于家庭生活觉得大家都感到精神上极大的苦痛。尤其婆媳、翁姑和妯娌之间,大家整日地在精神上别扭着,谁都有一肚子说不尽的牢骚怨恨似的。平时除了有必要的事情相商而外,谁也不和谁去谈一句闲话。我自己的个性又是倾向于内向的,孤僻,固执,心直口快,不喜和人家来往,遇事犹豫,缺乏果断力。生活极有规律,任何嗜好都没有,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只想将来做一点与社会有益的工作,如地方自治和乡村建设之类的工作。自觉是一个平庸的人,近年来尤多思想迟钝、动作缓迟之感。

 

至于我所受的教育,6岁时由父亲教我识字。8岁正式上学,是集合几家邻儿专聘教师授课的。后赴北平考小学,因为不懂国语而落第。中学是在天津入学的。那时我刚从乡下到都市去,服装、语言和行动都带着极浓厚的乡土气,同学们都拿我开心,上课时常用粉笔头在后面打我的头。我在校是常受这一类的欺侮的。我一说话,同学就笑我是“机关炮”,因为我说话口吃,又说得快的缘故。记得一位数学教员非常利害,我和同学都非常恨他。一次我在他上课之前,在黑板上写了“混蛋”二字,后来忘记擦去,可是意外的,那位教员看了一看,便自己擦去了。我当时非常害怕,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到了大学,对于昏庸懦弱的系主任以及对待各学系非常不平等的院长之流,也是非常不满的。在求学的生活中,有一次的刺激是使我难忘的:一年冬天,我从天津回家,经过石家庄时,天色已晚,我便住到旅馆去。夜里军警来检查,我为了要了明他们的身份,便前去看看他们身上的符号。他们非常不高兴,那时又正当平津学生运动高潮的时候。他们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学生。他便说“学生没有好东西的”,说着便翻箱倒笼,还用枪托打我一顿。

 

我毕业不久,到机关去服务,原想作科学研究的,结果每天依然是“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机关工作只求表面毫无实际,而劳逸不均、苦乐悬殊等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是车载斗量。黑暗重重,是我从未想到的。做长官的只会说漂亮话,工作人员实际生活情形和工作状况则茫无所知。直到现在我早晨还是没有洗脸水,晚间也不供灯油,办公室里没有浆糊和茶壶,喝口开水都是困难的事,但是许多无聊的“等因奉此”的工作,都压到我身上来。

 

 一次我送眷赴西安,到了宝鸡,天色已晚。我找好旅馆为了赶路,便到车站去打听车辆和购票的时间手续。我进车站时,只看见站外停了几辆汽车,车站门旁也没有守卫的。我便一直走,走不几步便遇到一个人,我便说明来意。他很不高兴,要我第二天再去问,我便说明赶路的困难情形,希望他略告一二以便计划。他态度便更坏了起来,我说何必这样不客气呢。他便暴躁起来,硬说站外的汽车刚丢了东西,说我是小偷,拉住我便打一顿,打我的耳光时把我的眼镜也打破了。事后还带了人到我旅馆去搜查,威逼着我不敢再去追究。当时我人地生疏,时间又迫促,只有默受了。这都是我最痛心的莫大耻辱……

 

看完了这一封信以后,我想谁都会激起无限的同情与感慨的吧!这位质朴的、富有正义感的青年的遭遇,在现在中国社会里,怕不是他个人所独有的遭遇吧!谁都在焦虑国事的危急,谁都在寄热望于知识青年,但是试问父母们、师长们和所谓领导青年训练青年的人士们,又有几位是真诚地在注意这些国家栋梁的知识青年的心理重负的呢?我愿意从心理卫生的立场,来把这些现象作一分析,以供青年们自己和社会上真正关心青年的人士们参考。

 

当我们开始看到这封信时,似乎可以看出这位青年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是在于“夜眠多梦”、“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容易激怒”和“感觉悲观”等,这些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纯粹医学上的问题。确实的,使他生活失掉了常态,使他工作效能低减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病症”的搅扰。不过主要的问题是要进一步地追究一下,这些“病症”的“病源”究竟何在呢?究竟应该怎么来科学地解释这些“病症”呢?医学上的传统,往往是从身体组织方面去发现“病症”的“病理”的。但是自从近代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的交感神经系统对于人们内脏器官的机能失调有着决定的作用,特别是坎农(WBCannon)和邓巴(HFDunbar)等科学家发现了人类情绪反应在身体方面的表现时,我们对于机能的病症,就不能不注意到心理上的考虑了。对于这等病症的诊断与治疗,就不是在身体组织方面去兜圈子所能解决的了。一个人见了生人爱脸红,听了警报便脸发青,决不是吃一点弛张和收缩血管的药便能解决的。在这封信里,这些病症最重要是说明了他情绪上的不安。他的病原还是心理的。

 

“见到生人时总还是不自然的”,“交不到朋友”,“敏感地觉得人家会瞧不起我或是要欺负我”……这些现象非常具体地说明了他在人间关系的适应上是存在着他自己难以克服的困难的。这些困难无形紧缩了他人事往还的圈子,无形中几乎把他孤立起来了。所以他虽然是有着依然坦白天真的心胸,他直觉地发现了环境的黑暗和不平,他的正义感抵住了同流合污的诱惑,但是在这几乎是腐烂了的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之前,单刀匹马的他,差不多是和在车辙里奋起臂膀来挡车的螳螂一样的无力。他得不到鼓励,望不见支持,他只有在所谓老于世故者流的冷嘲热讽的打击之下变得悲观烦恼了。这就是他情绪不安定的最主要的来源了。其实在黑暗的角落里,何尝没有潜在着的光明,腐烂了的草堆不正是新生幼苗的肥料吗?像他一样质朴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又哪里真是灭迹了的呢!摧毁黑暗正是需要善良的人们的合力,而不是一个孤独的英雄所能胜任的。可惜他这在人间关系适应上的困难,却又阻碍了他和善良的青年们交流。所以并不是“找不到朋友”,而是自己心理上的困难堵住了朋友们来往的门,不过,这所谓自己心理上的困难,并不是什么难以超越的天堑,更不是什么人生的难以摇撼的天性,它有它的造因,有它的源头,它像所谓在雪地上滚过来的雪球,是因为生活经验的累积而更加沉重更加增厚起来的。说到这里,最基本最重要的造因,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家”,不能不追溯到孕育了、规范了我们适应人间关系的反应型式的家庭生活。

 

家在人间关系的适应方面来说,对于一个儿童是非常重要的。儿童初生时,他的自我的范围是十分广大的,他没有识别自我与环境的界限的能力。他把广漠的环境只看作是他自己的一个部分而已。人我关系的认清,只是逐渐地透过了认识而起的心理能力的分化作用的结果。这人我关系在家庭生活里又慢慢地渗透了文化的社会遗传的影响,这铸成了我们对于人间关系反应的初型。这个初型是非常基本的。它几乎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对于人间关系适应的情形。在这个初型之中,包含了两个最主要的适应,一是对于权威(authority)的适应,一是对于同辈的适应。前者是亲子关系或则是儿童与监护人的关系,后者就是兄弟姊妹间的关系。至于以后对于异性的适应,差不多也定型于这两个主要的适应过程之中。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封信,我们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童年时代这两个主要的人间关系的适应都是不十分健全的。父亲的态度只是严肃,“好像没有什么感情”,对于父亲的回忆,只是“可怕的事”,只是“敬而畏之”,甚至“吃饭时父亲在旁我便不吃”,而母亲是体弱多病,是埋怨婚姻生活,是长叹、愤恨和哀吟。而“兄妹们相处也似乎没有多少感情的”,哥哥的虚伪使他更觉寒心,“……大家都感到精神上极大的苦痛……大家整日地在精神上别扭着”,家门之内,骨肉之亲还谈不上了解,感不到温暖,又哪敢相信在朋友间存在着了解和温暖呢?同时,“小时父亲不许我出外与邻儿们玩耍”,从小便没有社交的训练和社交的习惯,那么又怎样希望以后容易找到朋友呢?我虽没有统计的数字可以用来说明这是中国有代表性的家庭,但是所谓“谁都有一肚子说不尽的牢骚怨恨似的”家,在中国怕也不在少数吧!家!家──正不知噬啮了多少老年人、中年人、青年和儿童的心理健康!这不是一代的苦痛,而是几代的苦痛。这不是一家一姓的问题,而是整个的社会问题。这里也谈不上谁对不起谁,儿子觉得父亲是“严肃”、“可怕”,父亲怕也正在悲痛着儿子不能“善体亲心”,不能“承欢膝下”呢!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变动太剧烈了,各人根据了他所感染的文化影响,决定了他自己的态度。家的形式,并没有能把文化造成的人们的心理距离拉得靠拢来,于是大家到了家都感到是心灵上的桎梏。这真可以说是所谓“时代的悲剧”。但是悲剧尽管是悲剧,时代的演进是谁也拉不住的。应该没落的是谁也扶不起来的。这里自己也免不了苦痛与牺牲,但是抬起头来看得远一点,便也无所谓苦痛了。锁链总是需要人来毁断的,想到后一代的幸福,我们也便不觉得苦痛了。社会学家们不是在讨论中国“家庭解体”(family disorganization)的问题吗?现在是提出家庭再造的社会计划的时候了。

 

适应人间关系的反应初型,在家庭里被铸范得不健全是非常不幸的。走出家庭进了学校,学校是“谋儿童品格之健全发展”的教育地。家庭教育的缺陷,应该是可以由学校教育来补救的。再看看学校方面,对于儿童青年的人间关系适应的指导是如何的呢?同学们以他的带着乡土气的服装、语言和行动来开心,“上课时常用粉笔头在后面打我的头”。在他的学校教育的回忆中,并没有因为学校有任何措施来改善他对于同辈的关系的适应。相反的,更增加了他受“欺侮”的不安全感。记得我自己在小学求学的时候,班上便有些同学和好多同学弄得“不讲话”(绝交的意思),有的一直把这种情形维持到中学去还是不和那几位同学“复交”,孩子们真的有这样深切的仇恨吗?做教师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人间关系适应在儿童心理发展上的重要性,一任不健全的态度习惯根深蒂固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大失败之一。学校对于儿童的权威的适应,也多是同样忽略的。所以留在他记忆里的印象,只是“非常利害”、“混蛋”、“昏庸懦弱”和“不平等”而已。有的人在说“没有组织”、“没有合作性”是中国的民族性,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国有组织的民众是存在的,数量并且不在少数,发挥强大的力量也不止一次了。在抗战中所表现的英勇故事真是可歌可泣,不过这些组织性、合作性无法在这样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熏陶之下生根罢了。

 

走到社会,人间关系的病态更是“车载斗量”,我们看到他所描写的石家庄旅馆里的搜查,宝鸡车站的“莫大耻辱”,以及服务机关的黑暗不平,无一不在助长人们不健全的人间关系适应型式。这些并不是他心理上的过敏,而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心理健全的人,并不因袭自己过去不健全的反应型式而“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认为滔滔者天下皆是,以致更缩小自己人间关系的范围。相反的,正因为有这等不合理现象的存在,更需要群策群力的协同改革,所以一面要分析自己、了解自己,把自己从不健全的经验中解放出来,掘根撮萌地拔去自己的自卑、猜疑、敌视等人间关系的病态反应,而正确地认清朋友,扩大朋友的范围,来团结善良的人们,共同奋斗。在现在的社会中,我们不能免掉憎恶与仇恨的感情,心理卫生并不是教人们成为乡愿式的软体动物,不过我们要辨别主观的习惯反应和客观的合理反应的不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憎恶与仇恨,集中到客观上应该憎恶和应该仇恨的对象上去,而不让自己的病态习惯使憎恶与仇恨的情绪普遍化起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心理的不健全,本来就是社会环境病态的反映,所以他很容易在环境里找到一些放纵他自己心理病态发展的借口的资料的。这样一来,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病态心理日趋严重化,社会环境的改造,也便成为不可能了。这样一代一代地下去,谁都可以把自己心理病态的责任整个地推诿给我们的祖先,试问这样下去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健全的社会和健全的个人心理生活呢?作为一个近代的中国青年,担负本来是够沉重的,奋斗是够艰苦的,有因袭几千年的黑暗,也有现实的不合理,但是结束这些现象决不是牢骚、抑郁所能济事的,更不是孤独的悲愤所能解决的。我们还得先克服自己心理上的不健全的倾向,特别是作为一切组织力量和团结的力量的先决条件的人间关系适应上而所发生的病态倾向,先加以扬弃,那么才能使我们成为改革社会的生力军,而不致被各个击破,沉到黑暗的深渊里。

 

五、弥散了的仇恨心

 

仇恨心在心理病态病源上的重要性是心理分析学派的创始者弗洛伊德第一个正式提出来的。在作为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石之一本能论之中,仇恨心是和性力同样地被视为人类心理病态的源泉的。我们要是仔细地检阅心理病态患者的分析记录,甚至只是表面地倾听心理病态患者的诉述或是观察他们的行为,都可以看出仇恨心在他们心理生活上的重量。所以人们的仇恨心被心理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所注视是非常自然的事。所成为问题的是对于这个仇恨心的来源的解释。在弗洛伊德,本能论先就限制了他理论的发展。所以他对于仇恨心的解释,是无法超越他那几乎是定型了的、先天的、普遍的、本能性的限度的。在把人间关系视为人类心理病态病源重点的我们,对于仇恨心的解释就完全两样了。

 

首先,我们就认为人们的情绪生活大部分是依存于人间关系的,至少是通过了人间关系,人们的情绪生活才更复杂化、深刻化了的。因此,在决定人们情绪生活的因子之中,社会的因子的影响是远超过生物的因子的影响的。所以我们不把人们任何一种情绪的表现看作为生物的本能。仇恨心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比较普遍的一种情绪表现,特别是普遍地存在于病态心理患者的心理生活之中,这个现象我们是承认的,不过在要追溯这个仇恨心的来源时,我们便得先看看这个人是存在于哪一种的社会环境之中,他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他的人间关系的情况是怎样的。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了解一个人仇恨心的来源与发展。其次,我们是把仇恨心视为心理病态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在人间关系的适应方面不健全时,他的整个情绪生活的活动都从而失常,这时仇恨心便更明朗地像浮雕似的被刻画出来。所以仇恨心只能看做病症,像嫉妒、贪婪和恐惧等一样是病症,却不是病源。自然,仇恨心超越了意识的控制时,是更会加深一个人的人间关系的恶化的,从此人们便陷于一个轮回式的泥坑中了。

 

进一步说,仇恨心同悲哀、恐惧等情绪状态是一样的,它的本身只是对于某种刺激的情绪反应而已。在事实上面对着一种值得仇恨的目标而激起仇恨的情绪反应时,那也是非常自然的事,那是没有理由可以仓猝认为病态表现的。听到敌寇在沦陷区所加于同胞们的暴行,看到社会的蠹虫们斫丧国家的命脉,哪能不激起我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呢?这种仇恨心不仅是根源于事实而反应的,并且在一个面对现实的人,他一定不会是只停留在情绪激动的阶段上,浪费他的精力与时间的。仇恨心会增加他为消灭敌寇铲除黑暗而行动的勇气的,这种现实的行动的仇恨心,可以说是非常健全的心理表现。所谓病态的仇恨心,往往是在生活经验里受到心理上的创痛的打击而后激起了普遍的定型的仇恨情绪反应,这时仇恨心成为不择目标、不辨对象也不受意识控制的“感情的野马”。它不仅侵蚀了我们健全的适应能力,并且也加深了我们心理上的不安,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所谓“弥散了的仇恨心”了。

 

一位受过完善的技术训练而刚出学校的青年,在他服务不到半年时,便很愤慨地要退出他服务的机关,他愤慨得只想回到家里去侍奉老母。他暴躁得像新加上羁绳的马似的。他说:“这是什么世界?这是什么人间?一个技术的单位交给这一位贪污无能的主管的人,我们年青的一辈还想在这里学习什么,还谈到什么为人民服务?他在另外一个省份里原是为了贫污被撤职而通缉有案的,现在摇身一变,这鬼影又在战时的陪都出现了。法律还有什么尊严,社会还有什么是非?他一接任这个技术单位时,第一着便是独占了一切同人共同的福利实施,甚至把同人作为饮料的清洁的水挑回去淘米洗衣,而让同人去喝田沟里的臭水。值日的值夜的工作得非常疲劳的同人,被挤在又暗又湿的堆房里,而他家的厨司和老妈子都在公家宿舍占到独间的寝室。成天地跑银行,走市场,挪公款去囤积货物要是和他商谈一点技术方面的业务时,他会衔着烟斗,好容易才把傲慢的目光从眼镜上面斜透出来,用那发着沙音的喉咙哼出一两句官腔来。对于工作不仅不予以支持,并且阻挠奚落,以致在这么好的工作环境中,花这么多金钱,结果是什么工作都建立不起来。我不同流合污便永远在这里受冷眼。我是受过高等技术教育的青年,我又哪愿为了敷衍这种败类而同流合污呢?想到这里,我抑制不住我愤怒的情绪。我觉得在这样的世界中是不会有好人的。现在我看见谁都觉得不顺眼,瞧谁都是阴险诡诈。所以最近在业务方面我很容易和人们冲突起来。我整天地咆哮着、愤慨着,我觉得四周都在对我放冷箭似的。所以唯一能使我安心的地点恐怕只有老母的膝前了。”我们看到这样一位比较坦白而有正义感的青年,对于贪污枉法的主管人的愤怒与仇恨是只有同情的。只有这点嫉恶如仇的仇恨心才能使一位善良的青年卓立于既倒的狂澜之中,可惜他这点仇恨心的发展,超越了他意识控制的范围以外了。所以他只觉得四周的冷箭而无视了和他同样的善良的人们的存在。他的理智能力已不允许他冷静地辨别仇恨的目标,于是到处和人家冲突起来。这不仅无视于腐恶的势力,反而紧缩了自己的同情圈子。而自己心理上也失掉平衡了。像这样值得惋惜的例子,现在社会中怕不是很少的。

 

像这样弥散了的仇恨心是会使一个人自缚于心理病态的轮回的圈子之中而无以自拔的。在心理卫生的立场上说,这等现象是值得我们自己警惕的。仇恨心为什么会这样弥散的呢?这固然由于当前的病态社会所生的强烈的刺激,同时个人自儿童时期为始所养成的情绪及习惯也实在是使这等仇恨心成为弥散现象的主要动力。一个比较详细的心理卫生咨询个案是很足以用来说明这些要点的。

 

