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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错乱的冲动型凶手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8-26
精神错乱的冲动型凶手

    要讨论患精神病的人所犯的凶杀或者其他暴力行为——在人们眼中的“邪恶”行为——首先得弄清楚这个长期以来意义有点?糊“精神病”。日常生活中,人们把一个实施了特别可恶的暴力行为的人称作是“疯子”或“精神病”,尤其是这一行为完全没来由的时候,例如一个人要是把他人的阴茎或其他器官割下来吃掉,毫无疑问,他不仅会被公众还有媒体记者的封面报道称为“疯子”,还会被随后审判中的法官定罪。

    可是由于这些行为野蛮、可憎、稀发,超越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人肯定不是“健全的”。可是,健全的与其说是个精神病学的术语,不如说是法律术语,它只是表明所述之人能辨别是非,理解自己行为的本质。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其实不是那么脱离现实以至于完全无法辨别是非的,所以实际上法律上所谓的不健全是很罕见的。我们为了讨论的需要,应该把精神病限制在仅指那些在某段时期处于与现实脱节,表现为一些诸如幻听,幻象及失语等症状的人——通常见于精神分裂者,或情绪错乱,言语暴躁,想入非非的人。还有严重抑郁或忧郁症病人极端贬低自己也是一种精神病的表现,就像上面提到的罗伯特-罗和罗文医生。在有些精神病人身上,情绪和思维都受到了病态的影响。

    我这里举一个特别的案例。一个女人在丈夫跟她离婚后不久就住进了医院。后来她虽然回家了,可是却陷入了极端抑郁状?,认为她的前夫不断从眼睛里发出有毒的光线,从几英里外的住处射向这里,穿过窗户导致她生病。还有一个例子:一名男子开枪射杀了他的邻居,因为他听到上帝命令他去杀死“撒旦”(在他看来,这位邻居正在变成魔鬼),“拯救”世界。

    人们时不时能听到某个精神病人因为听到上帝或是什么秘密的恐怖组织的命令,刺死了他怀孕的妻子,因为他们说这个女人该死,她“其实”是巴比伦的娼妇,或者是国家的敌人,必须处死以免危及整个世界。其实这些都是精神病的例子。按照这个定义的大多数精神病人都有精神分裂症(主要影响思维)或者焦躁抑郁?(主要影响情绪),还有些会发展出类似于滥用可卡因、LSD或酒精之类的毒品才会有的大脑损伤——超量、频繁的吸食大麻也会引发这类的精神疾病——而这些症状都可以被称作是“精神病”,所以这个词只是表达一个人在把握现实方面处于严重困扰的状态。当精神病和某种长期症状比如说精神分裂症,一种更为严重的情绪失调或大脑损伤联系起来时,我们就能更加可以确定这是精神疾病了。可是因为有了滥用药品的现象,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使用这些药品是主观愿意的,而一个人是可以选择不喝醉的,也就可以避免犯下所谓的酒精让他犯下的暴力行为了(这是肇事者常常拿来在法庭上狡辩的理由)。比如,几年前有一个从加利福尼亚北部来的小伙子,他喝醉了以后,开车飞奔时朝窗外开枪乱射,杀死了另外一辆路过的车上的乘客。法庭上,开枪者就被其律师称作“在酒精的作用下暂时精神失调”因而不能判断是非——因而不用负法律责任。令人惊讶的是(至少我是万分诧异的)法官竟然采纳了这种解释,把这人送进了治疗机构而不是监狱。在我看来,这人完全是放任自己进入一种自我控制缺乏的状态,以至于做出了愚蠢和危险的行为——因而毫无疑问是危险而且有罪的。

