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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迪纳:西方人的成长模式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6-24
卡迪纳:西方人的成长模式 卡迪纳对平原镇(Plainville)这个美国中西部郊区小镇的精神动力学分析,以及他所勾勒出来的西方人心理成长模式,对于当代焦虑文化来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弗洛姆的进路。卡迪纳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西方人的基本人格结构,他认为这在过去二千年来变化极少,反之,弗洛姆关心的则是当代西方人的特殊性格结构。卡迪纳以平原镇为基础,勾勒出焦虑源起的人格成长模式,他并简要地建议了这种成长模式与焦虑显现于西方历史发展中的方式。卡迪纳,《社会的心理疆界》(ThePsychologicalFrontiersofSociety,NewYork,1945)。 卡迪纳发现平原镇民非常焦虑,社会内也有许多敌意。拥有社会威望的目标支配着镇民。个人在竞逐这些目标时,一方面得到了自我的确立,另一方面却失去了自尊,感到挫败和低人一等。社会威望如何成为支配镇民的目标呢?为什么这些目标的追求具有强制性竞争的特性呢?焦虑和敌意又是如何随之出现的呢?这些都是卡迪纳所提出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则要解释平原镇民的心理成长模式。 卡迪纳补充说,平原镇民和西方人的成长模式特性,都是以热情洋溢的母子关系为首。相较于原始文化,平原镇新生婴儿所得到的襁褓照顾、亲情满足和保护都非常完善。这奠定了孩童能够看重自己的基础。这种极佳的童年感情发展,造就了强烈的自我与超我,这两者都免不了会将双亲理想化。尽管这种母子亲密关系,可能让孩子在成年后面对危机时,对母亲会过于顺从和依赖,但是在正常情形下,它的影响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奠定了人格发展的坚实基础。 不过,这种成长模式的第二项特性,却是透过的纪律把禁忌引进。卡迪纳看出这些禁忌主要和“性”及上厕所的训练有关。这一点对此时刚起步且颇具建设性的心理成长是相当大的扭曲。孩子心中对父母亲的关爱能否持续,以及由这份关爱培育出来的亲情需要是否能够满足,开始感到怀疑。此时卡迪纳称为“放松功能”(relaxorfunction)的孩童享乐模式被阻断了。随之而来的冲突,会造成好几种结果。敌意是享乐模式被阻断的结果之一。这种敌意可能是针对双亲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敌意越严重孩子便越压抑。敌意也可能是针对兄弟姊妹而来,孩子学会努力争取的亲情,如今受到威胁,而自己的兄弟姊妹便是竞争对手。既然情感的满足本来便与双亲(特别是妈妈)有关,因享乐模式受阻而产生的焦虑,便会让孩子更加依赖母亲。也可能更加依赖父亲,只是几率较低。双亲因此以焦虑解放者的姿态高高在上。最后,基于在成长模式中的重大意义,顺服的概念便被大肆地膨胀。顺服会形成某种使焦虑减轻的力量,反之,反抗则会释放出某种疚责感以及伴随产生的焦虑。 用卡迪纳的话来说,在此模式下成长的人格,具有相当多“情绪潜能”的特性,但是却会因为行动模式受阻而无法直接表达出来。这类人格的正面特质可见诸西方人所擅长的高度生产力。其负面结果则使得西方人无法抵抗大量的焦虑。 平原镇民和西方人的特定焦虑情境如成功的焦虑、竞逐社会威望等,是怎么从这种成长模式中产生的呢?卡迪纳同唐尼、弗洛姆一样,甚为关切对成功所赋予的重要性。 社会所认同的成功目标,是补偿享乐与放松功能不足的工具。只要个人能够觊觎某种成功的目标或安全感,他便可以宣称拥有自尊。卡迪纳,如前所引,pp.411—412。 这种文化人格发展出来的强大自我表达能力,被导向了社会威望的达成,或威望象征的财富。“为成功奋斗成为强大的力量,因为成功便等于自保和自尊。”同上,p.376。