一位出生在边疆省份的24岁的男性青年,他为许多病症困扰着,像头痛、便秘、失眠、胃痛和心跳加快等。经过了医师的诊断,发现这等病态是机能的。他自己也觉得在情绪稳定一点的时候,这等病症就轻微下去。情绪要一激动时,这等病症便更严重起来。因为病症一严重,情绪会被刺激得更加不安,因此造成病态的日趋严重化。到了最近他总是害怕自己会疯狂,这是他自己想作心理卫生咨询的主因。在他的情绪生活方面,有两个最主要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多噩梦,他觉得他的噩梦似乎是和睡眠平行的。“上床只要是稍稍合上眼就会立刻发觉自己是陷身噩梦之中了。等到被噩梦惊醒以后,那也就是睡眠的结束。有时为了逃避噩梦缠扰,他甚至不敢去睡眠。这就是他失眠的主因了。而噩梦的内容,最初是很模糊的,而且也记不清楚。不过总是非常恐惧常常被吓醒而已。后来梦境的情形比较清晰,梦境的范围也比较狭,而梦里的恐惧也逐渐厉害起来。到了最近,梦境的内容更简单化了,经常的就是重复地梦着棺材、黄土、白骨和死人的腐肉等。”入睡时便是这些恐怖的事物映入眼帘,使他一到天晚便急躁得像要疯狂起来似的。第二是白天的幻想。他说本来他的性情便是比较孤独的,不爱说话,不爱和人家来往,要和人家接触很容易和人家争吵起来。所以常爱一个人坐着幻想。一面又是倾向于悲观主义的,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又非常怕死。听到人们提到病和死,或是远处一阵送葬的锣鼓和喇叭的声音他便心惊胆怕起来。可是近来一闲空下来,偏偏会不由自主地幻想到死的问题上去。例如看到一条木板,甚至看到楼梯和窗板,他会立刻想到是棺材板,稍不控制,这个幻想便发展起来,这些木板立刻便在脑中想成棺材的样子并且现到目前了。一个人打旁边过去,他立刻觉得似乎是看到红的肉包着白骨头似的,再想下去时甚至鼻子里都会嗅到腐肉的臭气似的。这些又使他在白天被激动得没有一刻安宁。

 

本来在心理学上,特别是在心理分析学的方法上,对于人们的梦和幻想是非常注意的。他们认为要了解一个人的下意识的情绪生活,梦和幻想是最丰富的参考资料。白天,人们意识界的压抑和检察的力量非常强,有许多不能表现或不敢表现的观念和情感,是常常会因为睡眠时意识力量的微弱而冲到梦境去作各种的表现。要是在白天意识的力量微弱时,这些观念和情感也会潜据了意识界而形成幻想。从这一点来看,这位青年的梦和幻想的发展是很值得注意的。特别是他的梦和幻想的内容的一致化,可以看到他的病态情绪的深刻了。在心理分析学的解释中,对于梦中的棺材和死人等事物,往往认为是说明了病人仇恨心的表现的。这种仇恨心在下意识里的活动,往往又间接引起了病人的罪恶感,所以这等病人常有非常刻薄的自责心理、非常浓厚的对于谴罚的恐怖,这要在忧郁的个案中是更为明显的。这位青年的病态的对于死的恐怖也可从此看出一些线索来了。

 

关于这个仇恨心的来源,据他自己的检讨,是因为他千里迢迢地走到内地来受教育,结果发现只是变相的愚民教育,激起了他对于学校措施的仇恨,同时他因为多病,常常受到紧张的奚落与讥笑。一位医师甚至骂他是“神经病”,不准他去求诊。他受了这两个刺激以后,他就认定一切冠冕堂皇的话没有不是隐藏着刻毒的阴谋,而人与人之间也绝不存在什么善意与同情的。这从表面上看去似乎也足以说明他仇恨心的来源了。但是生长在这中上层几乎是腐烂了的社会中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每个和他年龄相近的青年差不多也都遭遇过像他这样不幸的创伤的经验的。但是并不见得每个人都把这仇恨心普遍化了的,所以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培育人们情绪反应型的童年时代。现在且节录这位青年的童年时代的环境:

 

我出生在一个边省的荒僻乡村,官吏贪暴,赋敛繁重,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更是家常便饭。那里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工商业,而谈到农业则自我8岁就没有一年有过好的收成,逃荒战为我小时最惊心动魄的经验。水旱冰雹的灾难,差不多是连年地接踵而来。而兵祸连年,尤其使老百姓们壮者远走他方而老弱辗转沟壑。我家历代原算是书香之家,但自祖父而后,便因为天灾人祸而家破人亡。记得小时,人家要是说到“吃饱肚”的话,在我听了就是一种讽刺。10岁时遭回乱,家便更弄得荡然无存。饥寒成了经常的威胁,税吏的咆哮、父亲的哀求,在我弱小的心灵上划下了永恒的创痕。父亲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往往用手使劲抓住头发,睁着红得可怕的眼睛顿着脚说:“我们到别处谋生去吧!”母亲被吓得半天不敢透气,终于一声大哭起来说:“到哪儿去呢!”接着就是我们小孩和大人们一片混乱的哭声。这都是使我忘不了的。在那种情形之下,我就经验过我的心像是急得要爆炸似的。想不到十多年以后的现在,在病中我又重复了这痛苦的经验。小时常听到母亲诉苦,自她17岁结婚以后,就没有度过一天宽怀的日子。父亲和祖父都看不起她,但是家里除了对外应付而外,她一天到晚牛马似的劳作,还得忍受父亲和祖父的辱骂和埋怨,好像他们在外间所受的气全是母亲的不是似的。记得父亲常对我这么说:“要是你将来能做个毕业生就好了,我们也不致这样受人家欺负了。”那时实在不晓得毕业生是什么意义,不过总是想真要能做个毕业生一定会使父亲高兴些的。后来在小学毕业时,我已经是16岁的大人了。我看到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在地方上所受的优待,我才了解父亲在我小时瞩望我的心情。我在小学毕业以后,眼看到地方上黑暗的情形,又想到小时父亲所受的苦痛,我想到我们的家虽不致再受到无理的压迫,但是千千万万的像我们一样的家还在苦痛中煎熬。所以我想到训练老百姓起来反抗。哪知就立刻被军警加上一个可怕的名义,把我捉去拷打了一夜。祖父因为我是长孙,一向又是非常痛爱我的,而且又是已经做了毕业生的长孙,所以忘记了衙门的厉害,便为我在衙门前哭诉伸寃,结果也被捉到官里去。最后还是父亲卖了一点不久刚买下的田产,花了些钱到衙门里去才把一老一小赎了回来的。家运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又遭着迎头痛击,从此家里的生活便更惨苦了。想起父亲十多年来眼巴巴地望我做个毕业生,而做了毕业生的儿子却常给他更惨痛的灾难。受过这次刺激以后,我的性情有点变了。我变得好静,但又不安于平静,想动又不敢动。我感到孤独,但见了谁都觉得面目可憎。最鄙视虚伪的道德,却又害怕无情的法律。感觉特别锐敏而反应却又犹豫。在想象中非常积极,而在实际上十分颓丧。常常感到人生没有什么兴趣,但又十分害怕死亡……

 

就从这儿范引的一小段里,已经可以看到从小就生长在这么一个处处是憎恨的刺激的环境中的人,在先前原也是能把仇恨心约束得非常现实的。我们能有一点理由来说他的这点仇恨心是病态的吗?除非我们昧了良心掩饰了社会的病态,我们是不会这么说的。我们能说他的仇恨心是先天的生物本能性吗?那我们除非承认这样的病态社会是天生的、永恒不变的,我们也是不会这么想的。不幸的是我们的社会像蜗牛似的走得太慢了,他从童年到青年。可憎恨的环境依然没有什么变迁。可憎恨的刺激已经吞噬了他祖父和父亲两代的幸福,却依然没有饶了他。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之下,一个人的心智能力究竟是有限度的,所以在这等一再的摧残磨折之下,他的这仇恨心是弥散了。“看到谁都觉得面目可憎”,“和人家接触便容易争吵起来”,这时仇恨心是已经超越了理智的控制而没有识别目标的能力了,以致在梦里、在幻想里表现自己的仇恨,而却对于可憎恶的现实一点也没有影响,自己却更被头痛失眠等侵蚀得缠绵床榻。这实在是一幕动人悲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健全的社会是谈不上个人的健全的心理的,没有和平而公正的世界是永远也消灭不了人们的仇恨心的。但从心理卫生的立场来说,我们还要警觉自己,把握住对于环境的认识力,了解可憎恨的现象的来源及其发展,一刻不忘记争取同行者的助力,以行动来变革或消灭可憎恨的目标,别让原先是现实的仇恨心而普遍化地弥散了,以致损害了自己心理的健康。这在一个战时的社会里是更值得大家警戒的。战时生活的艰苦,很容易使人们的仇恨心成了弥散的状态,机关里闹人事问题,家庭间时常反目,朋友们为了一点不足道的争执而互相仇视,这都是不自觉的弥散了的仇恨心在作祟。要不是有侵略成性的敌寇,要不是有那些不顾人民利益的宦商败类,我们何至于遭受这等几乎成为慢性的苦痛呢?所以朋友还是朋友,家庭并不是战场,集中我们的仇恨心去消灭那转嫁苦痛给我们的敌寇和社会的蠹虫,才是现实的心理健全的办法。

 

六、被“魔鬼”缠扰的女子

 

心理病态的患病者,自始就被目为是“自外生成”的。两千年以前的欧洲各地方,通常都称他们为“魔鬼附身”。在中国各种精灵附体的传说,依然是许多地方解释心理病态的唯一依据。时代虽然有了不少的演进,“魔鬼”也被加上了各种不同的名称,但是人们对于心理病态患者的那种“非我族类”的鄙夷的态度,却依然没有什么进步。例如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称心理病态患者是“妖巫”,认为他们是把身体和灵魂出卖给“撒旦”了的。这种观点不仅流行于非洲的较为原始的部落,就在许多所谓文明的国度里,正如肯阳(Kenyon)所著的那本书的书名,《妖巫依然活着》。以后“魔鬼”被称为“原本的罪过”,这和中国社会中所普遍传说的“前世的寃孽”是一样的。唯一超脱的办法便是宗教的赦免和拯救。从此心理病态患者们便在枷镣和刑具之上苟延残喘了。得罪了神的人,人们不是更有理由可以来加以虐待和鄙视了吗?在英国有个时期,“疯子”被陈列在公园里,出售门票供人观赏,他们是被视为和其他的动物一样的。后来走出了从事智力测验的心理学家,用智力的是否足够,来解释心理的正常与异常,于是“心智不足”的解释,从“溺床”、“不服从”等儿童行为问题一直应用到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沉浸在“脑的神话时代”的精神病学,更浓抹了一道遗传的命定论的色彩。既然遗传的,人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遗传呢!这种悲观论的论调,正不知使多少心理病态更趋于严重化。自然我们并不是否认遗传因子在某些精神病中的重要的影响,但是过分地夸大了遗传的作用,不仅和新近发展的遗传学的论点不合,并且在应用上说,这和“魔鬼”、“妖巫”、“罪”等概念的无助于心理病态的了解与治疗,又有什么两样呢!在心理病态的了解方面,放出一道希望的曙光的,不能不归功于一度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心理分析学说了。弗洛伊德在心理病态病原的探究方面是从纵的方面以发展的见地来说明心理病态倾向是由量的渐变到质的突变的过程;横的方面则从环境的方面来探索造成心理病态的各种因子。他使我们知道所谓心理的病态与常态,只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只是比较的术语。在心理发展的那条绵延不断的线上看不出不可逾越的间隔,特别在量的渐变过程中,心理的变态与常态是没有清晰的边缘的。人们所视为“自外生成”,或则“非我族类”的现象,只不过是表面地观察了质的突变而后的印象而已。但是这个质的突变,也并非“自外生成”的,那不过只是量的质变的积累而已。而且人的心理变态,是来自人所生活着的社会环境的,所以心理病态的因子,还得向这“人间世”来探索。我们和这心理病态的患者们同样地生活在同时间、空间的社会里,我们有什么把握来保证这些社会的病态因子不来袭击我们的心理健康呢?想到这里,我们以心理正常自居的人,对于心理病态患者的那种奇特的鄙视态度,便会恍然若失了。他们的环境是我们所能了解的,他们的经验是我们所能体验的,他们的病态更是我们应该同情的。

 

这里所要叙述的一些人,并不是“疯子”。他们多少还能和我们一样地生活着,不过他们内心的痛苦,却非常深刻。正因为他们还能和我们一样地生活着,在饮食、睡眠、衣着、言行各方面,很少什么特别的异状,所以他们的内心的痛苦,便更不易于为人们所原谅、所同情。他们永远怀着一颗沉痛的心,无从向人们倾诉他们的苦痛。当他们的苦痛积累得更为深刻化的时候,他们是会不自觉地逐渐走入心理病态的陷阱的。所以他们是徘徊在心理病态边缘的人,他们是需要心理卫生的科学技术来帮助来挽救的人。

 

她出身于一个教会立的大学,她有足以谋生的专门技术。她的勤谨和专注的服务精神,使她能愉快地胜任她的工作,但是她现在被解职了,因为她“被魔鬼缠绕着”。自从22岁时以优秀的学生的荣誉毕业于大学以后,在社会上服务也有十多年了,被解职还是第一次的遭遇。以流亡在后方的未婚女子,没有家庭的照顾,没有较为密切的亲友的支持,再遭遇到这样的“厄运”,是会激起许多人的同情的。但是,在她自己都已经没有怜惜自己的闲情了,她没有忧虑日后生活问题的心绪了。她整日地忙着应付“魔鬼”。偶然的,她也期待着上帝的援助,“让上帝做主吧”,这是她被缠绕得厌烦时唯一的自慰的话。

 

据她自己说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代,有一位教授曾经和她有过较为亲密的来往。在她自己现在看起来,那是谈不上什么恋爱的。不过同学们似乎都在“满城风雨”地那么传说着了。她记得一次嫂嫂在和别人闲谈人家的恋爱问题时,她听到嫂嫂说过那么一句话,“教书的人没有多大出息的”。这句话似乎很深刻地刺痛了她的心。她说她那时并不在爱那位教授,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却感觉着嫂嫂是在很恶毒地讽刺她。后来毕业了,和教授的那一段来往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她没有觉得这对她有多少深刻的影响。不过以后她也曾有过一两回恋爱的经验,却都没有什么结果。她很倔强地认为自己服务社会是可能好好地生活下去的。大约在三年以前,她一次在走路的时候,似乎觉得有个男子的身影在前面拦着她的路,她只有避到一边去。当时她除了觉得有点奇怪以外,倒并没有很在意那回事。第二次上街时,那拦路的身影又出现了。她避到一边去,那影子也跟到一边去。从此这身影就和她更亲近起来。不过她始终没有能很清晰地看到这身影的究竟,只是很模糊的一位中年男子的身影而已。从此她不能依着直线向前走路了。她常常从街的这边穿到街的那边,她穿梭似的走着,因为她得躲避那个身影的拦阻。后来那身影还向她说话,有时也说些赞美她的好听的话,但多数的时候她所听到的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秽亵的话或是毒骂她的话。例如她一次去应高考时,还是在准备功课的时候,那身影就骂她“应高考有什么意思呢”,以致她不能安静地好好地准备功课,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那么很厌烦地空耗去了。到了进考场的那一天早晨,那身影又向她说:“到快要死的人了,还应什么高考呢?”她烦厌,她恐惧得没有能终场便气愤地回去了。那身影的缠扰不休,以致一次使她不敢住在家里。她独自去到旅馆开了一个房间,那身影便更放肆了,那身影坐到她床上,甚至在她身体上到处摸索。从此她断定这是魔鬼对她施行诱惑。近一年来,在她一到清闲的时候,魔鬼便来和她笑谑,到了夜间,便对她施行各种性的动作。这便是和她同寝室的女同事们常常在夜晚听到她在床上独自发出各种奇突的呻吟的原因了。“是不是愿意让我们来帮助你来驱除那魔鬼的缠扰呢?”在一次的谈话中,我向她提出这样的建议。“那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不过不见得有什么效用。因为这是要看上帝的意旨的。上帝要不认为我所受的惩处是已经够了而驱逐这魔鬼时,我不相信人的力量可以对魔鬼有什么影响的。我要是信任人的力量,魔鬼是会更磨折我的。而且,相信上帝以外的任何权力,不就是看不起上帝吗?我是虔诚的教徒,我不能那么做,那是对不起上帝的事啊!”

 

在以心理正常自居的人,看了这样的个案,自然会嗤之以鼻,而认为荒诞无稽的。其实,这样的“魔鬼”可以说在任何一位身体发育正常的人的身体里都附着了的。普遍的名称,我们叫做欲望,心理分析学上称为伊的(id)。特别是两性的欲望,这在身体健全的人,正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机能。人类种族的绵延,也正靠着这种正常的生理机能呢。但是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机能的动作是为文化的条件制约着的,从杂交、群婚、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到现在文明社会中所通行的一夫一妻等制度,都反映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正因为这种欲望的满足是受着文化环境的限制的,而不是可以毫无拘束地来寻求满足的,所以人们不得不有压抑的心理机能。但是压抑只是暂时不让欲望明显地表露而已,并不是说经过抑压而后,这个欲望便被否定了的。继续存在着的欲望,是会从各种的变相的方式中来找到满足的。这就是病态的满足方法了。所以心理健全的人,是并不讳言欲望的存在的。他们只是在文化认可的情境中,使欲望得到合法的满足。这样,欲望便有了出路,也便不会在人们身体和心理方面为害了。要是社会环境的病态因子使人们无从让欲望得着合理的满足,或是个人心理上的问题阻碍了欲望正常的满足,欲望便被鞭挞在盲目的压抑之下了。这种情形持续得一久,人们固然可以一面以圣洁自夸,认为自己是没有“卑污的”欲望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欲望便从此成为所谓“魔鬼”了。为什么要说是“魔鬼附体”呢?很明显的,要承认自己有某种欲望,在以虚伪圣洁来文饰自己的人,往往是不大愿意的。他们要以虚伪的圣洁来欺骗自己,而使自己不负任何责任。这就只有用外在的因子来解释了。现在这种被压抑的生理冲动,只是“魔鬼的缠扰”,人们自己不就可以逃避这种行动的责任了吗?要不是魔鬼作祟,在她自己会觉得这些感觉都是“卑劣”的,这些故事也是无从出口的。“魔鬼”不过是自己希望逃避自觉的生理冲动的化身而已。“魔鬼”的动作也正是这种生理冲动的幻觉的病态满足方法而已。所以病人对于驱除魔鬼的建议,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喜的是为了或者可以免掉情绪不安定的苦痛,惧的是幻觉的满足消失而后,现实的生理冲动是更难于处理了。对于现实的欲望的自觉,在她是较之应付“魔鬼”更为苦痛的。所以在听到驱除魔鬼的建议时,自己心理上保卫魔鬼的工程是又建筑起来了。“看上帝的意旨吧”,“相信人的权力可以驱逐魔鬼那不是对不起上帝吗?”这就又为魔鬼留着存在的余地了,这正因为在她病态的解决心理问题方面,是有着魔鬼的需要的。

 

