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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咏史诗的基本形态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4-24
内容提要:咏史诗作为一种诗体,必然有自己的诗体形态。学界对咏史诗形态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而且多从“史”的角度来划分它的形态,不能准确地反映咏史之诗的发展轨迹和它所追求的理想范型,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本文力图从“诗”的角度来将咏史诗划分为写实型、意象型和意境型三种形态,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咏史诗中诗人情志向历史渗透的方式以及咏史诗不断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咏史诗;形态;写实型;意象型;意境型
   
  咏史诗作为一种诗体,必然有自己的诗体形态。有人按咏史诗的功能将咏史诗分为三种类型,即述史体、咏怀体和史论体[1]。有人从诗人对“史”的把握和运用的角度将咏史诗分为史传体、史赞体、情理体和怀古诗[2]。但均从史的角度来进行分类,不能从诗的角度来分析它的形态,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反映咏史诗发展的轨迹和它所追求的理想范型。
  咏史诗是以历史为客体来抒写主体情志的诗歌。然而诗与史各有自己的品格,史必征实,而诗可凿空。那么诗人又如何处理诗与史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主体情志与客体历史的关系?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指出,世间的学术文艺,在处理主体心灵(人)与客观世界(天)的关系时,可以出现三种情况:“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在钱先生的启发下,从诗歌中主体情感表现的程度与层次和诗的感性形态的角度,在分析作品的基础上,归纳出咏史诗的三种基本形态,即写实型、意象型和意境型。

  就咏史诗的创作而言,“人事之法天”,是指诗人对历史的一种被动模写状态。以此创作的咏史诗,剪裁历史,再现历史,追求的是历史之“实”,让接受者确认历史之“真”,所以我们将咏史诗的这种形态称之为“写实型”,也就是刘熙载所说的“传体”。这种类型的咏史诗,是典型的“以史为诗”,表现出对历史的依赖,诗人的主体情志在诗中直接表露的成分很少,多寓于叙事之中,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但这种咏史诗从其产生之初,也经历了诗性不断充盈的发展过程。
  一是对历史人事进行叙叹时,重视事件的完整,忽视历史人物心灵的开掘,历史人物的形象模糊。如班固《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除首尾有感叹之外,其情节几乎全抄《史记·孝文本记》。清代何焯将这一特色概括为:“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又如张协的《咏史》全诗20句就有14句叙写二疏的生平;卢谌的《览古》全诗36句就有34句写蔺相如事迹。这类咏史诗常花绝大部分篇幅来叙述历史人物的事迹,侧重于叙写整个事件前因后果,不重视刻画历史人物的形象,诗人的主观倾向只能从诗人对历史的选择、剪辑,以及很少的几句感叹之词中作出推测,很难断定诗人的现实指向。唐代的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苏武》、《王昭君》等咏史诗也都是仅从叙事中见其感叹之情。到了中晚唐,由于受当时好议论的诗坛风气影响,诗人们在叙事之余,增加了几句议论,以表明自己的见解。如柳宗元的《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3]。尽管这些诗人中有带浓烈的情感来述赞历史,表达自己的见解,抒情主体的形象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凸显,但这种情感只是政治情感、伦理情感和道德情感,是群体的共同情感,而诗人的个体情感仍不能超越历史的重负,诗给接受者更多的是对历史的认识。
  二是在对历史事件进行叙写的同时,注意历史人物在历史环境中的表现,凸显他们的形象。如王粲的《咏史诗》:
  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
  叙述了三良被迫殉葬的经过,但诗人对三良临穴时内心的挣扎进行了较多的描写。曹植的《三良诗》后六句也对三良赴死时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进行了刻画。这种描写和刻画凸显了三良的形象,使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与诗人主观情志的表达产生了良性互动,诗人的情感也因此更为丰富和复杂,诗中的诗性成分得到了加强,可以说是咏史诗发展史上一个比较大的进步。阮王禹的《咏史·燕丹善勇士》:
  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
  也是依次叙事,但全诗10句中却用了6句描写了悲壮的场面,反衬了荆轲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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