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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论语》记载: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颜渊这就表明为政之道,关键在于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子路管理者只有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能够以身作则,才能够感化、影响和带动被管理者,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颜渊。管理者自身的品行和作风会对被管理者产生重要影响,是被管理者效法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孔子对管理者自身的德行修养作了非常多的阐述,比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宪问;比如说君子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这些思想。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离娄上;又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尽心下。荀子也同样重视修身的作用,以修身为治国之本。他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子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3]君道儒家经典《中庸》有曰:“知斯三者(仁、智、勇),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
  尤其可贵的是,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将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系统的总结,对修身与平治天下的关系以及修身的次第顺序都作出了严密的阐释和论证,使《大学》之道成了经典的管理之道。《大学》之道的主要精神体现为“三纲领” “八条目”。其中“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追求;“八条目”即指“格物”、 “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顺序与步骤。在“八条目”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谈的是个人的身心修养,是内圣的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修身的功夫应用、延伸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是外在的功业。《大学》的作者把这八个环节环环相扣,八个步骤步步推进,使其构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大学》强调“物有本末,事有始终”[9],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反之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家不齐不可以治其国,国不治不可以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矣。”[9]
  关于“格物而后致知”,按朱熹的理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有不理,……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7]大学章句按朱注的意思,作为管理者,必须在已知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去探索和把握那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体会各种道德原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的关系,从而提高修身与治国的自觉性。
  关于“诚意”,《大学》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诚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保持意志的纯洁专一。相反,“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9]。小人的“善”是伪装出来的,只能徒增虚伪。所以君子要做到表里如一,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要特别注意“慎独”的功夫。因此,诚意者,就是要求管理者自觉把客观的道法准则内化为个人的自觉的道法行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不是徒有其表的作秀。
  关于“正心”,《大学》指出:“身有所忿懥,则不及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及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及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及其正。”[9]此言忿懥、恐惧、快乐、忧患,是人的四种情绪,如果任其放纵不加控制,就会使管理者失去判断是非善恶之能力,因为“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9]。故“正心”,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稳定和克制自己的情绪,才不至于偏离正确道德原则和管理目标。
  关于“修身”,《大学》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这里的“辟”即“偏颇”之意。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和主观情感上的好恶,在“修身”之中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颇。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为端正,真正以身作则,成为部属的表率。
  关于“齐家”,《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9];“一家,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9]。此所谓“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实践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齐家”。而治国之道不过是齐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长需弟,使众需慈,如此而已。
  关于“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发扬孔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自觉地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风范来影响、感召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个环节,层层紧扣,步步推进。但核心的环节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目的和归宿。《大学》一再强调:修身为本。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扩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众的表率,把国家治理好。这种思想正好与《中庸》之道所主张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无怪乎台湾学者、著名中国管理哲学专家曾仕强先生认为: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国的管理哲学,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和《中庸》以其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参考文献。
  [1]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2]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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