盲目地压抑自己的欲望,以致在自己的意识界里都觉不着有这些欲望的存在,当这些潜在的欲望不住地来袭击自己时,便借口外在的因子来掩饰,这是把自己下意识的心理问题投射到外界去。这种现象心理分析学上称为projection。这个字有译作投射作用的,有译作推诿作用的。这在上述的个案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她把自己的两性冲动的幻想满足推诿为魔鬼的缠扰。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还造成过更大的悲剧。据说在16321639年间,伦敦的奥苏林尼庵(Ursuline Cloister)的女尼们控告了当地生长得很漂亮的神父奥本·格兰第(Urbdin Grandier),诉述他对她们施行巫术,每晚对她们施行非礼。最初是庵主Madame des有这种性的幻觉。据说她是一个非常自傲、聪明而又明显地有着歇斯底里亚的性格的女人。她是第一个觉得格兰第夜间来到她的寝室作性的诱惑的。不久,全庵的女尼们都有了这种幻觉,甚至附近的许多少女们都觉得受了格兰第巫术的影响而有了这种性的幻觉。大家都来证明格兰第的罪行。于是无辜的格兰第便被活活烧死。女尼们在格兰第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性的幻想,却认为是格兰第的巫术。这是病态心理以致伤害了人的最好的例子。记得以前在北平的时候,在雍和宫附近有一所肺病疗养所。所里收容的多半是需要长期休养的患着肺病的少妇。有一次,所里起了很大的骚动,病人们都说夜里有精怪压着她们的身体,大家闹着要回家,不能再在所里住下去了。所里的主管人要我去研究这案子的究竟。找到了所里,病人们围着作同样的诉述。我觉得这样大家聚在一起,是很容易增加这种幻觉的感染性的,所以要她们在另一屋子里作个别谈话。最先问那位第一个有这种幻觉的病人,她说是在一次星期六的晚间,面部似乎有茸毛刺触的感觉,她被吓得惊醒了,想用手去拨开,她便发现她的身体被压着,动弹不得,她几乎被吓得晕过去。过了几天,又有同样的现象。她在白天躺在床上和同室的病人闲谈的时候,便告诉了同室的病人。不久同室病人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传说散开了,被感染的人也就多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每星期六的晚间,病人们闹得更凶。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发现她们大多数是已婚的并且有了孩子的妇人。她们都是过着比较安定而舒适的家庭生活,而十分不愿意被隔离在疗养所的。可是在理智方面,她们是知道为了避免传染,为了病的迅速痊愈,又是不得不住所疗养的,回家的愿望不得不被压抑下去。而每星期六往住是家属来访问的日期,被压抑的欲望可能又跃跃欲试了。不过在理智方面,又无法提出回家的要求。于是便把这个被压抑的愿望,投射到精怪的幻觉中去。为了精怪的威胁而回家,不是既可满足潜在的愿望,而又不至受理智的责备吗?所以这幻觉便成为心理上所必要的了。在处理这种情况时,基本的方法在使她们真正地了解心理上发生幻觉的原因。所以在慢性的疾病疗养院中,心理卫生的谈话或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使病人们能现实地来应付心理上的问题,尽可能地使疗养所的环境不致过分枯燥,由社会工作者帮助病人们解决一些使病人悬虑的家庭问题。而治标的方法,是尽量把特别敏感的病人,散布到情绪比较稳定的病人的病室里去。把家庭访问的日期,个别的在不同的日期中排列起来,星期六晚的严重性便减少了,幻觉感染的范围便会缩小了。这样合理的处理,便可以使一场轩然大波很快就消弭于无形了。

 

上述的这些心理上的推诿作用,是不是只存在于有幻觉的人们呢?我们这些所谓正常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是不是也有着推诿作用的心理表现呢?据我看来,很多的人是有着这种表现的。不过很多是我们自己所不自觉的罢了。每个人都有着他自己所愿望的生活理想,每个人也都有他自己所想达到的生活目标。但是这些理想和目标的获致,不能是毫无阻碍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着的社会里,人的价值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人的权利依然受着不少无理的迫害。一个人的所谓成功与失败,在这等情形之下,它所涉及的因子,便非常复杂了。可是人们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态度,便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狭笼之中,用个人愿望的成功与失败来做衡量自己能力的尺度。他们非常急躁地想望到自己的成功,要是遭遇了一点挫败,他们便会基本地动摇了自己的自信力,无形中他们有着了深沉的自卑感觉。有了这种感觉的人要让他知道他自己心理上的实情──那就是自卑感的存在,那是他们自己最不愿意也就是最感苦痛的事,于是他便把自己的自卑感投射到外界去了。他会变得非常多疑,他疑心是人家瞧不起他。对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自作聪明地附会上不少毫无根据的解释。他显得推理能力非常高似的,对于任何事物喜欢加上自己所猜疑的意义,实际上所谓意义只是自己的愿望或则自己的恐惧的投射而已。这正像心理学中的目的派的学说似的,用自己拟定的所谓目的来解释一切动物的行为。似乎鸡是为了供给人家吃才出生似的,我们也看到有自卑感的人,特别喜欢去玩弄勾心斗角的手段,因为他没有处理环境的把握,他又不敢坦白,他害怕人家发现了他的自卑感,他便把他多余的顾虑投射到外界去。“这事不会这么简单”,这是他们的口头禅,因为这样他会自觉高人一等,他看出别人没有看出的复杂性了。于是设计出许多完全不必要的自卫的或是防人的勾当来。这一面也就给自己心理上一种保证──自己并不自卑的保证,他欣赏他自己勾心斗角的手段,以聪明自负,觉得天下人全是傻子,只有他一个人是聪明的。因为他只有这样想他才能安心。从此他玩弄权力,控制他人的欲望也更加强,因为只有在权力的玩弄中和他人的被控制中,他才能给自己心理上的保证──他并不自卑。这种人也会特别容易嫉妒。因为他常常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诿到外界去,对于他人的成功自然只有抹杀和毁谤了。小孩子见了母亲抱着人家的小孩时,为什么特别容易嫉妒呢?也正因为这个弱小的小动物自己没有把握能抓住母亲的爱心呀。所以多疑的、嫉妒的妻子或丈夫,往往是自己先有不真的动机,再把它投射到妻子或丈夫身上去,或则是自己对于被爱的信心自己先就动摇了的人。这种嫉妒的对象,往往不限于人,凡是以引起对方的兴趣,足以吸引对方注意的一切事物,都成了他或她嫉妒的对象。妻子埋怨丈夫的事业心太重,丈夫不满妻子在注意儿童的生活,有时这也不过是由于对于爱的悬虑而发生的嫉妒的借口而已。自己根本没有利他的诚意,通过了投射作用,便疑心人家没有合作的信心;千万人划成了千万条道鸿沟,大家躲在自己筑成的保垒中焦急和愤怒,这又岂只是个人的心理问题而已!政治集团之间和国际间的团结合作的困难,又何尝不是这种心理问题的表现呢?

 

至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因为被压抑的欲望而投射到外界去的例子,那是更多了。在艺术的制作中、文学的写作中,为什么可以看到作家的影子,为什么可以再真实地分析出作家的性格?这正因为他们是无形中把他们的品格投射在他们作品中的缘故。有时作家们自己都不能自觉自己的心理问题,反而可以客观地从他们作品的分析中发现出来。达文西今译达芬奇。──编者注的名画《微笑》,在他自己是想不出曾经见过这样美的对象的,后来经过了分析,才发现是早年母爱的影响。被压抑着的欲望有时虽不存在于我们清晰的意识界,但是它总是在找着机会投射到外界来的,所谓以愿望来代替客观的判断的。记得在北平的时候,市政当局曾经严厉地执行游泳池里男女分泳的规则。市政当局有不少可以替市民谋福利的工作都不见怎样热心地施行,偏偏挑上了男女分泳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地在讨论着,在执行着,美其名是“提倡道德维持风化”。实际上受过教育的纯洁青年们,在下这个命令以前和取消这个命令以后,并未见过什么有伤风化的事件在游泳池发生。这从心理学的立场来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是当局们自己的心理问题,他们被压抑的欲望是时时在害怕现实刺激的挑拨,也就是说,他们时时恐惧自己压抑能力的崩溃。他们设想他们自己要是置身男女同泳的游泳池时,他们的压抑能力是有崩溃可能的。他们错误地把自己的心理问题投射到其他的青年们身上去了。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地要执行这个命令,实际上只是他们自己在焦虑着防闲自己压抑的欲望而已。这正如年长未婚的女舍监们,看女学生接到来信,总以为每封都是爱情信似的。看到男女正当的交际,更惶急得认为必然要发生苟且行为一样。所以在许多道貌岸然的卫道者们的内心,正不知有多少正待爆发的被压抑的欲望在蠢动着呢。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日常苛刻地批评人家,有时甚至是不能根据事实作客观的善意的批评,而只是意气的寻错。实际上在很多的例子里,我们批评人家的话是更适合于批评我们自己的。《圣经》上说:没有批评自己以前不要批评人家(judge not that ye not there by judged),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客观的自我批评,在讲求心理健康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客观地认识自己,才能免掉滥用投射作用的危险。许多心理病态患者的感觉和妄想,也正是这些在常态生活里常见的投射作用发展出来的。

 

七、合理社会帮助心理健康

 

记得还是我在大学心理学系求学的时候,有一次去做动物试误学习的实验,我看到矫健的白鼠,在迷津箱里彷徨挣扎的情形。迷津箱的隔层的壁是那么高,不少的盲路是那么分歧地纵横着,饥饿逼得白鼠不得不四处乱窜。偶然的白鼠也抬起头来,翻翻那血红的小眼,但是所能看到的,只是又高又硬的壁。好容易找到隔层上所开的门,它就毫不犹豫地跑进去,这时它似乎一点也不考虑这个门所引导的是盲路还是通路。实在的,饥饿加囚笼似的迷津箱是使白鼠没有冷静地去观察环境的机会和心境的。于是它惶急地冲进盲路,又惶急地退出来。有时它甚至固定在一处焦急地回旋着。很显然的,这些实验的安排,是先就激起了白鼠的情绪的不安了。后来又读到格式塔派(Gestalt school)的心理学家们所描写的动物的领悟学习的实验。猩猩看到挂着的香蕉,又看到放在旁边的箱子和竹竿,于是它搬动箱子,站在上面,再接上竹竿,就把香蕉打下来了。同样的是在解决问题,但是猩猩却幸运得多了。实验的安排,使它有洞察全局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似乎没有白鼠的惶急而不安定的情绪状态。近代的心理学家们在讨论智力问题的时候,不是也在逐渐地注意到所谓智力的效率(efficiency of intelligence)的重要性了吗?所谓智力的效率,最主要的是需要稳定的情绪。在情绪不稳定的情景下,智力也就无从发挥其效率了。如其白鼠和猩猩都有所谓智力,那么在这两个实验安排中,他们所得到的智力的效率的条件,显然是不公平的了。

 

以后学习心理治疗时,我常在精神病院里观察,我又看到心理病态者为了他们心理问题在作暴戾的、急躁的挣扎。病人们有时顿足捶胸,有时也猛击他们脑袋,很明显的他们也正想解决他们所遭遇的问题呀!他们那副焦虑苦痛的神情,立刻使我想起当年所看到的翻着红眼睛望着高墙而终于固定在一处回旋的白鼠。再进一步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我又看出他们的所谓心理问题,也并不是绝望的问题,他们也并不是没有中等以上的智力,但是他们的生活经验,把他们囚禁在窄狭的“隔层”间,他们的情绪被生活压榨得失掉了平衡,于是他们的思想便不得不在“盲路”中冲撞了。为什么不让他们很早有洞察全局的机会,为什么不让他们对于他们的环境有领悟(insight),为什么不让他们有发挥智力效率的条件?这些问题立刻使我想到要真正地请求人类的心理卫生,是不能不争取这些环境安排的条件的。其实这又岂只是个人心理病态问题呢!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不正是决定上述环境安排的主要力量吗?现在希特勒是“自作孽不可活”地终于自戕了,犯过血腥的罪行的德军,是无条件投降了。爱好和平的人们,都能洞见到要彻底的根绝法西斯的荼毒,是需要肃清法西斯文化思想的政策的。我们痛定思痛,应该仔细想想为什么残暴的德军会集体地残杀妇孺,为什么他们会把人皮去做成书的封面和灯罩而毫不动心呢?这等吸血生番的行为,为什么会在以优秀文明自负的德军中流行呢?要知道这些罪行正是希特勤文化政策必然的结论。他先用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感,在德国人民中筑起高高的隔层,用思想统制的政策,剥削了每个德国人民洞察世界全局的机会。再因第一次大战后德国所遭受的屈辱激动了德国人民惶急的、不安全感的情绪,于是德国人民便被引导到心理不健全的盲路上去,这些血腥的罪行,也正就是心理病态的表现呀!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以前飞到英伦去游说英国反苏而终于被扣留起来的赫斯。他在德国原是最热心于所谓信仰治疗(faith healing)的神秘人物,而在思想上与纳粹一脉相承的心理分析家伦克(Otto Rank),也提出所谓意志治疗(will therapy)。他们的方法是设法使人们集中注意力于所指定的目标,盲目地压抑人们自由意志,不容许人们有从容观察到领悟的机会。他们特别强调着所谓战斗的生活方式,要人们用所谓意志的力量来克服一切的愿望。希特勒的外表的严肃生活,戒绝烟酒甚至不结婚,都是最典型的生活形式。于是被鼓躁起来了的情绪力量,便只有向侵略和残暴行为的路子去倾泻了。在这法西斯主角业已摧毁,而世界人士都在瞩望着自由和平的民主大家庭的时候,我愿意就心理卫生的立场上来讨论一个与自由和平的生活有着密切关系的心理问题。

 

心理分析学曾经根据临诊经验,提出压抑(repression)对于心理健康的损害的警告。人们的基本欲望,多由于身体的紧张状态所形成,它们的本身,原无所谓善恶可言。欲望的寻求满足,也是生物的自然的机能之一,这原也是无可非议的,只是人们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彻始彻终地生活在社会中的。为了维持社会的存在,也就是为了个人更合理的生存,个人的行动便不得不相对地为社会所共同的文化标准所制约。自从有了社会共同信守的文化标准,人类的一切欲望和它的满足,便不再是纯粹的生物的了。因此开始是生物性的各种欲望,逐渐在本质上附丽了社会的意义。我们在满足欲望时也不得不顾虑到文化标准的限制,这种意识的顾虑文化的要求,而使我们欲望的满足自觉地予以若干延宕、改变,甚至取消,在心理学上称为抑制(suppression)。抑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一种心理机能,要是每个人都没有对于他的欲望的一点抑制,也就可以说是摧毁了这个社会的文化了。不过当一个社会发生病态的现象时,社会机构的缺陷,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处处感到正当的欲望的遭受挫折。一切人为的限制,使人们为了在病态社会中苟延残喘也不得不多方面地禁遏自己的正常的欲望,或则为了个人过去不健全的生活经验,苟延残喘不得不多方面地禁遏自己的正常的欲望,或则为了个人过去不健全的生活经验,因而不敢正视自己的欲望。时间一久,这种禁遏的能力,成为盲目的下意识了。人们甚至都忘怀了自己是有些什么欲望了,这种下意识的盲目的禁遏欲望就是压抑。所以抑制和压抑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为了心理分析学强调压抑危害人们的心理健康,便认为心理分析学是提倡纵欲的。其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的。抑制是正常的心理机能。只有压抑──不管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或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而形成的压抑,都是有损个人的心理的健康的。正如雷维霖(Harry NRivilin)所说:“当一个欲望被压抑的时候,这个欲望并没有被消灭,而只是进入于下意识界而已。它依然是时时找寻逃避的道路。一直到找着一种为意识所不反对或不能反对的形式为止。所以它可以显现在梦中,可以形成一种病态或则变成一种恐惧……对于一个强烈的愿望的压抑,是造成情意综的因子之一。情意综是伴着强烈情绪的一个观念,为了个人的伦理标准和团体的制度的压抑而不允许表现。它在下意识中是如此的有力,以致对于个人的品格,都给以重要的影响。虽然个人并不了解其存在,个人是一点也不自觉其对于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的。”(见其所著Education for Adjustment)我们可以想象到,在一个成为人们心灵桎梏的社会中,充满了满怀病态压抑的人们时,这个社会还谈到什么进步的文化生活呢?人民的情绪是那样的不安定,人民的智能是那样的被禁锢着,任何一位野心家,都容易利用着、指使着去犯那残暴的滔天罪行了。我们既然了解了压抑的为害,我们便得进一步知道怎样才可以免掉心理上的压抑。在这儿首先我得指出合理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正常欲望的满足,既然是每个生物的自然机能,那么一个合理的社会便得供给每个人满足正常欲望的机会。这样人们便用不着有压抑了。所谓“不虞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也正是使每个人的正当的基本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社会。人们在那种社会中,可以有权利提出满足欲望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且会得到重视。人们也有洞察文化标准的机会,而在合理的文化标准之下,人们也有选择自己的道路的自由,那时人们没有压抑,也才真正能够“免于恐惧”。这就是民主,自由的、和平的社会成为人们心理健康先决条件的原因了。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奴役人民、挟制人民,使人民惶惑于饥饿与死亡线上的法西斯国家,只能驱迫出一群残暴的、疯狂的野兽了。为了未来世界的和平,也为了争取人民心理卫生的社会环境,法西斯毒素的彻底肃清,实在是每个爱好和平的人所应该用毅力来执行的。

 

至于个人不健全的生活经验,使自己不敢正视自己正常的欲望,或则畏惧自己的欲望,自然也是造成盲目的压抑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们从孩提时起,我们就是被养育在家庭中的,而家庭也正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社区单位,所以我们不健全的生活经验,多数还是直接承受自社会的。特别是家庭的教养方法和学校里教育青年的方法,没有不是直接从属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的制约的。家庭和学校里到处布满了行为的禁律,到处是碰不得的“禁忌”(taboo),儿童和青年只有被迫得加强自己的压抑能力,盲目地压抑那些动辄得咎的欲望冲动,于是自己埋怨自己的欲望,畏惧自己的欲望,在精疲力竭地和自己的欲望搏斗。欲望是非常现实的,为了逃避欲望的自觉,便不得不逃避现实,终于不得不于无形中走上心理病态的路子。最近使我感慨的是我所接到的一封讨论心理卫生问题的长函,这是一位学识颇深的青年所写的,他在许多心理不健全的倾向袭击中,很沉痛地给我写了这封信。不管他用了多少哲学意味的词句,我们是依然可以看到他对于欲望的怨恨与畏惧和压抑的、摧剥的、不可耐的苦痛的。

 

……我觉得需要下工夫地是对于我们机械的生活的心理状态的了解。了解机械便是支配机械,这就有助于精神上的解脱,至少这也是解脱的一条道路。我深深感到我们生活的大半时间,还是在生理水准上。一个自我教育根底深的人,他的生活自可很自然地、不感吃力地与理想的境界契合。但是在一个受生理恶习支配下的人,假若他没有对于这种恶习有充分的了解,没有得到支配的实际技巧,而只在一种自我教育下努力企图支配自己,结果是往往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因为过于严肃而不持久,以致一度松懈而前功尽弃,便是因为这种自我熏陶的根基不够深固,因此不能时时保持那种理想和崇高,而坠入生理的支配中,以致受着更大的苦痛而必须下更大的工夫去跳出这苦痛的深坑,必须作加倍的内心弥补与努力,使精神上得到超脱。因此我深深感到人生如作战,一面要有自我教育的稳打,一面也要有精神上尤其是生理心理上的稳扎,因为打了之后,总有松弛之处,松弛而不溃散才能更向前行……上面这些问题很使我灰心,自去年起,我便写下许多苦思的结晶,这里面很表现了些哲学上的慧心,但是我并没有获益,我感到我可以自杀了。但在自杀之前,我又感到我不得不继续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感到“思考”并不能事前解决问题,而只能事后弥补,或则只能应付些来势缓慢的问题,因此我试用些严肃苛酷凄惨绝对失望的悲观的反复的自我暗示,希望我能因此对现实持淡漠的态度,而完全自居于内心的价值的世界,以取得温暖,但是结果失败了。我后来又决定将精神完全寄托在书本上。我首先发现眼痛与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以后我每餐吃饭很少超过两碗,少吃饭和戒绝零食一面可以在饭后只需一小时的静坐休息,便可以继续看书,一面也可以更集中注意减少心跳,因此在课前吃饭时,我只吃一碗。几个月以来,我很能如意地读书,便靠了这点发现,使我精神上安定了不少。遇到刺激时,便作深呼吸,集中注意地加速工作。这些对我的帮助极大。但是我的问题终于没有解决。前面一点的觉悟,只不过减少一点危险性而已……现在我病态的情形是越来越多了,我害怕脸红,我不愿与人接触,常呈退缩的态度,我以为退缩沉默便是温雅。我以前讲话的声音并不低,近年来的变低便完全是由于自己有意的暗示驱使自己如此。我恐怕我将来会更加多一些讨厌的、可笑的而更痛苦的束缚,这也是为什么我迫切希望得到指导的原因……我也知道心理卫生的一个原则,是对于事物采取一定的距离而呈分析的态度,但是这是需要敏锐而有分析力的头脑与稳定的情绪的,而这些我都没有。我自己太容易受外界的决定而蒙蔽,因而我对外界不能采取一定距离而是陷溺其中。我也曾企图以暴怒怨恨的态度,来转移我的病态痛苦的注意力。我要恨这个世界,也许我内心痛苦会减少些,因此我和许多同学决裂,但是我的个性终究是软弱的,结果依然更增苦恼而已。我也想到培养自己镇静的能力的,尽可能到纷扰的环境中去磨练自己。可是一到了那样的环境,我先就惶惑,脸红心跳,不能自主。于是我力求避免刺激,例如我听到有人和我谈话时,我把眼睛斜视下方,不去正视说话的人,以避免再多一视觉的刺激。有时我更想到用药品把耳聋掉,以避免听觉的刺激,来专心看哲学的书。