在上述成长模式中产生出来的人格,对于自尊的确立有强烈的需要,但是同时也会有许多自尊受挫的经验。因此,当成长于这种文化中的人产生焦虑时,他便会试图以新的成就纾缓焦虑和重建自尊。 社会的内在敌意也是竞争奋斗的附加动机。卡迪纳认为这种社会内在的敌意,主要来自受阻的享乐驱力。社会敌意通常会自我繁衍,因为当我们无法让自己快乐时,便会加入小圈圈(例如传播八卦)来阻止别人享乐。社会内在的敌意因此便以社会所认可的侵略性竞争形式表现出来,通常会出现在工作竞争之中。这种敌意与侵略性使得人与人之间无法建立友善关系,因而更助长人的孤立感。平原镇和西方社会中的人格通常因为良善的童年,拥有建立社区的坚实基础与强烈需求。成年人会加入扶轮社、狮子会或“乐观人”俱乐部(theOptimists)。但是社会系统中的其他因素也会阻碍社群的发展,我们在前面看到、因社会内在敌意而导致的侵略性与竞争便是例证。 卡迪纳对心理成长模式分析的贡献,是不证自明的。但是我要在此提出一个与本书前述观点一样的问题:是因为禁忌阻隔享乐模式,才使得成长模式中出现冲突、焦虑与敌意?或者禁忌反而是双亲掌控支配孩子,以及孩子人格后续正常扩张需求受限的所在?本书所强调的重点是后者。 我认为,控制与压抑孩子成长的事实,以及双亲纪律的任意运用,都是孩子成长模式中的重要质素;而“性”与马桶的禁忌,更是一种亲子斗争的形式之一(在西方文化的某些地方如平原镇,更是最显著的形式)。诚如卡迪纳所说的,我认为孩子成年后焦虑的心理来源,最重要的便是卡迪纳所谓西方文化中对孩童教养的言行不一。这一点透过卡迪纳对阿洛人(Alorese)社区的研究得到支持,该社区的具有不规则、欺瞒和不可靠等特性,那里的孩子长大后通常是孤立、不信任和焦虑的。 竞逐社会威望又是如何从西方的历史轨道中,浮现成为支配性目标的呢?我们前面提过,卡迪纳主张从约伯和苏格拉底的时代,到当代的纽约,西方人的基本人格结构差异极小。根据卡迪纳的说法,完善的童年双亲关爱、随后的多方禁忌与冲动控制系统,以及因这些禁忌控制而来的敌意与侵略性,在西方历史中历久不衰。西方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服从双亲系统,并且以奖惩制度来控制禁忌,以及随之而来的侵略性。卡迪纳认为,这种控制在中世纪时,靠着一成不变的家族系统来维护,并受到封建郡主权力的保护,更得到死后奖惩的宗教系统支援。因为有家庭、封建郡主与教会,才得以有服从,焦虑也得以减轻。 当这些控制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急遽消退时,社会福祉(成功、威望等)的关怀便取而代之。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力促成了这种社会成就的关怀。自我因为社会威望而得以确立;紧张与焦虑更因为社会成就而得以减轻。教会、家庭与封建的控制,再也无法牵制社会的内在敌意与侵略性,敌意与侵略性现在透过竞争奋斗,成了自我肯定的动机。 我将在此针对卡迪纳所说,约伯与当代无名氏的人格无甚差异这一点,提出一个问题。古希腊公民和当代纽约公民若同时与爱斯基摩人比较,在基本人格结构上,会展示极大的相似性,这点可能没有错。但是历史性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化差异是如何发生的?用我们前面提过的曼海姆的话来说:“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分属完全不同的类型?”原因可能是“基本人格结构”只是一个概念,它本身无法说明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类型的性格结构的变化。重要的是,卡迪纳没有看出所有前提都具有历史相对性这点,包括当代心理科学的前提基础在内。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历史相对性对真正的历史意识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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