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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6-24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我们可以视西方人个性结构中的个人主义本性,为中世纪集体主义的反应或对照。用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1818—1897)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公民“对自己的认知只是族群、人种、党派、家族或企业的一分子——他们只能从某些笼统范畴来认识自己”。布克哈特(Jakob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CivilizationoftheRenaissanceinItaly,NewYork,1935),密朵模尔(S.G.C.Middlemore)译。理论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公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在家庭和封建阶级心理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教会道德与精神结构中的地位。情绪的表达透过共有的管道,例如节庆中大家的情绪可以互相连结,在十字军这类运动中也会出现侵略性情绪。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1983—1945,译注:荷兰史学家)指出,“所有的情绪宣泄都需要一套系统严谨的约定形式,因为没有这些形式,热情与暴力便会恣意破坏生活。”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WaningoftheMiddleAges,NewYork,1924),p.40。 赫伊津哈指出,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时,原先作为疏通情绪与经验管道的教堂与社区阶级形式,反而成了压迫个人生命力的手段。象征符号的使用在中世纪尾声原本很有活力,但是现在却逐渐消失了。它们成了无关紧要的空泛形式,与现实也貌合神离。中世纪的最后一百年四处弥漫着压抑、忧郁、怀疑与大量的焦虑。这种焦虑采行了对死亡过度惧怖的形式,并对魔鬼与巫师充满恐惧。赫伊津哈(Johan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WaningoftheMiddleAges,NewYork,1924),p.40。曼海姆表示:“我们只要去看看包士(Bosch)和格里奈瓦德(Grunwald)的画,便可以看到表现出恐惧与焦虑的中世纪失序现象,而恐惧和焦虑的象征性表达形式便是在对魔鬼无所不在的恐惧。”曼海姆,《人与社会》,p.117。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可说是在反抗中世纪末这种逐渐衰败的集体主义。 对个体的新评价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概念,都成了文艺复兴的重要主题,也生动地呈现在乔托(Giotto,l276?—1337)的作品中。许多权威人士主张新世纪就在乔托和他的老师契马布耶(GiovanniCimabue,1240—1302)身上展开。乔托确实生活在文艺复兴全盛期之前的“首次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在本章中对艺术品的预设在于,艺术家表达出文化中的潜在假设与意义,艺术象征也往往比文字符号的表达,更不会受到扭曲,也更能直接沟通文化的意涵。相对于中世纪画作中的肢体僵硬、正面向前的象征型人物,乔托笔下的人物脸部为四分之三的侧面,并有独立的动作。相对于先前画作中的笼统、出世、僵硬表情的典型人物,乔托开始描画个别的情绪。他画出个别的悲伤、欢乐、热情以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惊喜——父女亲情、悲逝友人等等。自然感伤的欢愉延续到他的动物画作;他笔下的树石妙趣预示了自然形式的喜乐。乔托一方面保留了某些中世纪艺术的象征特性,同时呈现即将成为文艺复兴特色的新兴态度,也就是新人文主义与新自然主义。 中世纪的概念认为人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单元,相较于此,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人是独特的实体,社会只是烘托个人功成名就的背景。乔托时期与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主要差别是,前者肯定小人物的价值(圣法兰西斯〔St.Francis〕对乔托的影响就在这种小人物的评价上);但是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有权能的个人开始受到重视。这种现象是当代焦虑模式的根本,我们也要开始追溯其发展。 文化的革命性变化与扩张,使得经济、智识、地理、政治各个领域都富含文艺复兴的特质,这种现象值得好好来描述。这些文化上的变化与自由且自主的个人新权力信心有因果关系。