 

在这几段摘录之中,是包含了不少严重而又普遍的青年心理问题的。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行的学校教育对于青年们心理上毁击之烈。为了这位青年还要正常地生活下去,他又很敏感,他不愿意让人家猜出这里描写的是他,所以我得省略掉关于他身世的描写。但是我可以说他在学校教育阶段中是受了不少损害青年心理健康的刺激的,于是造成他现在表面上严肃而内心充满了恐惧、羞涩、畏缩的心理生活。我们看到他强调对于所谓生理心理机械的支配的惶急状态,他不满意自己的生活“还是在生理水准之上”。其实既然是生物的人,“生理机械”上所发生的问题,自然也是正常生活中重要问题之一,又有什么可引以为憾的?只因为社会环境使他在处理“生理机械”方面的问题时遭遇了几乎是无从解决的挫折与困难,而又得不到正当的指导,于是迫得他讨厌这些“生理机械”的问题。他想与所谓“理想的境界契合”,于是求助于所谓“精神上的解脱”。这里所谓“解脱”,实际上就是逃避欲望的自觉,特别是生活机械上的欲望的自觉。怎样逃避呢?一面是盲目地压抑欲望,于是有所谓“自我教育的稳打”与“生理心理的稳扎”,于是有所谓“用严肃苛酷凄惨绝对失望的悲观的反复的自我暗示,希望我能因此对现实持淡漠的态度”,一面以抽象的“内心的价值的世界”,来移转对现实的欲望的注意力。这一挣扎真是够凄惨的,为了要把注意力移转到书本上,于是“每餐吃饭”限制自己“很少超过两碗”,甚至在饭后要上课时,那餐饭就“只吃一碗”,这样可以减少生理上的刺激,因而也可以减少生理机械的欲望的自觉。以后的说话声音放低,说话时眼光不敢正视说话的人,甚至要把耳朵弄聋,都是同样的作用,并且从对欲望自觉的逃避,引导到对于生活现实的逃避,因为只有这样的逃避,才能维持那种招架不住的压抑力。但是,正和上面所说,强烈欲望的盲目压抑,是不会取消了那个欲望的,如同洪水的泛滥,是需要疏泄的。一味地堵塞是只会激成更大的泛滥的,所以他时时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必须下更大的工夫去跳出这苦痛的深坑”,用种种磨折自己的方法来逃避。结果依然是“我并没有获益”,“结果失败了”,“我的问题终于没有解决”。在这种因为盲目压抑而造成的情绪紧张状态之下,他失掉了对环境作客观的观察的能力,激起他对世界的弥散了的仇恨。这是何等的危险!到了挣扎得筋疲力尽时,甚至“我感到我真可自杀了”。实际上问题真的是这么绝望吗?事实是并不如此的。为这些心理苦难的青年们请命,我得要求,我们大家得争取社会环境的合理的安排。让青年们生理上、心理上基本的合理欲望,得到正常的满足的机会。而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们得大声疾呼,要求解放青年们的心灵,取消闭塞他们的聪明的“隔层”,青年们有洞察全局从而获得对于环境的领悟的权利,布置好的“盲路”必得撤销,以免浪费青年们的时间与精力,他们选择自己的“通路”的自由应该被尊重。在青年们本身,也要有了解自己现实的勇气,并且要有面对现实变革现实的毅力,“隔层”可以用人力安排上,也可以用人力撞倒它们。对于环境有“领悟”,对于“盲路”彷徨之感是可以避免的。正当的欲望不是罪恶,欲望应该得到合理的疏泄。德国当权者压抑人民的欲望、禁锢人民的智慧是倒下去了,让设计安排未来社会的人们引为警惕吧。

 

八、现实的生活方式

 

人们往往容易把现实和理想对立起来。“这个人是很现实的”,这多少是意味着这个人的庸俗而缺乏生活的理想似的。其实这现实与理想的脱节,还是根源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病态现象的,只有在不正常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才觉得他们的所谓理想只是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要是在健全的合理的社会之中,现实和理想是调协的、统一的,理想可以成为推动现实更进步的动力,人们并且是可以一步一步把他们的理想来现实化的。例如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所倡议的“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要在法西斯气焰高张的国度和时代,那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而已。但是现在法西斯国家已被消灭,罗斯福的理想是不难成为现实的。

 

至于从心理卫生立场来说,“面对现实”,“现实地应付生活上的困难”,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则之一的。我们强调现实地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决不是鼓励一个人放弃他的生活理想而庸俗地随波逐流地生活下去,正如心理卫生上所谓的健全适应并不是鼓励人们乡愿式地、被动地敷衍环境一样。我们所以强调现实的生活方式,正因为我们对于理想有高度的热忱与信心。所以我们自始就认为理想是人间的,并不是天上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并不是空想的。尽管现实是如何的丑恶,理想距离我们是如何的遥远,但是我们还得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地现实地去改革它,克服它所给予我们的困难与阻碍。让理想实现到我们的地面上来。只有心理不健全的人才空逞理想,逃避现实,让自己陶醉在所谓理想憧憬中。最近一位心理变态患者当她回复到常态的意识生活时给我一信,里面有几句话是使我非常感动的:

 

 “……我是一个内倾性格的人,有含蓄的热情而不易满足。常为理智所拘束,非常自觉。自问还算清醒,喜欢分析自己。好像 Hamlet一样,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虽极细微的地方,也能看得清楚。所以常常是不快活的。理想也还有一点,只是缺少冲动的勇气,所以常常不满意自己,甚至有点自卑。总之,在幻想中任性而现实生活又极拘谨……”

 

在这段简单的描写中,实际上正包含了不少一般自命为常态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心理问题的,特别是远离了社会和人民的知识分子们所普遍遭遇的心理问题。所以在这里值得我们仔细地来分析这个看上去似乎很寻常的问题。所谓内倾的性格,其特征在于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自始就是游离了现实环境的。所以他们喜欢孤独,爱远离人群,爱好脑力活动而厌恶体力的劳动,偏嗜室内工作而厌倦户外的活动。这在以前的心理学中是和那以环境为中心的所谓外倾性格并称的。但是在现代有些精神病学家们认为多数的所谓内倾性格是创伤性的内倾(traumatic introversion)。我们要是观察了婴儿的动作,便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婴儿不是外倾的,他们的兴趣永远追随着环境的变动而转移着。他们的一切的感觉与动作,都是靠着外界的刺激而分化起来、组织起来和发展起来的。只有婴儿期或以后的生活中遭受了创伤性的打击,人们的兴趣才转向自己而成为内倾的性格,所以这就成为创伤性的内倾。内倾性格是我们脱离现实的最初的信号,我们应该随时警觉我们自己这种性格的发展。特别是在现实与理想隔离得相当遥远的现社会中,从传统的远离现实的教育中被教养起来的知识分子,那脱离现实的内倾性格是更易于发展起来的。例如说到所谓热情应该是冲动的动力了,为什么又为所谓的理智所拘束呢?在这里要是一究问题的实际,我们往往可以发现所谓热情,有的只限于个人的浪漫的情操,有的也有是反抗传统的热忱,更有的是站在劳苦群众的圈子外面的一点同情的感情作用。但是这些所谓热情,都是驳杂的、散漫的,甚至是多少有点冲动性的。而所谓理智,其中也往往是未经净化的,有的是传统文化所影响我们很久而在能约束我们冲动的价值标准,有的是我们未经消化的新的思潮,甚至还有我们根据一点直觉而发现的新的认识。这些所谓热情与理智的本身,已经是那么杂然并陈的了,那么这二者间的矛盾与干扰,自然是无可避免的了,于是有所谓情感与理智的冲突。其实情感的本身已经是不稳定的情感,而理智的本身也已经是互相矛盾的理智。这一来,一会觉得自命不凡,一会又因自己的弱点与错误而不快活;一会儿想追求理想,一会儿又望现实而却步,始终没有能把握现实,面对现实,进而变革现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所谓理想逐渐成为幻想。在这里我们不难想象到一个知识分子驰骋于幻想而对于现实生活又手足无所措的那副窘态的。她在信里曾经附了一首诗,那在文艺的价值上我是不敢置词的,在心理方面却是如实地反映了她这些矛盾的。

 

昆仑顶上的星河灿灿,

 

爱琴海里的夜阑姗,

 

望中原长叹!

 

望中原长叹!

 

 

 

剑出鞘兮心不安,

 

重磨汉铙兮秋水添寒,

 

着征袍无奈婵娟;

 

着征袍无奈婵娟!

 

 

 

墙头留影煮鹤天山,

 

此心无意唱关关!

 

举空杯再度人间!

 

举空杯再度人间!

 

    “中原”诚然是令人长叹的,但是止于长叹是不会把“昆仑顶上”和“爱琴海里”的美景搬来的。幻想美景而对现实长叹是自然会感到生活的空虚了。“剑”已经“出鞘”了,而内心还在犹疑而至于“不安”,想“着征袍”又以“婵娟”为憾,这也是徒增矛盾。结果只有无可奈何地“举空杯再度人间”了。

 

不过要是说到“面对现实”,诚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然,何以许多的人宁愿以心理病态来作为逃避现实的逋逃薮呢?这是因为我们主观的心理生活方面,在解决现实的困难时,还不仅是客观地来解决问题,并且多少意味着自我价值的衡量。成功所给予人们的愉快,主要是增加了自我重要性的自觉。所以能忍受挫折、接受失败的经验的人,必得是真能处心地超脱了狭仄的自我估量的人。一只狐狸看到另一只狐狸高踞住葡萄架上得意地大吃葡萄而说葡萄是酸的,阿Q受了欺侮不敢还击而以“儿子打老子”来自慰,这正是因为避免失败的自觉,因为承认了失败他是会连同失掉了自我重要性的。也正是因为要逃避这个困难的现实,所以不得不找出一个理由来自慰。既然说葡萄是酸的,那么我的吃不着葡萄便没有什么可憾了;既然“儿子打老子”,那么我依然是胜利者啊!找出一个片面的、不合现实的、自己想望的理由来解释自己心理上的困难和缺陷,这在心理学上称为rationalization。这个字有释作理性化作用或合理化作用的,其实这种心理作用正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因为所谓理性与合理只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自己所想望的病态心理而已。也有把这个字译作文饰作用的,不过通常所谓文饰多数是指意识的造作,而这种心理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是下意识的,所以是不自觉的。我们说现社会的腐恶是由于我国数千年来社会落后的遗毒,我们的埋怨祖先不一定是意识地想逃避我们现实的责任,我们是会真的在意识界认为这是我们努力的顶点了,我们的努力是可以使我们满意了,只是祖宗累了我们,所以我们是无可如何的,我们不需要更弦易辙作进一步的改革了,我们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必得要我们真能客观地检讨我们这种心理作用不自囿于小我的价值估量,坦白地接受自己失败的经验,然后我们才能意识地看清这个埋怨祖先的想法是我们心理上的rationalization,实际只是“人谋不戕”而我们又逃避现实的病态心理上的遁词而已。只有这样客观地、坦白地破掉自己心理上的“障”,才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才有从实践中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毅力。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现实的生活方式。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我们总是容易表现我们心理上的这种合理化的作用的。有一次,我接到一封心理卫生的咨询函件。其中的主题是要我答复“女子的不贞是不是遗传的”。这个问题起初是很使我惊异的。身体特质的遗传,在科学上是有着客观的证据的。至于心理特质的遗传,我们是还不能发见这种遗传作用的物质基础和过程的。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并且是受过比较完善的生物学的训练的。所以在理智上说,她并不是对于遗传学的问题一无所知的。那么她为什么会为了这么一个问题而引起心理上很大的骚动呢?再仔细分析她的来信,她说她是已婚的女子,她的母亲曾经正式结婚过两次,以后又随着一个情夫潜逃他埠。而她的外祖母也是换了好几次的丈夫的,所以她现在成日地为这个问题而苦恼,她害怕母亲和外祖母的这种多次结婚的行为特征会遗传给她。接着她便非常急躁地描写她是如何痛恨母亲过去的行为,责备母亲给她心理上这种残酷而严重的打击,并且过分地着重地描写她将如何忠于她现在的丈夫,不过母亲的不贞会给她遗传上的影响这个观念却时时来袭击她,使她时时在恐怖中提心吊胆地生活,甚至有时为之寝食不安。我在讨论projection 的心理作用时,曾经说过人们常常把自己被压抑的欲望投射到外界去来作为解决心理矛盾的一种方法。已有自卑感的人,会时时害怕别人会瞧不起他。为什么一个已婚的女子,会时时恐惧自己会有不贞的行为呢?这是很值得检讨一下的,是不是会受了这种投射作用的影响呢?这是有待于客观的自我检讨的。所以在我的复信里告诉她不贞行为的遗传是没有什么生物学上的根据的。并且告诉她人们恐惧心理的几种来源和投射作用的意义,同时鼓励她坦白地了解自己心理的问题。在她第二次来信中,便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看得清晰一点了。她出生在以前是偏僻的地方,而现在是后方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里,在那儿过去对于妇女的贞操问题并不是很看重的,所以外祖母的几次跟着情人跑过好些地方,在以前的家乡并没有引起人家的大惊小怪。母亲在第二次结婚后生了她,便带着她随着父亲到北方的文化城去就食。后来父亲死了,母亲便和一位非常年轻的军官在那儿同居着,那时她已在中学读书了。一天她忽然发现母亲失踪了,留着话要那位军官好好地照顾她,并且希望她和那位军官结婚,后来她一打听,才知道母亲是跟着另外一位情人到国外去了。那位军官一直供给她读书,这就是她现在的所谓丈夫。为了生活习惯的歧异和文化水平的不同,结婚生活使她感到无限的苦痛。但是为了痛恨母亲,她不愿走上母亲的覆辙,所以她想倔强地、苦痛地、维持现状地生活下去,不过这些矛盾愈来愈深刻,不贞的、恐惧的阴影就时时闯到她心上来。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所谓不贞的恐惧,只是她的被压抑的欲望的投射。当这种被压抑的欲望愈来愈强烈的时候,投射作用也有时而穷,以至不复能蒙蔽这种欲望在自己意识中的自觉,于是不得不再求助于合理化作用了。如其说这种不贞的动机只是天造地设的,是母亲的遗传,她不是可以不必负这行为的责任了吗?遗传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几乎是命定了的、无法改变的,要追究这个责任是只有让母亲来担负了。这是她希望可以找到“不贞是遗传”的学理根据的动机了。这自然不失为文饰的理由之一,可惜,这个合理化的解释只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个人愿望的想头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什么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呢?母亲那样安排了的戏剧化婚姻,她在道德上或理智上本来没有必得负责的理由的。军官的助她求学,她尽管可以“感恩”,但是并没有断送自己一身幸福去隐忍苦痛的婚姻生活的必要的。被迫的等于长期卖淫的夫妇生活,也并不是现代文化中所理解的贞操的真义。勇敢地把自己从不合理的婚姻生活中解放出来而提出离婚,这儿也并不包含过去“不贞”一概念中所提示的在道德上贬值的意思。外祖母有外祖母的时代和环境,母亲的行为,这在无辜的她也没有去承受这份所谓良心上的苦痛的义务的,所以也用不着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的解释。现实的生活问题应该现实地来处理它、解决它。不把时间消耗在无用的情感的激动中,不把精力浪费在空想的憧憬中,这就是心理卫生学上所强调的现实的生活方式。

 

九、青年期与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患者的年龄分配,在医学文献上本来还没有一致同意的固定的标准。在门诊,我们可以看到儿童、青年、成年乃至老者,都可以为神经衰弱的病症磨折着。但在我们心理卫生咨询工作中,发现不少的青年们,特别是知识青年们提出这类问题来要我解答,这些事实都使我们觉得有把青年期与神经衰弱的关系,特别提出来一谈的必要。而且我们知道青年期虽然是人生发展的一个阶段,并且是一直在继续着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无论从生理和心理方面来说,青年期是有它的特征的,这些特征所带来的影响,在心理方面说,是逼着青年们再适应(readjustment)的努力。在这再适应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情绪上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在儿童教养的工作中,常常听到“婴儿期”、“学龄期前”等的名词,把这些名词应用到儿童发展阶段的划分上来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婴儿期”是以断乳为发展阶段划分的关键,而“学龄期前”更明显是以入学为关键的了。而人们注重断乳与入学,并且视为发展阶段的关键,就是因为儿童到了断乳时,他以前的生活适应方式,有许多是不适用了,必须再作新的适应的努力。到了入学,为了初次部分地脱离家庭生活而接触学校生活,也一样需要作新的努力来适应这新的环境。一种习惯了生活适应方式,一直因袭着下去,是不容易激起我们情绪上的困扰的,但当环境全体地或部分地变更了,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不能再用旧有的适应方式来反应过程,也便不能像先前的那么单纯而安定了。人们重视儿童与青年们心理的再适应过程,也便是这个原因,我们要是从这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期,便可以知道青年期的心理适应问题是特别重要的,处理偶有失当,往往搅起情绪上的纷扰,这些也便往往成为诱发神经衰弱的原因。特别是在战时,为了克敌制胜,每个人的生活,不能因袭平时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的剧变而招致情绪上的不安定也是不能避免的,这便是目前在青年群中流行着神经衰弱症的客观原因了。

 

不过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自上次大战以后,所谓“战时神经病”(war neurosis)一名词,是广泛地被人们应用着,“神经病”而冠以“战时”二字,似乎告诉这种心理病态是和平时的心理病态不同的,所以人们往往容易认为这种心理病态是精神病中特殊的一类。其实这种观念,在近代精神病学的研究中看来,不能不认为是一种误解的。上次大战后在美国研究“战时神经病”的权威卡的纳(AKardiner)便认为所谓“战时神经病”和平时的心理病态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前者不过是在发病的时间上说是在战时,而在病的诱发原因上说是战时刺激而已,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健全的心智,他是比较能客观地、有效地来解决他生活上的难题的。在平时,他固然能以最高的效率来工作着,便在战时,他依然可以免于心理疾病的袭击。反过来说,一个心理不健全的人,在平时他可以为了经济的困难、事业上的失败、恋爱或婚姻上的纠纷而诱发了心理疾病,到了战时,这些人也会为了战时的特殊刺激而暴发了精神病的。例如在战前的北平,我们曾收容了一位精神病人是因为在他注意街景时,忽然汽车紧靠着他按了一声喇叭,便受了惊吓而犯了精神病。要是他在战时的前线或后方,我们很可以想象到他会因为听到炸弹爆裂或空袭的警号而犯病的。所以卡的纳用“创伤性的心理病态”(traumatic neuroses)替代了“战时神经病”一名词──这创伤性的心理病态是包含了因身体的创伤和所谓创伤性的心智经验而引起的心理病态的。在这一意义上说,战时和青年们的神经衰弱病症,并不是命定地必然联系着的了。在心理卫生的立场上说,一面固然要分析环境方面侵蚀人类心理健康的社会病态因子而加以变革,一面也要帮助个人了解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问题,来克服个人心理上的弱点。所以在这里我们讨论青年期与神经衰弱,是要探究一些青年期普遍的心理问题,使我们对于青年期情绪不稳定的因子,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那么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对于神经衰弱一类病症的预防上,或许有些帮助。

 

青年期由于生理上的成熟,使我们对于性的自觉更加深刻化了。本来人类对于性的感觉,并不始于青年期,这差不多是现在一般心理学家所公认的了。但青年期性问题的较为严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为了在家庭,在学校还没有科学的性教育的实施,使青年们对于性问题发生了不科学的误解、不必要的恐惧或不适当的处理,因而诱发神经衰弱病症的是不在少数的。无怪乎心理分析家们从他们医诊经验方面要推论性欲不完全的满足是神经衰弱的主因了。例如偶然的遗精,在发育正常的身体健康的青年,并不是病态的表现,但为了对于精液的作用缺乏科学的认识,把它在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作传统的迷信的夸张,于是由于恐惧和悔恨的情绪搅扰,反使遗精发生病态的影响。手淫问题也是一样的,在因为手淫而诱发神经衰弱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发现往往不是单纯的手淫问题,对于性冲动的害怕和罪恶感,伴着手淫而来的非伦理的或违反平日认识的幻想,才是诱发病症的主因,因为这些心理上的激动,常常引起了情绪上的紧张,而人类的性行为,除了生物的作用而外,在心理作用上往往是排除一切张力而得最高度的心理的弛放,心理上的矛盾与苦闷,往往可以从性行为中得到暂时的忘怀与逃避。中国古代失意文人,常把“妇人”与“醇酒”并提,也就因为这是同样有着自我陶醉逃避现实的心理作用的。青年们因为偶然的手淫而引起了情绪上的紧张,又因为情绪紧张在心理上的重负而激成了性的敏感,果复造因,因又生果,手淫问题便日趋严重而终于成为神经衰弱了。这时要读了所谓“补肾”药剂的带有诱惑性的广告,哪能不觉得是“实获我心”的对症灵药呢?