    可是要是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确定无疑的长期的精神病人上的话,争议和分歧就没有了。事实上那些最令人恐怖和憎恶的暴力行为,也就是让人一听就是邪恶的行为,基本上都是精神病人——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干的。他们是在怪异的幻想下,或者是完全是在精神错乱的怒火控制下做出这些行为来的,就像是突然从禁锢下解脱,或者是他们攻击的受害者根本就不是真的“人”一样。他们做起来肆无忌惮,而对他们进行“惩罚”也无济于事。当一个精神病人犯下这样疯狂的杀人举动时,他分尸、食人肉、毁容等等都不在话下——这样的描述常常会出现在小报的头版,人们通过这些小报才得以窥探到精神病人可能做出的令人震惊和疯狂之举,这对他们也是一种警告。而这就需要公众做出一种推论。在很多人眼里,上了头条的新闻就是“经常发生的事”,我们必须随时提防,实际上数据显示的是另一幅图景——这些数据对于我们讨论精神病、邪恶和两者之间的重叠有着重要意义。除了连环杀手和大屠杀凶手(这些人大多是心怀不满的孤独者,但未必是精神有问题),邪恶一词也碰巧十分频繁地用在精神病人所做出的某些行为上。我们上面举的精神分裂的艾德-金格里奇和精神极度抑郁的罗文医生两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要是在整个人口中来看会是什?情况呢?

    在美国整个人口当中,1992到1998年间,每年大概发生20,000起凶杀案。这一数据到2003年降到了17,000。要是再仔细看看这一年的所有暴力犯罪的?害者的话数字会大得多(因为大多数受害者都活下来了),有480,000——约占五分之一——需要紧急送往医院治疗。行凶者一般是亲密的人(48%)或者家人(32%),少数是陌生人(20%)。美国大多数谋杀都是使用枪支(77%)。美国的每万人谋杀率从十年前的十个到近年来的五个半到六个(1972-1994)。在瑞典,精神病凶手在谋杀案里占了绝大多数(90%),而这一数字在美国非常低,主要是因为这里很容易买到枪,所以很多精神正常的人都拥有手枪或步枪。在美国,由那些“长期严重的精神病人”所犯下的凶杀案怎么说每年也不会超过1000个。也即是说在1998年美国17,000起凶杀案中,大约只有6%的是由严重的精神病人犯下的。不过这个数据有点误导,因为这些所谓精神病人里,没有滥用药物史的人只占凶手总数的不到3%;而那些滥用酒精和毒品的家伙占了9%到15%。在英国也是一样,被正常人杀死的概率远比被酗酒或“疯狂的人”杀死的概率高。

    还有一个要记住的数字是精神病人(包括精神分裂症患者和狂躁抑郁症患者)犯下暴力罪行(不仅指谋杀,还包括大大小小的伤害案)的比率只有3-5%。在美国,犯过事的精神病人从医院被释放后几年之内再次发生暴力行为的,一百个里面只有三到五个——这就意味?95-97%的病人没有再犯了。这些本应该让公众感到安慰的,因为他们还在担心精神病人的危险。可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放心呢?首先,精神病人所犯的暴力行为也是冲动型的,这就很麻烦了,因为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行为不可预测,因而性质更加可怕。第二,他们的暴力行为,虽然很少,但是常常不仅是无法预料,而且恐怖夸张。报道这些行为的新闻常常是使用邪恶来形容它的,而人们在报道这些没法不上头条的案子时也难免大发感慨。我下面要举的例子已经是在不模糊其暴力本质的前提下尽量不做渲染。

    第一个例子曾经震惊全国。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安德?-歌德斯坦把一个叫肯德拉-韦伯岱尔妇女推下了纽约地铁的站台,正好列车过来压死了她。他因此被监视居住了一阵子,同时服用抑制精神病的药物。可是后来他决定独立生活,从那时起他停用了药物,病情复发,又开始有幻听和幻象,有无缘无故的侵犯行为。他又开始进进出出急诊室和“走马灯”式地在监视和自己独立生活之间的轮换,但他自己生活时总是忽略吃药,然后就陷入剧烈的精神错乱。但是他害死那名妇女后促成了一条立法,“肯德拉法”,该项法律授权对长期非住院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治疗。这个项目实施之后成功地降低了(当然不可?消除)精神病人的有害行为。