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性变化以个人的新观点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则成为个人演练权力、创新、勇气、知识和蛮力的诱因。社会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族阶级中释放出来;个人靠着英勇行为挣脱出生的阶层,达到崇高的成就。因为贸易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所获得的财富,提供新机会给进取冒险的企业,犒赏了那些肯大胆冒险的人。教育和学习重新得到看重,得以表达知性的自由和奔放的好奇心;以世界为校园而四处游历的大学生,象征着新学习方式与自由行动的关系。当此同时,知识因为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而受到重视。吉伯第(LorenzoGhiberti,1378—1455)这位为时代发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说:“只有无所不学者,才能无惧地鄙视财富的增减。”引述自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46。 当城邦统治权迅速更迭易手之际,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动荡不安,也成了权力放任运用的诱因。人人为己是常态,勇敢和能干的人才能掌握、维持崇高的地位。 基于个人野心蠢动的肆虐,这类情事便无所不在。才干能力可以让最卑贱的神父攀升到圣彼得的宝座,让官阶最低的士兵直升至米兰公爵的领地。厚颜无耻、积极进取、狂妄犯罪都是当时的成功要件。西蒙兹(JohnAddingtonSymonds),《意大利文艺复兴》(TheItalianRenaissance,NewYork,1935),p.60。 布克哈特谈到与当时的个体性表现息息相关的暴力时说:“人格的根本之恶也是它的伟大之处,亦即过度的个人主义。……施加于他人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胜利景致,驱使他〔个体〕螳臂挡车以防卫自己的权利。”布克哈特,如上引文。 文艺复兴对个体的高评价,不等于对人的高评价。反之就像上面提到的,它所指涉的是强势的个人。前提是弱者可以被强者毫不自责或遗憾地剥夺操控。紧要的是,尽管从许多面向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立下了为后世主要社会所无意识同化的原则,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群强势、具创意的个人的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美德(virtu),以勇气和造就成功的其他特质为主。“成功是评断行为的标准;帮助朋友、胁迫敌人以及生财有道者,都被视为英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美德’这个字的运用……只停留在所谓的罗马‘美德’,它可被运用在勇气、知性能力以及达成一己之私的勇敢行为,不论所指为何。”西蒙兹,如上引文,p.87。我们注意到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整在一起了。以社群为自己名利竞技场的强势者,若被神化并视为理所当然,成功便注定会是竞争性的。整个文化系统都在奖励自我觉察,方法是要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 这种对于自由个人权力的信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坚强男女身上,可说是昭然若揭。阿尔贝堤(LeonAlberti,1404—1472)这位十项全能的文艺复兴巨擘,将强者的座右铭公式化如下:“有志者,事竟成。”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50。但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态度,再也没有比米朗多纳(PicodellaMirandola,1463—1494)表达得更清楚了,他甚至写了十二本书来证明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其名著《人性尊严演说》(OrationontheDignityofMan)中,他想象造物者这么对亚当说: 我们所赋予你的……既无固定的居所,也无和你类似的生命形体。……你不受任何拘束,可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我已将力量倾注在你的身上,因此是你为自己确立身份。我已将你置放在世界的中心,因此你可以更利便地探索世界百态。我们在造你时,既没有把你变成天使,也没有把你变成俗物,既非必朽,也非永恒。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成为你自身的形塑者,让你自由地决定哪种形式才最适合你。你有能力让自己堕落成为低劣残暴的动物。也有能力依据自己的智慧抉择,转生成为高尚神圣的生命。 认为人类具有广泛自由的能力,可以进入任何他所选择的地带,是一种伴随智识力量而来的极端想法,它被西蒙兹描述为“当代魂灵的圣显”。西蒙兹,如上引文,p.352。