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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救世济民精神研究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4-24
摘要 墨家从黎民百姓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构建了一套爱民、助民、利民的理论,并身体力行、舍生取义、矢志不渝地实战自己的理想。其思想学说和行为举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救世济民精神,为古人所赞叹,也值得今人学习。 
<br>  关键词 墨家;救世济民;精神&nbsp;
<br>  &nbsp;
<br>  近些年来,中国思想界掀起了新一轮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热潮,儒家、佛教、道家思想研究极为兴盛,法家、兵家、纵横家思想研究也相当流行,独有墨家思想研究较为沉寂,少闻其声。&nbsp;
<br>  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与儒家并立、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说。古籍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不可胜数。”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学说即遭统治者排斥,日渐衰微,直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际始有复苏,但终未成气候。时至今日,墨学研究仍著述较少,影响不太。墨家学说中包含许多富有价值的治国安邦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司马迁曰:“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墨学研究的衰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大损失。&nbsp;
<br>  墨家的理论学说和墨家子弟的行为举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爱民、助民、利民的救世济民精神。可以说:“墨家精神,就是以奉献为核心的救世精神。”古人赞道,“墨翟之徒,世谓热腹”,“墨家之徒,专务救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今天,弘扬墨家救民济世之精神,对于我们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nbsp;
<br>  墨家始祖墨翟(世人尊称“墨子”)出身微贱,他自称“鄙人”或“贱人”“比于宾萌”。“宾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往来诸侯列国之间的游士说客,属于社会下层的士。据史载,墨子可能出身工匠家庭,他常与小生产者交往,学会了不少手工业技艺。墨子能制造载重五十石的车的车辖,能牵引三十石的车的车鞔以及能空中飞行一日不落的木鸢,可见其手艺之高明精湛。墨子在经常与社会下层民众交往中,还学会农耕。他曾说:“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正是在这种与贫苦大众的交往以及自己亲身劳动过程中,墨子深知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劳动的艰辛,使其思想和主张能“为代表下层之庶民”,有一种强烈的救民、济民、爱民、利民愿望。起初,“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理念不合,决定另立门户,“背周道而用夏政”,效法大禹天下为公,“为万民兴利除害”。墨家门徒也大多出身工匠之类的贫苦百姓,他们“昼日讽诵习业”,其思想、行为也深受到其劳动职业、社会地位的影响,能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的呼声。&nbsp;
<br>  墨家宣传、实践其思想学说的最高目标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视之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所谓“兴天下之利”,从宏观来说是指“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社稷之定”,从微观来说是指“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所谓“天下之害”是指“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为人君者之不惠”,“臣者之不忠”,“父者之不慈”,“子者之不孝”,“今之贱人,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nbsp;
<br>  为兴利除害,墨子首先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兼爱”学说是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相爱”意思是指社会每一个成员都要爱所有的人,全社会成员要互爱互助。春秋战国之时,社会动荡不安,兼并战争持续不断,整个社会以大攻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底层民众,战时死于非命,平时倍受压榨,过着悲惨的生活。墨子目睹百姓“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十分怜悯。他认为,这一切天下祸篡怨恨,皆起于“不相爱”,唯一的解决途径是“兼相爱”。要想达到“兼相爱”,必须上自国君,下至众民,都不能只知“自爱”,而要“相爱”。大家应该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引。这样,诸侯之间就不会有战争残杀,士大夫之间就不会争权夺利,民众之间就不会有伤害虐待。&nbsp;
<br>  墨子的“兼爱”是一种无等级差别、无血缘亲疏的平等友爱观。他说,“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这种“无等差”之爱,即是“博爱”。孙中山曾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酥所讲的‘博爱’是一致的。”这种“博爱”观到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和“自由”、“平等”一道被视为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因而。墨子的“兼爱”比之孔孟的“仁爱”更具有鲜明、质朴的爱民色彩。&nbsp;
<br>  “兼相爱”是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而“交相利”是这一基本准则的具体要求。是否实现了“兼相爱”,关键看是否实践了“交相利”。“交相利”意思是指社会每一成员的行为都应该有益于他人,大家都应该谋求社会之公利。墨子的“交相利”是直接针对社会上贫富不均、苦乐不等的弊端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统治者和食利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亏人”而“自利”,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为此,他主张“交相利,侈多分”,提倡爱他人、利他人、帮他人,鼓励大家“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以使“老而无妻子者,有所借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家建立一个没有贫富差距、互助互爱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实质上反映了贫困无助人民的愿望。&nbsp;