    2007年3月西雅图市有条新闻:“精神病母亲被控溺死六岁大的女儿,砍下她的头并把尸身扔到桥下,被告已经承认一级谋杀罪。”

    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记录表明他长期对母亲有暴力行为——好几次殴打她——在精神医院也治疗过很多次了。跟上面安德鲁-哥德斯坦的案子类似的是,他也被释放了,之后就停止服药,然后又复发。在病情发作的情况下,他想象着FBI在追踪他,他只能通过迫使人们放弃他们的钱和信用卡才能拯救世界,因为没了这些东西,“就没有战争和犯罪了”。他在城市里游荡着,等待出现彩虹或别的什么感觉来把他变成一头熊。最后,他开始相信他妈妈是“撒旦”,基于此,他用匕首攻击她,刺了她很多刀后挖出了她的双眼——按他的推理“现在世界又可以看得见了”。他是被迫攻击母亲的,是为了服从那幻听到的声音,那仿佛是来自上帝的命令,让他“杀死撒旦”。在这次凶杀之前不久,他在医院还抱怨有个卫星在发射放射性物质到他脑子里,让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很危险。案发之后的媒体报道当然把这个看作是邪恶行为,但是当公众了解到此人是个严重的精神病人时口气便软了,甚至邻居说在他服药那段时间,他妈妈在他不住院的时候一直陪着他,他对妈妈也是有礼貌,很友好,能为妈妈帮忙的。

    一个男的快四十岁了才当爸爸。爸爸责任和随之而来的父亲的角色——要对婴儿关爱,不间断地工作来养家,还要能接受妻子从此注意力转移到婴儿身上——这些都让这个脆弱的男人无法应付。他之前在婚姻上就已经很挣扎了,现在终于陷入了精神错乱式的抑郁中。他听到上帝的声音要他去消灭自己和这个孩子,以拯救世界免于更大的灾难。他抓着六个月大的孩子从窗户里跳了出去。他自己没死,可是婴儿却没能经得起他的折腾。此人随后被法庭送往司法医院。

    虽然涉及大麻的案件并不意味着“可耻”或者“堕落”到可以列入“邪恶”的领域,可是大量使用它也会导致暴力行为。比如一位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在?个堕落的家庭环境里养成了每天吸好几次大麻的习惯,结果在他父亲死后他母亲就对他形成了极大的诱惑,随着这一念头的越来越强,他在大麻的影响下自控力也越来越弱,终于有一天他“控制不住了”,冲动之下用大棒打死了妈妈。现在他在司法医院里接受药物治疗,已经很多年没碰大麻了,他完全适应了正常生活,他已经在很多家画廊举行了个人画展。这个案子里,幸运的是病人没有精神变态的特征,所以只要他停止服用大麻,就得到了良好的恢复,连精神错乱的思维也消失了。

    可是要是一个有着精神变态特征的人大量服用大麻,那结果就难说了,就?可能导致公认的邪恶行为,1989年报纸上说的一个“对舞蹈家莫尼卡-伯利的恐怖谋杀”案例就是这样的。杀害她的凶手,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她的,后来他们开始同居,但是俩人大麻都吸得很重,结果凶手产生了可怕的幻象,认为自己是“主人”,使命就是要“领导撒旦的崇拜者,保证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摧毁不听从我们教会的人……还有那些把我称作邪恶,不承认我是新主人的人。”他把自己称作“966”,因为他说1966年的时候,会有三个神从墙里面出来见他。随后,在杀死舞蹈家之后,他肢解了她的尸体,把她的头放在厨房的锅里煮,还把她的一?分肉放在桶里储藏起来,不仅如此,这些肉煮熟之后,他还不可思议地把它们当作“肉”派发给周围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而后来的调查显示他早年就有蔑视生灵痛苦的行为,他在少年时期直至成年后都曾经折磨过猫和狗,这可能就是他后来用那种方式谋杀和亵渎他的受害者的前兆。因为这人是精神变态的,而精神错乱只是由于吸毒造成的短暂行为,所以他应该被放入第十六类:犯有多宗残忍伤害(包括谋杀)案的精神变态者。奇怪的是,至少就表面看来,他自己并没有沉浸在食人的疯狂中,那只是为了销毁证据,他才分解了受害者的尸体,所以他把受害人的肉当作?以食用的肉散发给陌生人的行为又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食人代理问题。当然,这也导致了尸体的消失,增加了当局在此案上检控的难度。