 

许多青年们常常认为他们是因为用脑过度而得神经衰弱的,其实神经衰弱又何尝是用功的结果呢!本来马皮氏(Moabius)认为神经衰弱是经常的竭耗的一种表现。而瑞士的秉医师(Robert Bing)便觉得这话应该加以修正,因为普通的疲劳并不带来神经衰弱的病症,他说诱致这等病症的关键,不在于刺激的量,而在于刺激的质。多做几个几何习题,多念几遍英文论文,并不会使你得神经衰弱。要是你在做习题念论文时情绪非常不安定,那太长久了也许你会觉得记忆力一天天坏了,注意力也很难集中了,于是你说这是因为用功而得的神经衰弱。其实正如秉医师所说所谓“考试神经衰弱”并不是考试工作本身带来的,而是因为把考试和焦虑及紧张的情绪联系起来的缘故。如其你是一个在心理上有着病态的竞争态度的人,当你温习功课时,你是不能有着从容而恬静的心境来看书的。你一看到书本时,并不是想到如何充实自己的智识,不能欣赏智识和真理给我们精神上的自由与快乐,而你只是摩拳擦掌的或则咬紧牙关想到这次考试中如何压倒在上次考试里较你多得了一两分的同学,仇恨和报复的情绪充满在你的心里,它分散了你对于书本的注意,使你不容易体验书里的意义,增加了你记忆的困难。勤劳应该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美德了,不过,勤劳的动机,在心理卫生上说,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为自卑情绪困扰的病人说过他在平日是一刻不能闲着的,他不爱和人家来往,因为和人家在一起时,会提醒他自卑的感觉,因此他总是孤独着,太孤独了,他的思想还是绕着弯子想到自己的自卑,于是他得放本书在面前,好驱逐那自卑感的干扰。骤然从外表看起来,他是一个勤学的学生,可是他勤学的结果,不仅易事倍功半,而且这样的勤学下去,是会引导他到心理失掉健康的路上去的。他要埋怨用功使他得到神经衰弱,我们认为这是公道话吗?这时他要是吃点补脑剂能解决他情绪上的问题吗?

 

从上述两段话看来,我们认为性问题和勤学问题虽然是青年期必须遇到的问题,但决不是这两个问题的本身招来了青年期的神经衰弱病症的。因为我们要是有了健全的心智,这两个问题只是我们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而不会发生什么病理的影响的。所以最基本的问题还在于如何使我们有健全的心智。说起健全心智的保持,正如上文提示过的,环境因子和个人心理历程是同样重要的,我们要是忽视了社会的病态因子,固然无法使青年们有稳定的情绪;但是要把个人心理病态的一切责任推到环境去,那也是无视了一个重要的科学事实,因为在人类认识过程中,也就是说在个人的心理适应过程中原不是单纯的被动,而是有着主动的积极性的。现在从青年们自身主观的立场来说,也可以提出两个事实来说明青年期情绪不稳定的原因的。

 

青年期心理再适应的主要问题是些什么呢?第一个应该提出的对于自我估量的自觉一问题。我们比一切动物和原始的人们有着更长的幼稚期,在那个时期里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是依赖地生活,我们努力去描摹那早就替我们安排好了的生活图形。虽然在新教育的实施中,也注重儿童创作性的诱发,但那是谈不上生活的独立的。自我估量在儿童期虽然奠下了基础,但在儿童的意识里,不占什么重要的地位。到了青年期便不同了,现代文化是要求青年们逐渐解除生活的依赖性而独自处理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对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识,对于个人求知、就业和择偶等问题的判断,都需要青年们自己来解决。这些生活上的逐渐需要独立,在心理上伴生的重要现象就是自我估量的自觉。如其在儿童期心理上有过创伤性的经验而不能建立正确的自我估量,那么很容易到了青年期怀着很深的自卑感,于是我们看到青年期的孤僻、畏缩和病态的内倾,或则为了在心理上求自卑感的补偿而看到没有根据的傲慢和拘执而反抗,这些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造成情绪上的紧张。

 

第二是人间关系的再适应。儿童期虽然已经有了学校生活,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局限在家庭里。家庭里的人间关系,虽然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有不同,但在儿童的立场上来说,那究竟是比较简单的。青年期的学校生活和儿童期的学校生活,从人间关系的适应这一方面来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个人与团体的关系,都被青年们逐渐重视起来。因为温情的抚慰和自我的重要,在现代社会里是必须从健全的人间关系的适应中才能获得的。一个在家庭生活中没有得着适宜的人间关系适应的指导或训练的儿童,到了青年期便开始发生心理上的问题了,他们或则感到无人了解而觉得无异于置身冰窖,或则带着病态的竞争态度而觉到处是战场,“没有和平,没有同情,没有朋友!”他们是常常以孤独的英雄来自况的。这即使不致影响到他们的求生的意志,而因为人间关系适应失调所带来的职业生活甚至婚姻生活上的苦痛,也够他们饮恨一生了。

 

这两个青年期主观方面的心理问题,如不加以合理的处理,再加上社会病态因子的冲击,往往根本摧毁了青年期心理上的调协与统一,又岂仅引起一点轻微的心理病态如神经衰弱的病症呢?所以我们觉得青年期对于自己心理状态的科学了解是重要的,它不仅使我们多点自知之明而能更合理地处理情绪上的问题,而免掉神经衰弱一类的病症,并且能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快乐,而且工作得更有效率。

 

十、论“风流”与神经衰弱

 

记得在抗战期间我们曾经连续地举行了两个青年团体的心理问题的调查,并且发现了他们最普遍的心理病态问题多半是属于神经衰弱一类的病症的,当时我就很感慨地说过下面几句话:“……神圣的抗战发展到现阶段是需要每个国民更提高个人的意志能力来克服各种因为战争而引起的困难的,可是神经衰弱症所表现在心理能力方面的病症却是很严重地削弱了个人的意志力量,我们可以说现在社会上一部分颓废萎靡的生活的洗刷是有赖于神经衰弱症的预防和治疗的……”(《心理卫生论丛》)

 

现在八年的抗日战争因为中国人民血和泪的累积而终于得到了光荣的胜利,但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还有着更艰巨的建国工作的。这个艰巨的建国工作的完成是更需要我们能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持着高度的毅力来共同奋斗下去。要是多数青年们依然浮沉在神经衰弱的苦海中,那么我们是无从去想象近代化的新中国的建立的。

 

同时,在我讲授心理病理学的时候,一提到神经衰弱症我常常举出中国历史上魏晋时代士人的生活来作为例证。从一部《世说新语》中我发现了不少最典型的神经衰弱病症的例子。我说到当时因为内面军阀混战、外面异族侵凌造成社会生活的空前的混乱与不安。人民被这等持续的不安折磨着,逐渐地丧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于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民相率逃避到宗教的幻想的安慰中去,所以造成当时佛教寺院的繁荣,以至在“武宗即位,废浮屠法”的时候,“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顷”(《新唐书·食货志》)。而文化水平较高的所谓士人,或则依附强豪以分余朘,或则为了投靠无门又不甘心去向宗教的幻想安慰来乞怜,自然更看不清当时的乱源而走上正确的道路,于是玄谈成风,造成所谓名士风流的社会生活风气。这种风气的造成,导源于士人们逃避现实的病态心理倾向,而在相激相荡之后,心理病态的发展更被滋长起来,所以神经衰弱的病症便在这种“风流”的生活中成了最突出的显著特征。

 

到了一千多年后的现代,中华民族又遭遇到强悍的日寇侵略,铁骑所至,社会秩序的被蹂躏自然不亚于当时所谓五胡蛮族的祸患,而在抗战后期由于政治措施的失宜所造成国内官僚群的贪污横暴,视之当时的豪族,自然也无逊色。但是究竟时间是过了一千多年了。中国不再是孤立的僻处东亚的国度,而是“民主人民家庭中”的一员了,中国人民也不再是只知被杀戮驱掠而转徙流窜的“苍头部曲”了,而终于在日寇的围剿扫荡中经过了血的考验而坚强地站起来驱走了日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了,所以现在的中国知识青年对于一部分的黑暗统治的现实是无庸恐惧,更无庸逃避了,通过了多数人民的民主要求,共同推进现在正在中国各地蓬勃地发展着的民主运动,正是现在摆在中国知识青年面前最正确、最现实的坦途。这里用不着游移与彷徨了。现实生活虽然有一部分是值得憎厌的,但是变革这等可憎厌的现象是有着现实的方法了,只要我们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中国人民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因此在个人的狭仄的笼子中悲观消极的、逃避现实的名士清淡的生活是必须提高个人的意志能力来加以改造的,因为逃避现实的病态心理而诱致的神经衰弱的病症也必须从改变个人的情绪态度来加以矫治的。

 

值得遗憾的是就在现在应该鼓励中国知识青年去确定面对现实的生活态度而矫治神经衰弱的病症的时候,我们竟看到冯友兰教授在其《论风流》(《哲学评论》第9卷第3期)一文中把魏晋时士人们由于逃避现实的病态心理所诱致的神经衰弱病症所交织成的所谓“风流”,誉之为“人格美”,尽管美学是属于哲学的范畴中的,但是现代美学也不是可以完全不顾到近代科学的心理学的事实的。如其冯先生的所谓“人格”就是英文personality一字的中译,那么这更是我们心理卫生学中研究的对象。所以我觉得有根据我们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学的研究和矫治心理病态的门诊经验来讨论所谓“风流”的必要。正如我在上文所述,所谓“风流”实际上就是以神经衰弱病症为主的病态心理的具体表现,现在让我申述如下。

 

神经衰弱是由于情绪不稳定而招致的焦虑心理状态(anxiety state),所以是属于轻微的心理病态中的一种。这等病人的情绪不稳定少数是由于一般的身体病态或不健康而来,而多数则由于生活适应方面发生困难因子开始了逃避现实的心理态度。这等病人的自我(ego)往往因为儿童期生活的不健全而非常衰弱,加上现实生活的艰苦与困难,从而想从现实撤退而逃避到个人的幻想中去。不管他们是诉述头痛、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或是记忆力衰退,无一不表示是他们“下意识地逃避个人心理困难的一种推诿的方法”(《心理卫生论丛》)。所以冯先生把魏晋士人逃避现实的心理态度解释为“达”,为“玄心”,为“超越感”,实在是值得商搉的。其实我们要是复按魏晋士人的生活,其中有些不但是并不“达”,甚至是超过了常态人的偏窄的。例如: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女适裴倾,货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释然。”

 

乃至如杜守素先生在其《所谓“风流”应该消歇了》(《青年知识》第1卷第4期)一文中所引王惔偷毛蓐的事实,都无法证明出什么“超越自我,则可以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生死,都不足以介其意”(冯文)。而

 

    “李弘度常叹不遇,殷扬州(浩)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睱择木,遂授剡县。”

 

“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这些事实倒是比较能够说出当时在兵荒马乱的不安定的社会中,士人们往往无以自效。于是焦急得如在树林中狂奔而无暇择木的穷猿一样地彷徨,于是兴“老骥伏枥”的身世之感。现实既然是如此的凄绝,而自我又衰弱,找不到自己的前途,马虎一点而实在穷得无以为生的自然也许可以以“授剡县”来迁就一下。否则就只有索性“经虚涉旷”地逃避现实了。这种逃避的具体表现就是沉溺于强烈的刺激。“妇人醇酒”的所以成为魏晋士人生活中主要的内容,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那位有“老骥伏枥”的身世之感的。

 

 “王处仲世许高尚之目,尝荒恣于色,体为之敞。”而王孝伯也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色情和酒都可使人们从强烈的刺激中得到麻醉性的暂时的弛放,这等弛放正是神经衰弱者所渴望的忘怀现实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而“王平之,胡母彦国皆以放任为达,或有裸体者”,“潘安仁夏候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这不仅可以看出他们用酒来作为逃避现实的方法,并且在他们所谓“达”之中,一切裸体狂、同性爱等病态心理是更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我们能把这种放纵放任的所谓“达”曲解为什么“人格美”的“玄心”和“超越感”吗?

 

神经衰弱的患者因为情绪不稳定,所以在他们言行中,冲动性是非常显著的。例如: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贺司空入洛赴命,为太孙舍人,经吴闾门,在船中弹琴,张季膺本不相识,先在金阊亭闻弦,甚清,下船就贺,因共语,使大相知说,问贺卿欲何之?贺曰:入洛赴命。正尔进路。张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载,便与贺同发,初不告家,家追问始知。”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性的言行,不仅说不上“无我”,相反的,这种情绪不稳定的病态心理患者往往正是把自己局限在自我的狭笼中,凭着自己一时的情感冲动来贪婪地追求个人的情绪上的满足。所以一点也不考虑到他人的处境。想不到冯先生把魏晋士人这种神经衰弱型的冲动性的言行来作为他所谓构成风流的条件的“妙赏”与“洞见”的证例。例如王子猷要恒子野为他吹笛而始终“主客不交一言”,这和他的“忽忆戴安道”结果又“兴尽而返”不是一样的都是自私的以满足个人情绪的要求为目的吗?如其这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那么艺术家们岂不都成为最功利的自私者了吗?又如冯先生在讨论到“妙赏”时所举的第三例是阮籍见了“邻家女有美色……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这不仅是阮籍冲动性行为的最好的例证,而且这种“终无他意”,也正说明了是神经衰弱者因为心理病态而引起的性生活上的病态。安度赐保命一类药品为什么常用“补肾”一类的字样来诱惑神经衰弱者呢?这其中的奥妙,我在论“什么是神经衰弱”时是说到的:“……色情的想象于是成为这等病人逃避心理苦难的堡垒,也就因为这等病人性感的激起并不是由于自然的冲动,所以在时间上说,他们是经常地、持续地为色情思想所困扰,到了实际发生性行为时,这等想象又为事实所粉碎无遗,性能力突然失掉冲动迫力的支持。加之色情思想违反病人平日的教养和认识,容易引起他们道德上的恐惧和罪恶之感,所以更加速了他们性能力的疲乏和衰竭感觉……”(《心理卫生论丛》)

 

阮籍的“终无他意”,这不是很可能的解释吗?要是说这等行径就是“妙赏”的、“审美”的“人格美”,那么不知有多少神经衰弱者正为这种“人格美”在苦痛着寻求治疗呢!这等冲动性的言行不仅是冯先生所说的“妙赏”,就是他所谓“洞见”在本质上也就是神经衰弱者冲动性的表现。冯先生说:“见”不是借推理得来底,所以表示“见”的言语,亦不须长篇大论,只须几句话或几个字表示之。此几句话或几个字,即所谓“名言隽语”。这又使我想起我在门诊所见到的病人了:“……在心智能力方面,这等病人正如表现在体力方面一样,就是异常地容易疲乏。最明显的是注意力不能集中、不能持久,刚集中注意于某种事物,立刻注意力又飘忽了,从他们的谈话里,这种现象也可以明显地看出,特别是有些智力较高的病人,偶然的也可以从他们口中迸出一两句含有哲理或者是说是很俏皮的名言,可是他们的话永远像格言似的一句两句而已,他们不能有连贯的、有系统的谈话,他们的注意力像饥饿的狗的鼻子那么不固定……”(《心理卫生论丛》)

 

要是把这种神经衰弱者注意力飘忽的病症视为“直觉”的“洞见”,这和古代欧洲把低能者视为预言家又有什么两样呢?

 

《世说新语》中所描写的魏晋士人情绪不稳定的例子更是连篇累牍的。他们的容易激动而又容易感到衰竭更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的病症。我说过:“在心理状态方面说,这类病人非常容易激动,而情绪一个小小的波动,又使他们很容易感到消耗得精疲力尽似的。所以庇尔得称这类病人为‘容易激动的弱者’。憎厌、愤恨和怅惘空虚之感,往往会无缘地整日地噬啮着他们的心……要是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那么他们的愤怒会像狂风暴雨似的发作起来,风暴虽然过去了,还是永远见不到晴天,他们立刻很疲乏地又沉到悲凉落寞的深渊里。”(《心理卫生论丛》)

 

情绪的易于激动使我联想到《世说新语》中一段记载: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这是神经衰弱者躁急激怒的最传神的描写了。而冯先生在讨论所谓“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时所举的例子,如韩玠看见长江便说“对此芒芒,不觉百感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桓温看到旧时所栽的柳便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也正是感到衰竭时的悲凉落寞的哀音,又哪谈得上什么“人格美”呢?