用米开朗琪罗的话来说,只要“相信自己”,人类的创造力便无远弗届,此处的人格理想范型,便是充分而多元发展的全人(luomouniversale)。 但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阴暗面又在哪里?我们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么强烈的信心必然会受到某种反向态度的制衡。我们发现在文艺复兴这种充满信心的乐观底下,在较没有觉察到的层次,出现一股酝酿中的初期焦虑感的绝望情绪暗流。这股直到文艺复兴末期才浮上台面的暗流,清楚地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米开朗琪罗有意识地歌颂个人主义的挣扎,大胆接受个人主义的孤寂。他写道:“我没有任何一种朋友,我也不需要任何朋友。”“任何追随他人者将不会成长,任何不知道如何靠自己能力创造的人,也无法从他人的成果中获利。”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NewYork,1915),史崔(F.Street)译,p.161。这里头完全不见奥登的洞见, ……因为自我是个梦 邻人有所需才会有梦。 我们在米开朗琪罗画作中看到的紧张与冲突,是那个时代过度个人主义的潜在心理对等物。他画在西斯汀大教堂(SistineChapel)天花板的人物,好像总是在怨怼不安一样。西蒙兹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形“因为一股奇异可怕的内在躁动而感到紊乱”。文艺复兴人觉得自己恢复了古希腊精神,但是西蒙兹指出,其中的根本差异可以对照米开朗琪罗的躁动与斐迪雅斯(Phidias,490—430B.C.,译注:希腊雕刻家)的“沉着平静”。西蒙兹,如上引文,p.775。 乍看之下,几乎所有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都强有力且雄心勃勃,细看之下却发现各个都张大了一双难掩焦虑的膨胀双眼。观画者在《人类的堕落》(TheDamnedFrightenedbyTheirFall)的人物脸上看到强烈不安的表情,是可以预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斯汀大教堂壁画的其他形貌较不紧张的人物,也出现同样的惊怖表情。米开朗琪罗就好像要证明自己表达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内在紧张,也包括自己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不安一样,其自画像的双眼也明显张得大大的,正如同典型的不安反应。总的来说,在大量文艺复兴艺术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被意识典范所覆盖的初期焦虑(见拉斐尔〔Raphael〕笔下的和睦人类)。但是,米开朗琪罗的长寿让他超越了文艺复兴高峰期的不成熟信心。他的天分与深度让他比文艺复兴的早期代表人物,更能实践时代的目标。因此,他将时代暗流进一步带到阳光下。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物既象征着文艺复兴的意识典范,也象征其心理暗流——得意洋洋、强势、发展成熟的人类,却又紧张、骚动而焦虑。 要紧的是,米开朗琪罗这类成功克服个人主义的人身上,却出现了紧张绝望的暗流。因此,初期焦虑并不是个人追求成功的目标受挫所致。我认为那是因为心理孤立和缺乏正面的社群价值所造成的,这两者都会造成过度的个人主义。 弗洛姆也曾描述这两项文艺复兴时期强势个人的特质:“看来新获得的自由,为这些人带来了两件事:力量感增加了,同时,孤寂、疑心、怀疑,而这些感觉所带来的焦虑,也增加了。”弗洛姆,如上引文,p.48。以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这种心理暗流的明显病症就是“对名利的病态追求”。有时候,想出名的欲望会大得让人甘犯暗杀罪或其他穷凶恶极的反社会行为,期使自己能够因此名流万世。弗洛姆指出:“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个人自我的关系,并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感的话,那么名声便是让疑虑噤声的一个手段。”这个现象颇能显示人际关系的孤立与沮丧,个人有获得同侪认同的巨大需求,甚至不惜用侵略性的手段。至于结果是遗臭万年或留芳万世,似乎根本不重要。这说明了当代竞争型经济的某个个人主义面向——换言之,攻击同侪是社会公认赢得同侪认同的方式。这让我们想到,被孤立的孩子之所以会成为不良少年,是因为至少可获得反向的关心与认同形式。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竞争野心,对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深具心理影响。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经过可理解的心理过程,会成为他对自己的态度。与他人隔离迟早会导致自我隔离。为了累积自己的权势财富而操控他人(可在贵族和强盗身上看到),结果“成功者与自己的关系以及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毒化。他的自我成了他所操控的客体,如他所操控的其他人一样”。弗洛姆,如上所引,p.48。