    有时长期使用效力极强的毒品比如“劲爆”海洛因可能导致类似于妄想型精神分裂的症状——迫害幻想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有人命令他们去做暴力行为。林良(音译)是否听到了这类声音不得而知,但他是个强效海洛因的吸食者。他跟妻子(两人都是越南移民)吵了架,于是他把自己的四个孩子都从阿拉巴马州莫拜尔市的一座桥上扔了下去,四个孩子的年龄才从三岁到四个月。他一开始认罪了,但是后来又翻供说,有个女?把孩子带走有吃有穿了,可是几天之后,四个孩子的尸体就被找到了。林良被媒体称作是“怪物”,那些反对死刑的人写信说他们原则上仍然反对死刑,但是对林良可以例外。林良谋杀自己的四个孩子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一次杀了四个人,这让他上了头条——可是人们关注的时间很短,因为他的地位卑微。

    而德克萨斯州的安德莉亚-叶茨就不一样了。当她2001年6月淹死自己的五个孩子的时候,她曾是自己高中班级的毕业代表人,而且1993年跟丈夫拉塞尔-叶茨结婚前一直是个护士,婚后丈夫说服她辞去工作在家照看孩子,甚至孩子们都不去学校和教堂,一切都由她自己打理。拉塞尔是美国宇航局的计算机工程师,那时候拿着中产上层的收入,可是有一阵子他们只是住在一辆灰狗公司大巴改成的移动房子里。安德莉亚这边有家族抑郁病史,她自己生完第四个孩子后有过产后抑郁症(曾企图自杀),而生完最后一个后就更严重了。当时这孩子才六个月大,而住在大巴这样狭窄的空间里——几乎跟坐牢似的——生活肯定轻松不起来,这可能就导致了她最后的崩溃。

    那时候她已经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了。她有时听到似乎是要她杀死她的孩子的声音,这跟她通常关怀体贴的本性可完全相反。于是她接受了精神治疗,可是最终证明不是很有效,医生给她开了两种药,抗抑郁的和安定,但后者不知为什么被不明智地停掉了,而且那就是在凶杀之前不久。那时,他们已经搬到了一栋房子里——就在这里她把孩子一个一个地淹死在浴缸里。一次杀死五个亲生孩子对公众的冲击力当然比杀死一个要大,但叶茨案的还是和林良的案子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安德里亚和她的家庭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得多。报纸上对她的描述是“一个有点害羞的女性,缺乏自尊,被独自抚养五个孩子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却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可以这么说,她作为一个人几乎没有哪里达到“邪恶”的标准。当这个案子被提到法庭上时,这个令人震惊的行为加上公众的讨论,一度使得法庭拒绝辩方提出精神失常的理由而判她以终身监禁。但是最终这一判决被推翻,安德里亚被送往一家司法医院,这本来就是她该去的地方。