<br>  在墨子看来,“义”与“利”相通,“义,即利也”,而利即利他人,利社会。是故,“义”“可以利人”,“可以利民”,为“天下之良宝也”。因而,墨家之“义”,是一种真诚、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精神。&nbsp;
<br> 鉴于当时侵略战争频繁,“并国覆国,贼敖百姓”,墨子特别强调“非攻”,希望国家之间放弃战争、和平相处,以救人民于“兵刃毒药水火”之中。墨子曾亲自制止了三次战争。《墨子·鲁问》中记载,墨子一次劝止齐国伐鲁,一次鲁阳文君攻郑;《墨子·公输》更是全篇记述了墨子如何力压公输盘,说服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精彩故事。若是在今天,墨子凭其和平言论以及为和平事业所作的贡献,可以荣获诺贝尔和平奖。&nbsp;
<br>  鉴于当时统治阶级四体不勤,却奢侈荒淫,而平民百姓终日劳作,却衣食不足的现状。墨子一方面强烈反对不劳而获。他提出:“赖力者生。不赖力者不生。”他认为,物质财富是生产劳动的成果,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劳动,而占有、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与动物的本能没有什么两样。对于那种“人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穴人之府库,窃人之金玉布帛者”,“逾人之栏牢。窃人之牛马者”,都是“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人”。另一方面。墨子大力提倡崇敛黜奢。他认为。“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乱则伤,民见凶则亡”。因此。首先要限制统治阶级追求享乐的奢侈消费,将其节约下来的财物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上。他说:“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舟车之数。”墨子提出了一个有独到见解的节用减灾政策:“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也就是说,遇到灾荒欠收的年景,国家应该以行政手段相应地减少官员的俸禄。墨子还提倡“节葬”,因为“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衣食之财必不足”,而且影响人民的正常生产劳动。此外,墨子还主张“非乐”。因为为制造各种乐器,统治者“将必厚措敛乎万民”。总之。墨子认为:“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家反对不劳而获,提倡节敛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希望统治者体恤人民的贫苦,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得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nbsp;
<br>  综上所述,墨家子弟出身于贫困大众,他们从贫困大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出发,构建了以“兼爱”为核心的墨家学说。这一学说,从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来说,都是为了谋求黎民百姓之幸福,减少黎民百姓的痛苦;从基本内容来看,都是爱民、助民、利民之政策主张。墨家学说对社会下层良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关爱,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济民精神。&nbsp;
<br>  墨家以天下兴亡、人民幸福为己任,不仅在言论上,大力宣传自己兴国治邦、救世济民的理论,而且在行动上,身体力行,努力实践自己的理论。墨子十分反感空言理论而不行动或言行不一的行为。他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他还说:“夫义天下之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墨家子弟都是言行一致、知行合·的实践主义者。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而“项子牛三侵鲁地”,墨子认为胜绰“言义而弗行”,“请而退之”。墨家主张“强从事”和“节用”,即辛勤劳动、节俭生活,墨家子弟严格遵守自己的这一要求。“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跛踽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nbsp;
<br>  为实现他们兴利除害、救世济民之理想,墨家子弟不计艰险,不顾困窘,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墨子日:“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为止楚攻宋,墨子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亲至楚都,与公输盘唇枪舌战。并大义凛然地对楚王说:“虽杀臣,不能绝也。”墨子后学,曾集百八十余人为楚阳君死难,后人叹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死之旋踵。”墨家这种为民舍生、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先秦百家中是少有的。&nbsp;
<br>  墨子救世济民之志,虽诱以名位利禄,亦不为所动。越王欲以五百里地封墨子,并束车五十乘迎之,墨子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在墨子看来,若能行其道,虽粗茶淡饭,也乐于前往,若不能行其道,五百封地如草芥不值一文。&nbsp;
<br>  墨子行救世济民之义,曲高和寡,时受讥刺,但始终不改初衷。《墨子·贵义》载:“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者而耕者寡也。’今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nbsp;
<br>  孔、墨同处春秋战国之乱世,均怀抱救世济民之志向,席不暇暖,周游列国。然孔子不得志时犹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叹,并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语。比之孔丘,墨翟这种矢志不渝的救世济民精神尤为可贵。&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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