 

总之,中国的社会较之魏晋时代已经进步一千多年了,中国知识青年今日所负的时代使命虽然是够艰巨的,但是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较之魏晋士人的处境是有希望得多了,魏晋士人的风流生活也就是现在一部分知识青年中所流行的神经衰弱的病症是应该及时地予以矫治和预防的。

 

十一、当前的青年心理卫生问题

 

──出席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学术讲演讲稿    现在提出青年心理卫生问题来讨论,是更有着现实的重要性的。我在题目上所标示的“当前”是特别指着去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段时间而说的,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根据我所从事的心理卫生工作而得到的一些数据,特别是青年们的个案数据,使我看出一些性质显然较为特殊的青年心理问题来。这些问题不知正在困扰着多少富有活力的青年,他们的心理健康在受着慢性的侵蚀,他们心理能力的正常发展也正遭遇着停滞的威胁,这等青年们的心理问题要是一直持续着、扩展着,我想不只是青年自身的不幸和苦难,直接间接都会是社会的一种严重的损失。

 

我们要从心理病态患者们的年龄统计上来看,青年期可以说是最易感染心理病态的时期,我们再看看心理病态蔓延的历史,也可以知道在每一次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结束以后,也正是心理病态流行得最广泛的时期,现在我们青年们也就正被裸露在这两种可能的危机的下面。我们知道现在我国社会上是存在着不少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但是,这个直接影响国本,影响将来建国工作干部的青年心理问题也实在需要我们现在就立刻加以密切注意的,尤其是我们青年们自己要来加以注意的。

 

青年期为什么容易感染心理变态?战争以后心理变态为什么普遍流行?这在心理病理学上的回答是很简单的。这就是因为心理变态的发生往往是在于我们生活适应需要作“再适应”的努力的时候,每一种类的生物原都有一套为它们属类所因袭而又差不多带有自动性的适应行为的,鱼类的浮游、鸟类的飞翔,乃至动植物一切的保护性的色彩和体态都是它们维持个体生存的自动性的适应行为。所谓自动性的行为,就是不大需要意识的努力并且只需要少量的能力便足以完成的行为。我们内脏的反射机械如消化、吸收、呼吸和循环等作用都是纯粹自动性的适应行为。但是以人类所生存的环境如此的复杂和多变,单靠这一类自动性的反射机械显然是不足以顺利地作生活适应的,所以我们有高度的学习能力来增加我们的适应行为。不过学习一种新的行为往往需要高度的努力,得消耗多量的能力。如其我们日常生活里每一动作都是一种新的学习,我们想做一下,我们怕早就会有能力衰竭的恐慌了。所以在我们学习了一种新的行为之后,只要有着生活适应上的需要和多次的动作重复以后便会成为习惯。习惯行为是逐渐有自动性的,这就是所谓“行为的经济原则”。然而正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样,习惯动作固然帮助我们在生活适应行为中经济地使用我们的能力,但是,习惯行为的本质也就正是所谓“行为惰性”的表现。这种行为惰性的存在,在我们因袭着传统生活时是不会发生什么阻碍的。例如,要是我们的身体机械不是生长的、发展的,我们的社会环境不是变迁的、演进的,那么我们婴儿期所习惯了的一套依从的生活行为方式便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可是事实是恰恰相反的,我们的身体是时时在向成熟的方向发育着,由婴儿期而幼童期而青年期,我们的身体情况是不觉地在变;并且因为近代卫生科学的发达,助长我们发育的设施大大在增加,阻碍我们发育的因子逐渐在减少,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情况的变是相当的加速了。同时,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正如美国心理治疗权威法朗士·亚力山大教授在其近著《我们非理性时代》一书中所说是以“多样的社会差异和加速的社会变迁”为其特征的。这些我们自身发育加速的变和社会环境的加速的变是时时在要求我们能迅速地克服我们带有惰性的习惯行为而努力作新的再适应的,这也就是说现在时代所要求的心理能力的是高度的行为可塑性,如其我们缺乏这种行为可塑性而不能对这加速变迁的生活环境作有效的再适应,我们便遭遇着严重的心理困难了。更不幸的便因为这种心理困难的累积而使我们心理上离常,以致成为严重的心理病态了,这就是一切心理病态容易在我们作生活再适应时来袭击我们的原因了。

 

我们知道心理的再适应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自我斗争的过程,因为长时期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惰性是非常不容易被克服的,一个新的观念往往为盘根错节的成见所拒绝,且不说1582年伽利略为了在比萨斜塔上用实验的事实推翻亚里士多德的轻重物体以不同的速度坠地的理论而遭受困扰和巴斯德为了他的发现微生物而为当时法国医学会所排斥了,就如现在较为普遍的种痘也早在1744年便开始应用了的,但是到了现在英国还只有30%的人是乐于接受牛痘的接种的。在18世纪反对种痘的人说“天花无疑是可恨的魔鬼,但是我们知道它作恶的范围,现在要是种了痘让这魔鬼飞走了,我们就更捉摸不着它了”,到了19世纪吉布氏在1856年又认为强迫种痘法令的颁布让医师护士去到人家里种痘是“侵害了个人的自由和家宅的神圣”。现在20世纪了,大文豪萧伯纳在1906年还幽默地讽刺种痘是一种野蛮主义呢!美国渥海华城的一个学校的档案里还保存着1828年的一个文件,那是当时有人要借学校举办一个讨论会,那校长给他们复信的底稿:“欢迎你们来利用学校的地方讨论一些正当的问题,但如铁道、电话等问题是不被允许讨论的,上帝是从来也没有一个字提及到这些东西。如其上帝确实是安排着这么一个智慧的创造物,使我们能在一小时以内就用一股气的力量作15里路的旅行,他早就会在旧约预言书里告诉我们了,那还不是撒旦想把永远不灭的灵魂勾引到地狱去的勾当吗?”我引用这些故事是让我们想象到克服行为惰性来接受新的观念以至顺应时代的变局是何等的困难,行为惰性像影子一样追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它使我们不能有接受变的能力,它鼓惑我们拒绝变、仇视变,进而拒绝或仇视一切差异的东西,结果它造成我们心理上的狭窄和病态的不宽容。到了这个时候,心理病态便找到了发育的温床了。因为不能洞察变局,不能容忍变的现实,于是情绪上先就感着没有必要的极大的动荡,“相惊伯有”、“疑神疑鬼”的无名恐怖和仇恨便噬啮着心头时时想找到发泄的机会。再进一步,我们便看到两种病态行为的表现,或则是退化到幼稚的行为方式去。亨森换了新奶妈,他就又复犯了早已停止的溺床行为了,英丽为了新生的小弟弟他又重复了两年来没有犯过的吮手指的习惯了,父母的远离、教师的变换,往往发现儿童们又重新发生打地滚、殴打同伴的暴乱行为了,这些都是在儿童行为指导门诊所习见的例子,无论他们所表现的是退缩的行为或是攻击的行为,但都一致地表现了退化的趋向。更有一种行为的表现是逃避到幻想里去,这时或则整日思睡,长时间地发呆,把自己沉浸在过去的追忆里,或则从幻觉寻找满足。美国近来发生了一种新药所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那就是吸食大麻的问题。适量的大麻可以使我们在三四小时内暂时地失掉空间与时间的知觉,并且使我们平时被压抑受挫折的欲望形成一种幻觉。爱好音乐的人有吃了大麻以后听到椅子、桌子都在演奏名曲的,贪财的人吃了大麻以后有看到遍地是钞票的,大麻于是成为在动荡多变的社会里不能作成功的适应的人们的追求的目的物了。这些因为不能克服行为惰性,不知顺应变局以致失掉行为可塑性而致行为僵化的病态心理表现,便使我很感慨地联想到近来我所见到的几个青年心理病态的个案了。为了种种的原因,现在还不能让我就立刻引用这些个案的数据来加以说明,但是概念地说起来在这个时间里青年心理问题的特征是不外下述几点的:

 

1.在战时就存在了一些不尽合事实的期待,满认为抗战胜利以后便可以松弛一下了,现在事实粉碎了这等期待,自己突然感到失掉了依据。

 

2.在战时原有一套按部就班的计划或是想法,突然的胜利使自己茫然无所措手足地飘飘然了,甚至有在焦急着摸不清今后努力的方向和途径的!

 

3.为了参加抗战工作,临时地离开本行了,和本行的人事和技术都隔膜了,现在又没有任何措施帮助自己回本行去,眼看着回不了本行,使自己感到失掉安身立命的据点。

 

4.在战时养成了若干不尽正常的生活行为方式,抗战停止了,事实上无法继续自己也不甘心继续这种生活行为了,但是僵化了的行为可塑性使自己无法迅速地从行为的惰性中解放出来建立新的行为方式了。

 

5.在战时为了无可避免的生活上的痛苦,养成了下意识的深刻的仇恨心,在战时这种仇恨心有日本可以做把子,有各种的战时活动得到适当的发泄。现在仇恨还在活跃着,但是目标没有了,发泄的机会减少了,仇恨心是如水银泻地样地弥散了,就增加了情绪生活上的激荡。

 

6.对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和国内的变局没有把握的能力,一个轻微的波漾都会引起情绪上极大的“休克”,已经激起的情绪的狂澜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7.悬想震惊于未来的各种变局,甚至有已经在焦虑原子能在将来工业上的利用将造成新的工业革命,而认为现在自己所学习的一套知识与技能将成为不值一顾的废料,害怕自己会成为无能的低能者了。

 

8.新的变局带来了自己从未想到的生活上的新问题,自己心理上又毫无应付或解决这等问题的任何准备,使自己陷入无助的、停摆的彷徨心境里。

 

在说明了这些当前青年心理问题的特征以后,又使我联想到美国有些心理卫生学家们在讨论战后教育问题时所提出的“应变的教育”的主张了。他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既然成为现代文化的特征之一,我们既无法根据我们现在的想象来正确地描摹儿童们将来生活的图形,所以我们也无从为儿童们设计一套将来的生活行为方式去注入给他们,现在我们能为儿童们尽力的只有培养他们将来作独立的判断的应变能力了,这样使他们将来在心理上有准备地去解决他们所将遭遇的问题。我想现在我们青年们心理卫生方面的要旨也就不外乎这种培养应变能力的自我教育了。至于怎样培养我们的应变能力呢?我想下述几种健全的心理上的条件又是非常必要的:

 

1.对于世变的领悟能力,先从基本上要认识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计划、不同的方法是促进世界进步的动力,所以我们把一切的变局视为必然的、当然的。平日要有宽容差异的意见的雅量,有欣赏差异的意见的能力,必要时还得有接受差异意见的真诚,冷静地、智慧地考虑最近的未来世变的轮廓,时时作应变行为的心理准备。

 

2.客观的、适当的并且是坚定的自我估量,未来社会分工的愈加精密和复杂是无疑的,使自己成为一个万能博士是空想的,自己所能胜任的工作在整个社会机能上看也许是非常渺小而微弱的,但是在整个社会机能的运用与推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自卑感是不必要的,狂妄的优越感和所谓盲目的权力意志是应该加以克服的。

 

3.面对现实的生活态度,我们先要有为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生活目标,并且能作达到这个目标的持久努力,使自己的能力尽可能地作多方面的发展,养成多方面的兴趣,能接受团体的基本要求而没有太大的困难,在团体生活里还能多少保持自己的个性使自己作独立的判断的能力不致受到侵害,并且有时时接受生活上打击的心理准备。

 

4.稳定的情绪生活,了解自己行为的情绪上的动机,没有情绪上的固结,有适当的社交能力与社交智慧足以建立友谊的、爱的、信赖的人间关系,在社会上不容易感到自己的情感受损,必要时能撤销心理上的防御工事使自己的行为能表现自发性,有充分表现自己的情绪能力,必要时能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情绪的能力。

 

具备了这些最低限度的健全的心理条件,便可以让我们对未来的变局作顺利的再适应了。

 

十二、略论思想与情绪态度的统一

 

我们这次神圣的抗战,主要目的虽然在于驱逐那些侵占我们国土的侵略者,但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讲,抗战也正是促进我国家现代化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阴暗的、陈腐的渣滓,要是没有抗战,就显不出丑陋,不容易洗刷。许多前进的、正义的举动,要是没有抗战,也觉不着关切,更不容易急迫地被提示出来。所以抗战是我们国家严重的被考验的关头,也是每个中华人民被考验的关头。事实是最无情的,在事实的考验之下,能站起的便站起来了,而且永远不可震撼地矗立着,站不起的,没有侥幸、没有假借的只好让人家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永被践踏。事实是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的国运,全系于在这抗战过程中能不能迅速地现代化。国家不能现代化,就无法插足于今后的世界舞台之上。

 

谈到国家的现代化,自然经纬万端。但仅是斤斤于现代化的物质设备,是决不能如实地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在这里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文化生活,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各个人思想和情绪态度的现代化。现在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健全与否,不仅仅在于考察那个国度的典章文物和制度,同时要注意到的是那个文化直接影响到人间生活而反映于人们心理上的主观的感觉。所谓原始的文化,已不被人类学家们所鄙视了,因为它在原始的社会中,依然是健康的、推进人类幸福的动力,所以我们再也不能主观地用价值观念来估计一种文化的高下,除非我们了解了在那种文化下生活着的人们的心理生活。现在许多心理卫生学家、精神病学家,往往提供一些关于文化重建的意见,便是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有着更精密的观察和更直接的材料。换句话说,他们是更敏感地发现了造成人们心理病态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的病态因子,正是在文化改造的过程中应当加以抛弃或改革的。

 

现在谈中西文化的文章,真是汗牛充栋。介绍西洋文化,在我国也快有百年的历史了。不过这些只是证明了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们,已在痛感着我国文化有加以重新估计的必要而已。至于这些谈论或运动,究竟在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多少效果,这依然是不能作过高的估计的。因为我国现代化的文化生活,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人们依然是被囚系于封建文化病态因子的狭笼之中,像被放上砧板的鱼一样地被窒息着。现在叫嚣于街头的精神病人的日益增加,便是这个事实最明显的科学例证了,不过这个“狭的笼”,应该包括主观与改革的方案,积极的提议在各处被热烈地讨论着。各个人心理上由于文化传统上病态因子所造成的主观的狭笼,却很少人接触到。例如说现代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于“科学与民主”,经过了这次已经结束的反侵略战争,这个主流更为明显更为有力。不尊重科学与民主的,无论怎样挣扎,也逃脱不了自取灭亡的命运。中国文化的重建,也无非是遵循这个主流而迈进。但是这个主流被介绍到中国来,并不是新近的事,为什么到了现在,这个主流在我们的国土上还是生不了根呢?特别是在国人的情绪态度上,无论是在口头上怎样喊着科学与民主,可是一究其生活的内容,依然脱不了迷信和独断的色彩。这就是说,主观的心理上的狭笼,依然是根深蒂固地盘踞着。我们看那少数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们,披上白衣在实验室里,他会客观地用着精密的仪器在求准确的测量,一出了实验室他一样撒谎造谣,恐吓诈骗,阴险偏私,无所不为。在街车上知道怎样对妇女让座,在公共场所他也知道让女子先走,但回到家,或回到工作室,他对妇女表现了十足的轻蔑鄙视的无理态度。也许他念过不少科学管理的书,写过不少科学管理的文章,但一样任用无能的亲戚朋友,依然营私舞弊。这些现象无形中好像成了“中体西用”论者的讽刺。在这里,我们却看到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事实,这就是个人心理上病态发展的开始。在心理病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品格的分裂”(splitting of personality)。这等病态在开始时,便是显示了情绪态度与理智认识的脱节,病人的情绪表现和理智方面对于现实的认识不能统一了。病人有一些恐惧,有一些幻想,在起初时,他也知道这并非事实,可是因这些恐惧和幻想所引起的情绪反应在病人是控制不了的。时间稍久了,病人为情绪态度完全克服了,从此他沉浸于幻想,现实距离得愈远,病态也更深,最后他的理智能力逐渐衰退,情绪反应也逐渐萎缩,成为“木僵”状态(stupor)。病态发展到这个地步,真是几乎不可救药了。而在这等个案之中,我们要是略加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病人在很早的时间,便表现了思想和情感分裂的过程。因为那种表现是比较轻微的,所以病人只有一些乖僻的性情、荒诞的行为,而在一些正常的人看来,也不过只觉得他有点“怪”,有点“不可解”,想不到他最后会造成精神病的悲剧的。这个基本的原因,据我们多年的考察和国外一些专家们的意见都认为这是在文化交替过程之中,人们在理智方面认识了某种新型文化的趋势,努力使自己成为新型文化的适应者,但在情绪态度方面,因为旧文化的陶冶,几乎造成了他某种定型的情绪反应。他没有能在生活实践之中,使他的情感跟着他的思想往前走,这就是品格分裂的起点。我们要是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对于现在我国社会上许多病态的现象,便可以找到比较科学、比较近于真理的解释。特别是在谈到我国文化改革的问题时,也便知所警惕了。例如强调人才教育的人,往往伤感着在校优秀学生,一到社会便同流合污了,强调训练的人,也在感慨着“夏一旅而覆羿,楚三户而亡秦”,现在训练了如许的干部,也无补于国事,制定了精神动员的纲领,号召了社会风气的改革,但是天下滔滔正如狂澜已倒。这等现象,我们固然不能忽略最重要而有决定作用的社会环境的病态因子,但是这些教育、训练、纲领和号召,在各人主观心理上的影响,至多只改变了一点皮毛的形式的理智认识而已──至于连理智认识都没有改变的,自然更不在话下。而在情绪态度上,都没有能在生活实践上去使他们从传统的迷茫与独断的“狭笼”中解放出来,于是“超我”(superego)坚强的人,也就是说对法律道德的制约力,还有很多顾忌的人,因为思想与情感的脱节,便日耽于幻想,病态的便逃避到幻想中以求思想与情感的片刻的平衡。“超我”力量薄弱的人,便一任腐旧情绪态度的野马,横行直撞,无所不为。一点皮毛的形式理智认识,更被挤得无影无形了。就在提倡文化改革或是讨论中西文化和介绍西洋文化的人们,从他们本身的论调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或几十年间,在他们论调上自相矛盾,前后判若两人,这也在于当年一点新兴的理智的认识,没有能从内心深处改造了他们的陈腐的情绪态度,稍纵即逝,那“心中的罗亭”,并没有被“枪毙”,时日一久,一点理智认识,也为情感所溶化,提出和自己先前的认识完全相反的论调来,以求得思想与情感的病态的统一。这些就是我国介绍或提倡了“科学与民主”几十年,而无补于新文化建立的主观心理上的原因。这也许是我们的偏重吧!我们从事心理病态研究的人,在个案研究中,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都使我们惊心触目地感觉到一个人情绪态度的顽强力和它对于人类行为的制约力。所以我们除了积极地主张改革社会环境方面所加于文化生活上的病态因子而外,我们更注意到健全的情绪态度的培养。在教育中,在训练中,不能只注意到知识的传授或形式的依顺;在文化改革或介绍西洋文化的运动中不能只着重到理论和技术的学习。我们要在生活实践之中,彻底改造我们的情绪态度,睁开眼睛,学习人家的榜样。文化是国际性的,世界文化的主流在于“科举与民主”,但是我们陈腐的情绪态度使“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无从在我们心理上生根。即使我们传统文化方面有不少的可珍贵的遗产,但在我们陈腐的情绪态度的冲撞之下,这些所谓遗产,也只有黯然无光。只有在我们情绪态度上彻底“科学化”、“民主化”了,才能够更科学地、更客观地来评价我们传统的文化遗产。这是值得每个提倡文化改革的人所密切注意和猛省的。

 

十三、略论儿童行为指导工作

 

儿童行为指导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帮助儿童作健全的生活适应。近代的动力心理学告诉我们,常人们在作任何一种反应时,往往是运用了整个身体和心理的能力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感觉系统和情绪等在人们反应环境的刺激时,往往是密切地联系着而不可分割的,所以要希望儿童们能作健全的生活适应,就不只是使他们具有强健的体格,并且还要使他们能正常发展他们的心智能力。因此,近代“健康”一名词的含义,往往统指心身两方面的健全而言,这也就是近来从事儿童保健工作的人们,逐渐地把他们的目光注视到儿童行为指导工作的原因了。