    关于食人行为,我们往往觉得比乱伦还要恶心,是暴力之最,当然阉割或其他形式的残害不在其列。这可能跟食人属于原始本性有关,仿佛它代表了我?最初社会的禁忌,也表明行为人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在我的训练中,我学到的是,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婴儿的心理成熟期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口腔食人阶段,假设新生儿不仅是想吸吮母亲的乳头,而是想把母亲整个吞食。可是新生儿不会说话,所以他们只能给我们提示他们想要什么。我觉得陪审团还不相信这一点,可是我能想象当我们听到食人行为时一定会忍不住打个冷战,毕竟,这一罪行涉及的是完全地消灭一个人——有时仿佛就是自己——而且不是被一只鳄鱼或是老虎之类的(对于他们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标准)而是被另外一个人吞食,他践踏?最为神圣的社会法条。食人谋杀——尤其是一些疯子在冲动之下实行的食人谋杀,可谓是全世界公认的恐怖和邪恶,因为,按照我们的所想的,他可能毫无征兆地随时随地攻击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当堪萨斯州堪萨斯市二十一岁的马克-萨平顿冲动之下开了杀戒,并且吃了四个人之后,他迅速被冠以“堪萨斯吸血鬼”的诨名。萨平顿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数认识他的人说他是个反应迅速的有魅力的年轻人。可是精神错乱之下,他产生了幻听,有人要他杀死下一条街上碰到的陌生人,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可是这其中也有些受害者是他认识的。就像很多其它犯了骇人的、恐怖罪行的精神病人一样,法庭的判决也是很重的:萨平顿被送往一家司法医院——但是终身不得出院。

    尽管过去二十年里,对于严重的精神病人的治疗手段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精神病学以及法律上的漏洞还是让很多危险的病人没被认定。不过,我们对于影响精神病人爆发暴力行为的因素有了很多了解,其中很多因素已经被执法人员和精神病专业人士利用。那能预测精神病人可能爆发暴力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它们包括幻觉命令(就是病人听到“声音”叫他去做某个行为,通常是暴力的前兆);还有受幻觉迫害(认为人们都跟他作对);最近购买的武器或者伪装设备;复仇的幻想;酒精或毒品的使用;犯罪历史——尤其是以暴力为前提的犯罪;头部创伤;争强好胜;以及其他诸如精神分裂或焦躁阴郁症的一些症状等。其他危险迹象——包括个性的不正常——有很多表现,比如说妄想,反社会,或者其他一些精神错乱的行为。精神病人如果只是显示出其中几个因素还不一定就比正常人要暴力——至少在谋杀方面少多了。要是显现出很多因素,尤其是出现一些暴力行为或者最近吸过毒,那风险就很大了。不过,在一些悲惨的案件中,我们对于这些危险因素只有在暴力或者是致命的行为发生之后才想起来。下面一个例子就说明要是我们提前知道一些被忽视的因素的话,一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名三十九岁的男子早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期间他进出医院不知多少次了,有时是因为突然发脾气,然后对父母实施暴力。他从来没工作过,一直住在家里。但是他拒绝服用开给他的药,导致他时不时神经错乱,最终也就不时要到医院住一阵子。他经常听到一些指责他的声音,感到有人在“追他”。而且他有些很特别的习惯,比如在大街上游逛,一逛就是几个小时,捡人家的烟头,或者一天洗二十个澡。他父母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离婚了,之后他和母亲住在一起,这时候,她把他送到疗养院去了,这使得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期间,他母亲开始害怕他,不愿再见他。当他试图去见她时被疗养院的人制止了,他们对他实施了外力强制,甚至求助了警方介入。这种情况发生了两次,两次他都被送到一个紧急控制室,人们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然后对他又进行观察和药物治疗,但是两天后他被释放了。从没人去调查他的精神病史,没人知道几年前的经历就积累了对他的第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怨恨——这名医生曾经建议对他进行强制入院治疗——现在他决定去抢劫那个医生,然后用这笔钱带着他母亲远走他乡,这样他们就能生活在一起了。为了这一目的,两个星期后,他拎着个箱子进入了那个医生的办公室,里面有各式刀具、胶带以及其他跟犯罪和逃跑相关的用具。他一开始到底是想杀死还是只是伤害医生已经无法证明了,反正他拿着刀子开始攻击医生。听到响动,隔壁房间的女医生跑来救她的同事——同样也被这个拿着砍肉刀的男子攻击,而且比他刺杀第一个医生所用的力气还大,结果第一个医生没死,第二个反倒死了。虽然一开始的计划是抢劫第一个医生,但杀死这位女医生倒是凶手的临时起意,凶手随即逃离大楼,几天之后才被抓获。因为受害者是个著名的、备受尊敬的精神病学家,所以她的案子立刻上了头版新闻。一开始的标题都怒气冲冲的,因为“那疯子还没被抓到”,这句话是最让公众恐慌的。

