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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从中国文化的视角中国古代文学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5-16
   关键词:传统文化;价值取向;文化思维;文学研究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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