 

我们再看看在人间的生活适应之中,他们将迅速遇到哪些问题呢?这也就是说儿童们具备哪几类生活行为呢?概括地说起来我想也不外下面三个主要的方面:首先是生物性的身体需要,使我们时时寻找顺利的满足;其次是内在的心理方面,特别情绪方面的需要,我们是时时企图获得安定的、平衡的情绪生活的;但在我们要得到上述两种需要的满足而活动时,我们又遭遇到社会文化的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它时时在施以迫力使我们作有效的、成功的适应,后者的影响往往普遍地弥散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之中,甚至使我们纯生物性的行为,都非常浓厚地附着了社会文化的色彩。例如说作为吮吸动作主要器官的舌的动作吧,它在胎儿成长到5厘米原文为“五耗”。──编者注的长度时便开始有舌肌肉的成长了,作为口腔的器官,它在那时也同营了鼻腔的作用,它是起源于外胚叶而生长起来的,在解剖上它正在胎颈动脉弓之上,这也可以知道它第一个机能还在激动血液,所以在母胎时舌肌肉的动作对于胎儿营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正常的胎儿在第一次接触到母亲的乳头时,只要是被放置在适当的舒适的位置时,有80%的机会立刻表现吸吮的行为、舌的动作和吸吮的行为,在这个阶段中可以说是纯生物性的活动。后来婴儿吸吮手指了,这虽很少营养的意义,但是作为一种获得身体快感的方法,多少还是生物性的动作,就在这时,文化的威力开始它的影响了,吮手指的动作可以遭到禁止,吮手指可以表现某种情绪遭到压抑的表示。直到后来,我们的吸吮动作必得在文化所许可的几种形式下才可以表现,所以有些心理学家说成人们吸烟、吃口香糖等动作多少是儿童期追求口部快感的吸吮作用的继续。而舌以后在语言发展上也占了更重要的地位,语言活动很显然地是社会性的行为了。这可以看到我们在作生活适应时所遭遇的问题虽是上述三个方面的,但是在我们的行为动作的时候,社会文化因子的影响更具有决定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人们发育的进展,生物性的行为逐渐为社会性的行为所替代。所以卢骚怀疑了霍布士所说的“自然人”的存在,弗洛伊德强调动物性的本能行为也受了激烈的批评。明了了这一点,我们在儿童行为指导工作中,便不得不把重点置于儿童社会性的行为和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心理的影响了。我所以说明这一段是因为我看到有些人仅仅把儿童身体卫生习惯的指导视为整个儿童行为指导工作的内容了。定期检查儿童的身体健康,注意儿童营养、清洁、睡眠、休息等习惯,这无疑在儿童生活中是极端重要的,但只是这些还不能发挥儿童行为指导的积极机能的,这种误解一半是中毒于机械的把心理现象视为生理现象的从属的还原论,一半也是缺乏近代心身医学、社会学、临诊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素养,而忽视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意义所致。

 

还有些人把儿童行为指导和旧式的所谓道德训练的意义等同起来了。片面地根据了现代社会里成人的心目中所认为金科玉律的教条迫使儿童“就范”,便认为能使儿童的行为得着正常的发展了。这不仅是忽视了对于儿童心理状态的了解,并且也忽视道德的发展性和相对性了。道德目标是演进的而不是常住的,道德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迁着的,我们要是不能把社会文化置于永远静止死寂的状态中,道德也不会成为永远固定的教条的,我们所认为行为型式中的道德意义又哪能无保留地强注入在发展着的儿童们呢?所以勃伦特今译普兰特。──编者注(GSPlant)在考察了人类品格和文化型式以后,他在最后提出了“应变的教育”的主张。他说:文化型式在变迁中,我们将怎样教育我们的儿童呢?一个可能是背对着这种变迁,现在十个人之中大概有八个人在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时是追求“过去的黄金时代”的办法的,用过去的办法来解决现在的问题甚至将来的问题自然是解决不了的,社会文化在变,生活于其中的人在变,我们在指导儿童时要忽视了这个变那是只有贻误儿童的。第二个可能是尽可能地智慧地来预测社会经济型式未来的变迁,从而作为指导儿童的根据,这是比较安全的办法,因为近代社会科学的进步,已经使我们可以多少有点预测社会动向的能力了。但是这只限于原则方面的;我们无法向儿童们预言他们将来生活适应方面的一点一滴。所以要使儿童能更有效、更成功地作生活的适应那就只有发展他们自动应变的能力了。要培养儿童们的这种能力,我们得使他们逐渐认识“变”是一切发展的常则,对于“变”我们不仅不能感到惊惶与反感,并且视为社会演进的动力,要使他们能宽容或是接受差异的意见,经历多样的经验从而获得多方面的发展,能有不易受创而稳定的情绪生活,多作独立的判断而尽可能地减少成人的督导。这不仅是适合心理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是依循了社会发展的法则的。

 

十四、儿童行为问题的调查

 

儿童行为指导工作的目标,在于帮助儿童作健全的社会适应。儿童以自然的生物而出生,但他不能一刻逗留在自然的存在物的阶段上,他必得由生物的个体转化为社会的个体,他必得面对着这个社会化的问题。在这时一面存在着社会的文化环境,一面是他自己所具备的心智能力。他必得在文化要求的范围之内,来表现他的愿望和冲动。要是这客观环境和主观能力的任一方面发生了缺陷和病象时,他就不能有正常的反应,他便被视为异常,于是也便发生所谓儿童行为问题。因此在作为谋文化要求与儿童行为的调协与统一的儿童行为指导工作之中,片面地注意儿童个体行为的观察,显然还是不够的。就在这同时,我们还得仔细地分析当前社会文化的内容,是不是还存在着限制或阻碍儿童发展的病态因子。所以社会的文化均衡(cultural equilibrum)和个体的健全适应,在儿童行为的正常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我们对于儿童行为指导工作的原则方面的认识。

 

在实施儿童行为指导工作之前,我们想对于我国家庭儿童所发生的行为问题,有个鸟瞰的认识。我们想知道儿童的父母们或监护人们,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之中,发现儿童行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我们便根据了我们过去的工作经验,并且参考了国内外有关文献,拟定了“儿童行为指导咨询表”。在这表里,除了对儿童行为问题有简单的说明以外,还罗列了49个比较普通的儿童行为问题,另加“其他”一栏,以便填写表中所未列入而实际所发生的问题。我们想把这个表格分发给父母们,去填写他们所已发现的儿童行为问题,因为顾虑了我国社会上尚无答复公开问卷的习惯,所以就在去年儿童节,社会部举行儿童福利展览会时,利用父母们对于儿童福利展览的兴趣,在会场的出口把表格分发给来会参观而愿意合作的父母们,希望他们拿回去仔细地填写,再邮寄给我们。结果我们总计收回了181份表格。

 

在这181份表格之中,除了性别未加注明的3份以外,计男孩104人,女孩74人,年龄范围男孩自1岁至15岁,女孩自2岁至12岁。因为人数较少,行为问题在性别和年龄组别方面的差异,没有得着什么重要的结论。籍贯以四川(36人)、江苏(35人)、浙江(28人)和湖北(17人)为较多;其他包括湘、皖、冀、粤、赣、鲁、豫、闽、晋和吉十省。

 

家庭在现代社会组织中是传递文化影响最重要的单位,也就是孕育儿童行为问题最重要的场所。所以在实施儿童行为指导工作时,必得有受过完善的训练的社会工作员来协助分析家庭背景方面的各种因子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问卷调查,而又是在向少答复问卷经验的我国社会举行,所以不得不尽量使问卷内容简单化。而且我们的主题只在发现儿童行为问题的质量,所以在家庭环境因子方面只包括了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的教育程度和父母的职业三项。这三项统计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个调查所包括的儿童,多来自公务员的家庭──父亲中有78%是公务员,而母亲家居的占65%,经济状况属于中下的比较多──自己认为富有的和小康的只占14%,而父母们的教育程度一般地说起来是较高的──96%的父亲和75%的母亲们是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的。这不仅使我们知道这个调查所发现的儿童行为问题,是流行在哪一类型的家庭之中,并且使我们看出将来我国儿童行为指导工作的实施,在开始时的主要对象还在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的儿童们。因为他们的父母比较起来有足够的知识和时间来注意并视察儿童的行为,并且在发现了儿童行为问题时,也知道怎样去和儿童行为指导工作合作。

 

在这些咨询表之中,父母们认为他们的儿童们没有任何行为问题的计有5份,认为只有一种行为问题的有6份,其他的多是一位儿童同时兼有几种行为问题的。最普通的兼有5种或6种行为问题。有一位儿童兼有25种行为问题之多。要是依着问题发现次数多寡的次序来看一看最普通的儿童行为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下列九个问题来。

 

1

行为问题

人数

百分比

暴发脾气

61

34%

易害羞

58

32%

睡梦中咬牙

54

30%

胆小

53

29%

怕黑暗

52

28%

反抗

41

23%

常哭泣

41

23%

注意力不集中

41

23%

常打架和吵嘴

40

22%

 

在儿童行为问题发现的次数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便是属于基本习惯训练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一般地说起来比较少,这一点在上表中已经可以看到而在下表中便更见明显。

 

2

习惯类别

行为问题

人数

百分比

睡眠习惯方面

失眠

8

4%

夜惊

21

12%

梦游

7

3%

梦呓

33

18%

饮食习惯方面

挑剔食物

35

19%

厌食

36

20%

言语习惯方面

口吃

23

13%

排泄习惯方面

3岁后溺床

33

18%

整洁习惯方面

2岁后吃手指

14

8%

咬手指甲

10

6%

 

上表中的问题,有些已经不单纯是习惯训练的问题,而是显示着情绪不稳定的征候的,如梦游、口吃、溺床和咬手指甲等。但即使把这些问题一并归纳在习惯训练方面,总算起来,发现的次数也并不太多。这也许因为习惯训练是婴儿期最重要的生活活动,而本调查所包括的儿童,在5岁以下的只占38%,共69人,所以这类问题便比较少见。而由于身体健康和智力的缺陷所发生的问题,便比较更少了。

 

3

行为问题

人数

百分比

常呕吐

7

3%

易昏晕

12

7%

留级

16

9%

特别愚笨

3

2%

 

所以从整个的趋势看来,这些行为问题,大多数还是由于儿童情绪生活的不稳定而来。在表1最普遍的九个问题之中,倒有八个是属于这方面的。所以儿童情绪生活的指导与处理,将是儿童行为指导工作中最重要的课题。

 

父母们对于儿童情绪生活的忽略,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儿童教养方法之中,所谓“人则孝,出则弟,力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原则之下,多少是偏重于理智方面的指导。关系儿童情绪的发展和教导,在中国古籍上是较少谈及的。就是在国外心理科学的教科书中,尽管有多少关于情绪的学说和实验,但是实际处理儿童情绪生活的指示是很少的。特加登(Florence MTeagarden)曾经分析了在美国最流行的一本儿童心理学书,其中只有六页半的地位是用来讨论儿童发怒的问题,而只有十二行的文字是谈到这个问题的预防的处理的。所以在父母教育的实施之中,关于儿童情绪生活的科学知识,要有系统的介绍,这在儿童行为问题的指导与矫治方面,将有很大的助力。

 

人的情绪生活内容是很复杂的,它的表现往往是多样的,所以儿童情绪方面发生问题时所表现的行为,也很少是单一的。这就是在我们调查中发现儿童行为问题时,往往一位儿童兼有几种行为问题的原因。不过几种行为问题同时呈现时,并不是各个问题孤立地存在着的。各种行为问题,往往是有机地结合成一种情绪反应型式,很具体地表现了情绪生活上某种情意综(complex)的存在。例如易害羞、不敢见生人、没有勇气作新动作的尝试等反应,常常结合着表现了儿童自卑感的存在。我们在表1中发现这些最普遍的行为问题,很可能表现着情绪反应型式的存在。如其在这一方面得到若干线索,那么对于发现儿童情意综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表1中的第一、第二两个问题,很明显是代表两种不同的情绪反应型式的──暴发脾气是代表外向的面对环境的反应型式,易害羞是代表内向的趋避环境的反应型式。所以我们便根据这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我们把发现暴发脾气一问题的61份表格挑选出来,看看这等儿童最普遍的还兼有哪些其他的行为问题,对58份发现易害羞一问题的表格,也作同样的处理。结果我们发现有着暴发脾气一问题的儿童,最普遍的兼有不服从(32人)、反抗(28人)、常打架和吵嘴、违拗行为(21人)、固执(16人)、好侵略(14人)、打地滚(14人)、破坏(14人)和爱胁迫别人服从(11人),而有着易害羞一问题的儿童,最普遍的是兼有胆小(29人)、怕黑暗(18人)、常哭泣(16人)、过分呆板(15人)、感情易受刺激、过于孤独(12人)和神经过敏(18)等问题。这两种在本质上不同的情绪反应型式的区分,是非常明显的。勃伦特在他所著的《品格与文化型式》(Persoanlity and the Cultural Pattern)一书中,曾经对于儿童的行为问题作过概括的分类。第一类他称为反抗的反应(rebellion),所表现的征候包括了我们上文所述暴发脾气一型式的行为问题,第二类是惊惶的反应(panic reaction),所表现的征候包括了我们上文所述易害羞一类型式的行为问题,据他的解释反抗的反应多表现儿童情绪上有不适宜感(feeling of inadequacy)的存在。这等情绪的发生多由于:(1)父母的期望过切,对于儿童所期望的标准过高。(2)经常与成人和年龄较长的儿童们在一起,缺乏年龄相差不远的伴侣,而成人的保护又过分周到。(3)由于环境方面的原因,使儿童发生自卑感和他人异样的感觉。对于他的这种解释,可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个案材料来加以分析。不过有一点是很有趣的,就是暴发脾气一型的儿童中,我们发现他们是家庭中的独生男孩的有16人,独生女孩的有10人,在出生次序中,第一个出生的有19人,最末出生的有11人,总计占了具有这等问题的儿童的92%。而在中国家庭中,对于这样的儿女又往往易于流入保护过周或希望过切。关于惊惶的反应,据勃伦特的解释,是表现了儿童情绪上有不安全感(feeling of insecurity)的存在。这等情绪的发生多由于:(1)失掉父母。(2)父母不正常。(3)在家中经常受谴责。(4)家庭经常的迁徙。这在我们较为简单的家庭情况的调查中,还没有得着足以说明这原因的材料。

 

在儿童行为咨询表中“其他”一栏内,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问题,很多是可以归纳到我们所罗列的49个问题之中的。不过所叙述的是比较详尽的事实而已。同时在这一栏中,我们发现另一些问题是与父母们对于儿童行为问题的认识有关的。我们接到过这样的咨询:

 

 “男孩,五岁,他在三四岁的时候便胆子太大了。看见水里的鱼敢去捉,看见牛羊的角敢去摸,敢爬上汽车去玩零件以致跌得头破血流,手指被刀削破也不哭闹,反而视若无事……”

 

“女孩,五岁半,她的行动太活泼,像男孩似的,简直没有女孩的样子……”对于生物的爱好、对于机械的好奇和对于身体痛苦的忍受,都很难被认为是儿童的行为问题的,如其是真正地尊重儿童的权利,我们除了安排避免或减少危险的这些情境,来发展他们这种有益的特性以外,是没有理由来埋怨他们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成人的兴趣和好恶来做识别儿童行为问题的标准的。至于所谓女孩的样子究竟以什么来做标准,这恐怕也将随社会的进步而有不同。不过至少儿童行动的活泼,在我们看来,还不能就认为是儿童的行为问题,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将来在父母教育中所应特别注意的。

 

十五、论成见

 

一个时时刻刻警觉自己去面对现实并且忠实于现实的人是不会有成见的,很明显的,从字面上看“成见”两个字的意义就很清楚,那是先就成型了的意见。一个人的意见既然是早就定型了的,那么他便很少勇气也很少诚意去注视现实的新发展与新形势了,结果往往是无视现实,拒绝了解现实,最后会被现实抛弃在后面,所以成见深的人往往是自囿于个人仄狭的牢笼,谈不到对于现实的适应,同时也是自绝于真理,成见和愚蠢往往分不开就是这个原因。

 

在英文的字源上说,成见这个名词不仅是意义明显,并且还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这个名词的历史,这点历史在现在看起来是更发人深省的。成见在英文上是prejudice,就是pre-judge“先存的判定”的意思。判定既先存于事实发生以前,那么其不能顾虑到事实的真相和事实的新形势是可以想见的了。据大英百科全书上说,prejudice这个字在拉丁文上是prejudicum,就是preceding judgment“预行鉴定”的意思。在古代法庭审问以前有一种预行鉴定的手续,特别是关于受审者的身份总是预行鉴定的,在古代罗马pre-judge一字就是专指对于社会身份的决定而言的。对于一个人的了解,他的社会身份所能供给我们的资料往往是较为表面的,社会身份也常常预先给我们一些暗示,这无形中也便更滋长了我们的成见,这对于我们去真切地、彻底地认识一个人是很有妨碍的,这无形中就缩小了我们求真的圈子。所以莫尔斯(Morse)对于成见的定义是“对于一个或是一件事或是某种观念的袒护的或反对的先入之见”。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狭隘或是紧张”,这种狭隘或是紧张往往使人限于一隅之见而不能看到或考虑其他的方面。就是这“一隅之见”慢慢地把人拉得离开真理愈拉愈远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成见这个字的字源起于社会身份的决定,在另一方面也就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社会身份也常常滋长了、巩固了我们的成见。在心理学上分析起来,成见还不只是单纯的观念,在成见中最重要的、最有力量的是围绕着这个观念的强烈的情绪状态。据说这个情绪状态中最主要的是优越感。觉得自己是最优越的,自己的一切都是对的。其余的意见,甚至事实都不是重要的,这才使我们的成见更加根深蒂固起来。中国文字里所谓“刚愎自用”,英文所谓Yes man都是用来描写这等富有成见的人的。为了要维持自己的优越感便不得不有一些制度或者是礼式来使他和其他的人们有点区别。这些制度或是礼式一面是在形式上保持了他们的社会身份,一面也是在心理上加深了他的成见,所以我们在社会上往往看到那些拥护特权的社会身份的人,他们的成见也是最多最顽强的。巴朗德(GPalante) 在他的心理社会学里论到社会礼式的定律的时候就会引用保罗·亚当(Paul Adan)在18991127日《巴黎日报》所作《未来的太太》一文中的一段话:

 

在无边多数的妇人中我审察出她们的在等级上的各种区别和各种礼式的拘泥性。不论是哪一行,列里的人及其所穿御的是哪一种妆服,把她剖解开来一看,你们总得发见着这个所谓“太太”的──叔本华之所谓可怕的太太的厌缠不休的病态的偏见:她要自侪于某一比她要高贵的太太并力防另一比她要低贱的太太之要来和她相并,看她拣选或安排其妆服、家务和出入预算的每一种事件──目的都在决定她或比拟她是上流社会之身份时的意志,又是多么固执!