    至于这个杀手,经过案后总结,发现他表现出了几乎所有的——除了吸毒——已知能够预兆暴力行为的因素(包括精神病人的特殊症状)。罪案发生前有很明显的排练,然后是买武器,减少约束(就是停止服药),认定自己受到了从前医生的迫害,过去和最近的暴力行为,多次表示不愿意住院,觉得自己被冤枉的思想观,活跃的妄想,还有命令式的幻象。这些全都发生在一位长期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而且是男性患者,这又比女性患者要危险多了。不幸的是,案发前几天才见过他的紧急控制室的医生没时间,也没直觉来发现这个人正处于逼近的高度暴力危险中。他属于那种在近期有90%可能性要爆发暴力行为的少数病人之一,虽然这一风险最终演变成实际凶案的概率并不高——他可不属于大多数精神病人所在的暴力风险只有1-2%的那一群,而凶杀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零风险。私人医院的医生办公室门口当然没有金属探测仪,也不会有保安救援之类的,所以美国精神卫生研究院的副主任韦恩-芬顿医生就是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被一个他2006年治疗过的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杀死了——这个病人是用拳头把他打死的。

    公众很难相信的是,对任意个人来说,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被一个失控的精神病人伤害的概率跟被雷击中的概率是一样的,更别提杀死了。可是前者显得特别邪恶,而且觉得概率大多了,同时我们总是认为(准确地说就是)被雷击中是非常罕见,只能自认倒霉的事。我觉得这一现象值得思考。因为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对人威胁最大的动物当然是另一个人。又因为我们是唯一可能犯下邪恶罪行的动物,那么死亡——尤其是在我们同胞手上被残忍地杀死——就只能被阐释成“邪恶”。

    把这个观点再说得清楚些,公众对于令人震惊的凶杀,特别是涉及残害、极端痛苦和侮辱受害者、折磨之类的行为的情绪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伴随一情绪反应的通常还有邪恶这个词。当我们说出邪恶这个词时,是指那些令人恐怖的行为,这个公众不需要教育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反应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这里我说“我们”是指绝大多数人,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时也会在生气或在极端痛苦失望的情形下冒出谋杀的念头来,至少他们不会丧失抑制自己犯下某些邪恶行为的能力。所以人们对于一个杀害自己亲人的精神病人的恐惧,不管他手段多么恶劣,都不应该会大过对于一个精神变态的连环杀手或一个屡教不改的强奸犯的恐惧——他们的危险大多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一生只犯一次的杀?自己父母的精神病凶手和一个精神变态的杀手之间,是精神有毛病,有暴力倾向,还不愿意治疗的人更具危险性,他们和那个敲死精神病医生的精神分裂的人一样,生活混乱,不服从治疗法则,极有可能伤害他人。精神病人犯下我们所说的邪恶罪行后要对此行为负责——但是因为他们有病的缘故,他们的责任被“减轻”了。很多案子,比如那个杀死精神病医生的案子,其责任更多在于当初把他从住院治疗的地方释放出来的“体制”上。虽然这一体制对他有着详尽的拒绝医疗的和威胁他人的历史记录,可这个有着详尽医疗记录的体制却不能确保把他限制在医院的四堵?之内——即使这样既能保证他自己不会犯病或者变得暴力,又能防止他被释放到社会上后可能对公众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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