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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觉敷与中国的精神分析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0-26
作者:郭本禹

我的导师高觉敷先生(1896——1993)在我国精神分析的早期传播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早在1925年就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年在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即《精神分析五讲》,并将之译为《心之分析的起源及发展》,发表于《教育杂志》第17卷10、11月号。这是弗洛伊德本人著作在中国的最早翻译。他还先后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30)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36)翻译成中文,这对于中国学术界比较直接而又全面地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功不可没。尤其难得可贵的是,高觉敷先生当时对弗洛伊德学说有清醒的认识,他在《精神分析引论》译序中指出:“老实说,我译此书,目的是消极的。国内学人从震于弗洛伊德之名,间或对于他的功绩做过高的估计。我现将此书译出,好使读者明白弗洛伊德究竟是如何的一个怪人。读者若因为我译了弗洛伊德的一部书,便以为我为Freudian,那么弗洛伊德纵肯收留,我也呼冤不已了。”“总之,弗洛伊德的学说,毁誉参半。我们读书需抱持批判的态度,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尤宜如此。”尽管高觉敷先生不是我国最早介绍和翻译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学者,但他是我国直接翻译弗洛伊德本人著作的第一人。所以,大凡讲到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不能不提到他。
高觉敷先生的早年翻译工作规范了我国许多精神分析术语的标准译法。特别是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朱经农、唐钺联合主编的《教育大辞书》,确定了许多教育学、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术语的标准译法。正如陈孝禅先生于1986年回忆说:“词目的翻译,迄今已逾半个世纪,仍没有更改……我们编译出版的《英汉心理学词典》,有许多条目是继承《教育大辞书》订定的。”例如,高觉敷先生曾将弗洛伊德的“psychoanalysis”译为“精神分析”,以区别于让内的“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也区别于当时已在国内流行的罗素的“心之分析”。再如,“伊底”(Id)也为他首译。他的译法取自《诗经•小雅•小旻》的典故:“我视谋犹,伊于胡底”。“伊于胡底”的直接意思是,不知何处是尽头。所以,“伊底”译法既是意译,同时又契合Id的音译,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弗洛伊德的“伊底”是指一种先于“我”的状态,是一种原始的混沌状态,是潜意识中最深层的境地。在“Id”的状态下,并没有任何“我”,也根本不存在“我”。尽管现在有人追求形式上的统一,将Id译为“本我”或“原我”,以与自我、超我相对应。但这种译法实际上未能反映关于“Id”的原意。其实“Id”一词从德文到英文一般都找不出对应的词来译,而直接使用原词“Id”。
除了翻译工作,高觉敷先生早年还撰写了一系列介绍弗洛伊德及其学说的文章。例如,《谈谈弗洛伊德》(《一般》,1928年,第5卷2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6号)、《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的批判》(《教育杂志》,1931年,第23卷3号)、《弗洛伊德与性教育》(《中学生》,1932年,第22号)等,并在《现代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5)一书中撰写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梦的心理学”两章内容。这些文章和著作进一步扩大了精神分析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和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高觉敷先生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从1979到1989年,以耄耋之年,受国家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托,组织全国同行专家,领衔编写了《西方近代心理学史》和《西方心理学的新发展》两本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两本教材均以专章评介了精神分析学说,这是当时许多人接触精神分析的最初启蒙读物。同时,他还修订了他早年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1984)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87),这两本书均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精神分析引论》的出版被法新社记者称赞为中国真正“开放”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我国兴起了“西学热”,也出现了“弗洛伊德热”。为了引导青年学者深入了解和研究精神分析学说,高觉敷先生及其助学术友刘恩久先生于1987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精神分析讲习班”,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参加,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在高觉敷晚年培养的学生中,刘翔平、申荷永和郭本禹等人均以精神分析思想研究为学术旨趣。刘翔平曾以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建立者哈特曼思想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申荷永多年来研究荣格心理分析学及其发展和在我国的临床应用,策划并组织了“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编了《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和《心理分析新视野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8)。他还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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