尤有甚者,个人的自我评价也会以能否达成竞争成就来评量。当成功被无条件地看重时——“无条件”的意思是,个人的社会尊严与自尊完全仰赖于它——我们便看见,那刻画当代个人特性的竞争求胜的紧绷驱力,于焉诞生。卡迪纳描述这个现代人的典型问题如下: 西方人的主要焦虑来源在以成功作为一种自觉形式,正如救赎在中世纪也是一种自觉形式一样。但是相较于只想追求救赎者,当代人的心理追寻任务更为艰辛。那是一种责任,失败所带来的社会责难和满足远低于自我的满足,一种低人一等的无望感。成功是个无止尽的目标,追求成功的欲望会随着成就而增加而不会减缓。成功的手段则多半来自压倒别人的权能。卡迪纳,如上引文,p.445。 为解释对个人成功的新关注,卡迪纳强调“出世”这项中世纪的死后报酬与惩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转而关怀当下的报酬与惩罚。我同意文艺复兴的特色在强调现世价值的新评估和可能的满足。这可追溯到薄伽丘(GiovaniBoccaccio,1313—1375,译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及出现在乔托画中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但是让我难忘的是,中世纪的个人奖赏是透过家庭、封建族群或教会组织,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奖赏则是独立个体与团体的竞争所得。这股文艺复兴追求名利的风潮,是透过现世追求死后的奖赏。重要的是,这种奖赏中的高度个人主义色彩:我们透过卓越超众、出类拔萃而获得名声,或为后世子孙所传诵。 卡迪纳的观点如下:中世纪教会至上主义下的死后奖惩,让个人的侵略性得到控制,并确认了自我。但是随着死后奖惩威力的减弱,对现世报酬的强调以及社会福祉(特权、成功)的关怀,也持续发展了出来。自我的价值不再来自死后的报酬,反而透过现世的成功得到肯定。我认为卡迪纳的观点有部分是正确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新发展出来的现世报酬之关怀。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在何时得到奖惩——是中世纪的死后,或现代的当下——那便过度简化了,并且只能涵盖这幅复杂图像的其中一个面向。譬如说,薄伽丘赞颂追求眼前满足的文艺复兴精神;但是他也主张会有一种“超人”的势力(fortuna),试图阻断人对现世欢愉的追求。重要的是,薄伽丘主张胆大妄为者拥有智取这种“超人”势力的权力。就是这种作为文艺复兴精髓的“个人权能终获报酬”的信心,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来世报或现世报的不同,在诠释当代对于成功的过度关怀上至关重大的倾向,若从大部分当代的不同时期,本来便预设死后宗教奖赏这一点看来,是过度化约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不朽”这个主题都没有被广泛质疑(田立克)。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当代的重要面向不在奖赏的时机,而在奖赏与个体挣扎的关联。个人被报之以不朽的善行,同样造就了个人的经济成就,也就是辛勤工作并服从中产阶级的道德。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个人主义的光明面——特别是个人自觉的新可能性——并不特别需要费力,因为它们已经整合成为当代文化意识与无意识的部分假说。但是未被广泛认可的个人主义阴暗面,却更合于本书的研究。它们包括1.个人主义的竞争性本质,2.个人权力相对于共同价值的强化,3.无条件地独尊个人竞争成就的当代目标,4.上述发展的心理现象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以更严重的形式重新浮现。这些心理现象有人际孤立与焦虑。 我用的一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焦虑这个词,因为显明与有意识焦虑的个人主义模式造成的后续效应,在当时多被回避了。焦虑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以症状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虽然他大胆地认可孤立这件事,但是他却无法有意识地认可焦虑。就这点来看,十五、十六世纪的孤立个人与十九、二十世纪的孤立个人如克尔恺郭尔,有着尖锐的差异,后者能够有意识地觉察个体孤立所带来的焦虑。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性扩张,使得隐含的个体孤立完全被忽略了,因此也回避了全面性焦虑冲击的觉察。如果个人在任何地方受到挫折的话,他总是可以努力重新灌注到新领域上。这是一种强调自己为历史的开端而非结束的方法。 当代西方文化的焦虑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定调:人际社群(心理、经济、伦理等等)是如何发展起来?又是如何与个人的自觉价值整合在一起?又如何因此让社会一分子得以避免孤立感,以及因过度的个人主义而来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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