 

假如我如此反复去推论这点,这因为我于其中看到资产社会之心理的幻象、象征和总汇的缘故,世俗虚荣诸种原理同时支配着她们的妆服、礼式以及许多各种更为重要的东西,有如:婚姻、交际、教育、选择职业、安排生活及幸福之节目等等。妇人们评判一位大伟人和选买一顶帽子,是同一理想的,她们一有这种精神状态之后,对于所有一切变革──要把一切事物加以推翻或重建或要把她们的宗教生活,或规章上的等级加以倾覆的变革,她们都视为是不可了解或憎恶难堪的一回事。

 

因袭成见的人恐惧改革,正是恐惧这个改革会揭穿其空虚的优越感之故。谟尔斯在论成见时也说过成见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兴趣或感情而发生的愿望歪曲见解”。正因为有这优越感的兴趣和感情,所以对于现实的估量只是自己的心愿而非现实真相。根据这心愿而生的见解自非歪曲不可。所以成见流为偏见,由偏见再流为迷信和顽固。这个心理演变的过程是很明显的。到了这个阶段,对于一切相异的见解便会特别敏感地嫉视乃至敌视。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单一的──那就是他们的成见;世界是静止的,绝对的不可变的。于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拉得远了。这就是所谓“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这种社会距离往往成为一切合理的社会改革的阻力。

 

所以成见小则损害自己心理的健康,大则阻挠社会的进步,这是非常有害的。成见的对面是宽容,只有宽容的胸襟才有客观的态度,有了客观的态度才能容变,才能应变。所以民主的教育和科学的教育是使人们认识“变”,容忍“变”,从而适应“变”。这些和成见是绝缘的。

 

十六、人们怎么会得精神病的

 

战争不只是给我们带来物质的毁灭,使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困难起来,并且它常常给我们以心理上的打击与威胁,使我们心理上失掉平衡与常态,所以在战争以后精神病的蔓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在医学史来说也正是精神病学飞跃的发展的一个极显著的时期。我们的八年抗日战争总算在军事上克服了顽强的敌人,但是不幸的我们在八年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不祥的内战却又爆发了,并且有日益扩大与延长的趋势。我们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人平日早就痛心疾首地看到社会的不安是如何惨酷地吞噬了善良的人们的心理健康了。所以现在看到不祥的而且是不义的内战,为了职业道德上的正义感我们是不得不大声疾呼反对内战的。因为在一个精神病院或是心理治疗门诊去治疗或矫正一个人的心理病态不仅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而且这种花费在补救方面的努力多少还是消极工作,要是社会在那里大量地制造精神病,那么我们即使是加倍的努力,那效果又是显得多么的微弱呀;并且一个病人的真正的康复是在于他能够恢复他的工作能力和先前的社会生活,一个精神病人是不能一辈子幽禁在病院里的,要是社会的不安一直在持续着,那么在病院里康复了的病人,一旦走出病院他依然又为职业的不安、社会生活的灾难袭击着,那么他的精神病的预后便十分可虑了。所以为了维护同胞们的心理健康,我们不得不坚决地反对内战,并且希望同胞们要用自己的力量与行动来制止这制造精神病的内战。

 

现在,我们得问一问人们怎么会得精神病。自然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含着若干真理的一句格言,那就是“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所以生理的病态,不管是外部的受伤或是内部中毒都可能引起心理上的失常。但是我们要是到精神病院里去翻阅那些病人的个案记录时,我们便可以发现为了生理的病态而招致心理病态,实际上在数量方面是很少的。多半的精神病还是由于人们生活适应方面发生了困难而来的。所以现在精神病学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医药上的问题了,就从病原的确定和病症的治疗方面来说,也是处处与病人所生活着的社会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可以说精神病只是病人们解决他们的生活适应问题时的一种病态方法而已。因此要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得精神病就不得不先看看究竟在我们生活适应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基本地说起来,要不是为了这些问题或是要不为了这些问题的经常的遭受挫折与威胁,那么我们也就无从招致精神病了。

 

    我们生活适应方面的主要问题不外生物性的身体的要求、社会文化对于我们行为的规范的要求和我们个人心理上的要求。现在我们就把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提出来谈谈。

 

(一)生物性的身体要求

 

人,在基本上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物,我们人类是生物中的一个类属,因此我们在身体方面也有着一般生物所共同的要求。为了维持个体的生存,我们需要清洁而足够的空气与阳光,我们需要作为身体机械发挥机能所需的动力的营养,我们要保持体温,要避免风雨及其他损害身体的一切灾害,这和一般生物的基本要求是没有很大差别的。为了维持种族的绵延,我们在身体上有性腺的分泌,这也就在我们体内造成一种需要满足的两性冲动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况在表现了适当的两性行为以后便松弛下来使我们的身体又回复到平衡与安定。这也是一般生物所共同的行为现象。不过在人类中,这种身体要求是很严格地为社会的文化背景所制约着,它便不像一般生物那么简单了。这在以后我们讨论到社会文化的要求时我们还得详细解释的。总之,上述这生物性的身体要求在我们生活适应方面是很基本的又很重要的。在原始文化的社会中,这等要求几乎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部门,人们的一生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满足这等要求的活动上。在文化较高的社会中,按理说这等基本要求的满足是应该不会再使我们花费很多时间与精力去图谋的了,更不应该有人在这等基本要求方面再受什么严重的挫折了。所以罗斯福所说“免于匮乏的自由”,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自然这个条件在现在看起来几乎还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似的。尽管有些人是剥削了他人劳力的果实而在挥霍享乐,而不少的人终日手足胼胝依然不能温饱,这些人在基本的生物性的要求方面受了经常的挫折,这不仅侵害了他们的身体健康,并且是也侵蚀了他们的心理上的健康。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康乐的社会。人们都能够丰衣足食,人们也都能有安定而快乐的家庭生活,这就减少了我们招致精神病的一部分因子了。

 

(二)社会文化对于我们行为的规范的要求

 

人,固然是生物性的存在物,但是他和其他生物最不相同的一点是他还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我们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固然和一般初生的生物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就在我们刚刚有生命的时候开始,我们也就一天一天地被加上了社会文化的影响了。就从婴儿时的营养行为来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影响下就形成了不同的营养行为的型式,这些行为型式的决定,婴儿本身是无力过问的,是社会的文化经过了父母们来给婴儿们规定的。例如说古代斯巴达的婴儿们出生后必得被暴露在山野间以试验儿童的活力,不幸婴儿们在这个时期里被冻饿而死,这只证明他是不适宜于生存的,必得经过了这度考验才能得到父母的照顾,而我们现在保育婴儿时,要科学地规定了每四时才给婴儿哺乳一次,这些差异对于我们以后的行为型式是有影响的,而这些差异正是由于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又如在我们社会中,从儿童期起始,两性行为是一种社会的禁忌,儿童们被禁止在人们面前做任何与生殖机能有关的动作,甚至儿童们对于性的好奇都是被遏止的,这个身体器官的机能从儿童期便被训练着要加以禁抑的。但据文化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梅伦内西亚地方的特马勃伦人是对于食的动作从小便受到严格管制,儿童便从小被训练着,不得在公众的面前吃任何东西,吃东西的时候不得看别人,也不得看别人吃东西,而对于儿童两性行为却是极端的放任,成人们还常常鼓励儿童们做两性的游戏和姿态。这使成长在这两种社会中的人们的行为显出了很大的差异,这也就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力量了,除非你不生存在人间,要生存在人间你就无从脱离社会文化的制约。

 

(三)个人心理上的要求

 

在上文我曾经说到在原始文化的社会中,人们几乎是把全部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满足生物性要求的活动上的。在文化发展了的社会中,人们在生物性要求之外,个人心理上的要求的比重就更增加分量了。我们并不以物质的享受为最大的满足,我们还有所谓精神上的需要。一个被幽禁在牢狱里的人,即使给他物质生活上种种的优待,也不能使他认为是正当地生活着,一个失业者即使得到政府的救济,维持其相当水平的物质生活,依然免不了情绪的失调和精神上的病态,这些就是因为心理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缘故。这类心理上的要求也可以分做三个部分来说明。

 

1.对于舒适和满足的需要。换句话说我们是常常要避免苦痛,避免得不到满足的欲望的煎迫。人们常常教训别人“人应该吃苦”,这一“应该”两字是从价值的意义出发的。要是科学地从人们心理健全的发展来说,人们的吃苦可以说是为了达到更高的精神上的目标而不得已时所采取的暂时的办法而已。“吃苦”实际上是违反我们心理上的需要的,所以并不是“应该”的。至于被奴役的人民被教训着要“吃苦”,那更是特权阶级要维持其统治的欺骗与麻醉而已。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除非为了某种共同的更崇高的目标而在事实上不得不暂时忍受“痛苦”外,一般人民是有权利来要求心理上的舒适与满足的。宗教上有“苦行僧”,人们也有缺乏欣赏生活享受的能力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多少是心理变态的表现。我们要是经常地得不着心理上的舒适与满足,那么我们心理健康的受损害是不难想象的了。

 

2.对于自我尊严、独立性、成就、适宜感和强力感的要求。一个人不愿意忍受别人所加的无理的侮辱。巴顿将军打了兵士一下耳光引起美国国会的愤怒与责问。历史上也记载不少人民为了不能忍受奴役而不惜流血的抗争。这都说明了我们的自我尊严感是我们的基本心理要求之一,绝对被损坏不得的。父母对于儿童过分周到的帮助与保护,有时反而引起了儿童的反感,这说明了我们的独立性的要求在儿童期便表现了。凭着暴力的统治把人民视为奴隶、视为从属的所有物,使人民失掉独立的人格,这也就是专制统治无法取得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人都是愿意做自己的主人的,这也就说明了民主政治是比较能顺应人类的基本的心理需要的。我们的职业生活不只是解决我们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心理上,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职业活动中去欣赏我们自己的成就。“文章是自己的好”,也正因为从那里可以得到欣赏自己的成就的满足。科学愈进步,工业过程的分工也愈精密,人们在成品的制造过程中的工作有时只限于极微细的极机械的一小部分,人们便无法从自己的努力中看出自己的成就,这是工业社会中损害工人心理健康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并不是说我们反对精密的分工,而是说为工人的心理需要,不管一个人担任的工作是如何微小的一部分,我们应该经常地跟工人们有了解整个制造过程的机会,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努力在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性。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一电影中所表现的一个专门旋转螺丝钉的工人,走到电车上见到人家的大衣扣子都误为螺丝钉而要去旋转一下,这虽是银幕上的讽刺,但是经常的机械的过度精密分工的工作,使工人们无法欣赏自己的成就,因而损害了工人们的心理健康却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事实。适宜感和强力感都是和自我估量有密切关系的,这等心理上的需求要是经常地得不到适当的满足是会使我们发生自卑感而引起心理或行为上的病态的。

 

3.对于安全感和他人的情感的要求。我们要是生活在处处受威胁的社会中,我们便时时生活在恐怖的情绪中。许多精神病是由于常受威胁的紧张情绪状态而来。一个人心理上要是时时感到不安全,那么他或则流为消沉抑郁,或则成为暴躁与不安,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仅精神病增加,同时社会的骚动也成为很难避免的现象。所以罗斯福在考虑未来世界和平的时候特别提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心理卫生的立场上讲,这个自由实在是和平社会不可缺少的条件。人是生活在人群中的,合群性虽不是什么本能,但是人们要得到他人情感的温暖是人们一般心理的需要。社会上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少数人靠着捏着他人的脖子骑在人家背上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使人们必得以高度的警觉与猜疑来武装自己以防范人家残酷的袭击,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人情的温暖呢?病态的猜疑与忌妒往往是由于这种社会背景而产生的。

 

我们谈过了人们生活适应的主要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是怎样地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心理生活。而这些问题的健全的、恰当的解决又无一不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息息攸关。所以要使我们有稳定的、情绪健全的心理,一个和平康乐的社会环境实在是必要的。让我们争取和平康乐的社会在中国实现吧!

 

十七、救救心理苦难的人们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便无法使人们获得健全的、安定的情绪生活。当人们生活在经济恐慌、社会骚动的环境中时,他们只有天天在焦虑、忧惧中度着情绪紧张的日子。自我坚强一点的人,还能咬紧牙关抵挡住这环境给予人们的心理磨难而撑持下去;自我衰弱一点的人必然地暴发各种形式的行为与心理的病态。这种行为的病态更增加了社会风气的衰颓,而心理的病态也直接和间接地减低了社会机能的效率。在这样一个恶性的轮回之中,我们谈不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希望,更谈不上个人的健全的心理生活。所谓防止心理疾病和增进心理健康的心理卫生工作,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仅是成为徒费心力的毫无效率的工作,并且,当社会在大量地制造精神病时,一个医师或一位心理学家想在病房和门诊来矫治这些病态,那简直是成为一幅社会的讽刺画了。这就是我们从事心理卫生工作的人被逼得把眼光从病房与门诊转移到社会环境上去的原因。

 

我们从人类的心理需要来说,自我尊严感是健全心理的必要的基础。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必得要能供给足够维持个体独立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使他感觉到有凭自己的能力而获得自我生存的力量。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许多仰仗国家的救济金而生活的人,经过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多半是陷在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中,他们并不是立刻就有冻馁之虞的,只是为了他们的生存是靠着国家的救济,使他们直觉地感到自己似乎是“无能”,这就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自我尊严感了,也就立刻激起情绪上的波澜了。我们现在的政治情形下,三千万的逃荒的饥民却求生无路,救济工作的效率比牛步还迟缓,而极少数的即使得着救济机会的也是手续纷繁,官腔十足,人们为了想得一点续命的“恩赐”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装笑脸受呵斥,一点点的自我尊严感为之扫荡无遗。明明是当政者人谋不臧而造成经济恐慌,高涨的物价在凌迟着千千万万为国家工作的人们,但是当他们乞怜式地提出一点改良待遇的要求时,不是公式的推、拖、骗,便是诬篾威胁甚至无情的拘捕屠杀。中国文字上称不值一惜的老百姓为“蚁民”,但是“蚁”还可以有他的独立生活,除了顽童与疯人,也很少故意去践踏蚂蚁的,而我们的人民却天天在计划的阴谋之下被侮辱与损害,实在连蚂蚁也不如,这还谈得上什么人的尊严?我们从心理学的立场来说,人的自我尊严感遭到损害时决不是就能够平安无事地过去的,它会转化为深刻的仇恨心来作为心理上的补偿的。受忽视的儿童会偷偷殴打或推倒年幼的弟弟或妹妹,或则故意去毁坏父母所禁止毁坏的东西,去表现父母所最痛心的行为。等待着爆炸的仇恨是时时在找着转嫁的对象的。我们看近两个月来,在学校里侮辱同学、殴打同学,侮辱教授、殴打教授的风气,已经蔓延到多数的大学和中学。而街头上,商店被捣毁,警察和司机公然地械斗,到处是气杀腾腾相打成风。用打风来排斥或打击政治上的异己,在目前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多数有的是待爆炸的仇恨,在盲目地等待发作的机会。但是这正如玩火的危险是一样的,现在尽量地在制造或煽动人民仇恨的火的人,有一天会被这仇恨的火所焚毁的,多数人在放任这极仇恨的感情野马盲目奔驰时,社会是无法安定下去的。即使丢下民族、国家的前途不讲,为了维持现在的统治,这种放任、蛊惑甚至策划人民间相互仇恨的打风是也只有使统治的基础更加动摇起来的,一个国家成了疯人院时,试问还谈得到什么政权呢!我们谈到人民最低限度的自由的保障,还不只是为了顺应国际大势所趋,实在是保持现社会体制和保障个人心理上的自我尊严感所必需的。多数人的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在经常地遭受挫折,少数人是无法安坐在宝座上的。“人心”是什么?具体说起来就是人民的愿望,要是多数人在怀着“时日曷丧,吾及汝偕亡”的愿望时,冲锋枪和火箭炮是无法抵御人民这种燎原之势的仇恨野火。

 

再说到独裁的政治作风,坦白地说起来彻头彻尾是建筑在践踏个人的自我尊严感上面的,“一人君临于上,万民奴服于下”,“国家可对人民作无限制的要求”,不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自我感觉的人,是无法来适应独裁的政治社会的。因为独裁摧毁了个人的自我感觉也就谈不上个人的责任感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先要肯定“匹夫”有独立人格作独立判断的前提上的。大家都成为被牵着鼻子走的牛,它除了忍受鞭打以外,还有什么责任可言。儿童到了相当的年龄必得让他有收藏自己对象的箱子或柜子,必得尊重他保管自己的东西的“物权”,这才能使他知道如何尊重他人的物权并且养成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习惯。要是父母可以随意地搬动儿童的东西,他必然觉得随便去拿人家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事。许多所谓儿童的“偷窃行为”,实际上也不过是父母早就摧毁了儿童物权的观念所表现的行为而已。儿童的一举一动都只是父母命令的执行,这不仅阻遏了儿童的创造性,并且使儿童感觉到他一切行为的后果是他所无从负责的,负责的只是发命令的父母而已。在国外所流行的情绪稳定性心理测验中,“专断的父母”往往成为占着重要性的项目之一,也就是因为父母的专断消灭了儿童行为的责任感。所以官僚作风是独裁政治的必然的产物,当主管一部分工作的人认为不能通过的事,悄悄地在上司的会客厅里谈笑风生地通过了,并且用命令来要他执行先前他认为不能通过的事,他除了感到极度的侮辱以外,他以后再也不会认真负责地来“做恶人”了。口口声声在标榜“分层负责”、“澄清吏治”,而实际上却死抱住独裁政治的腐尸不放手,这是无从使人看出这种政治有什么前途的。贪污舞弊早就成为构成独裁政治的主要支柱,还有什么澄清可言?一群自我尊严感被扫荡得干干净净而没有责任感的官僚,终日惶惶地在想从物欲的放纵和物质的贪婪中来获得心理上的麻醉与补偿,试问被压榨得“油干灯草尽”的老百姓在这样的社会里还有什么活路。到了这时候岂只贪污成风而已,官僚们所受的层层压下的侮辱与怨气,不得不再从他起层层地转嫁下去,这就又造成了整个社会中仇恨的人间关系了。任何一个为公众服务的机关的人员,丝毫没有服务的观念,无论你是到公共汽车站去买一张票,到航空公司申请一张飞机票,到医院诊病,到银行取钱,你总可以看到他们正睁着红红的眼睛,紧张着面部的肌肉,像猎犬看到纯良的白兔似的。“好小子,今天也到我手上了,该是我发泄怨气的机会了”,这种神情都在他们一言一动里充分地表露出水。实在的他们心头所积压的侮辱与怨气再找不着这么一个“下水道”,他们真的会要疯了,遭殃的自然只有那些无权无势的绵羊似的老百姓了。这种仇恨的人间关系的蔓延乃至使人失掉世界上还有任何善意与同情的存在的信心。一位善心的太太,在六月炎天霍乱流行的时候,看到门外穷苦的邻人正在水沟的石隙旁盛取饮水,他走回家中看到自己储着自来水的水池,他实在忍不住了,他本能地去告诉他的邻人请他们需要饮用水时到他家的水池去取,意外地他看到邻人们踌躇落寞的神情,他刚一转身便听到邻人们在窃窃私议:“自来水卖到上千块钱一挑了,那有恁好的人,准是水池里掉下死猫死耗子了,别去上当呀”;他气得要哭。但是,他们也是无辜的,仇恨的社会人间关系经常地在教训他们,使他们养成了几乎成为定型的猜疑态度了,他们哪敢轻易相信人家会对他有善意的同情呢!就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看到猜忌、嫉妒、阴私险恶像空气一像地笼罩在整个社会上,整个社会成了无边涯的心理病院。

 

所以我们站在工作的岗位上,不断地从日常所得到的刺激里,使我们痛切地感觉到为了救救千千万万被心理苦难所磨折的同胞们,民主的政治革新实在不容再迟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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