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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以德:孔子的德治主义治国模式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3-14
革目标和措施,孔子对管仲的政绩大加称赞,认为他所实行的强国富民政策,不但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而且百姓从中也得到了极大实惠,并以“仁”来称许管仲;(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页)对同时代的郑大夫子产,孔子也对其经济改革措施特别是惠民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杨伯峻:《论语译注·公冶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48页)给予了子产高度的评价。孔子提出的富民思想在其德治思想体系中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意义,构成了其民本思想的重要一环。孔子的富民思想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  
    民之富固然重要,但孔子没有停留在此,而是把民之教作为管理的最终目的。孔子对民众毫不犹豫地以“教之”作为“富之”之后的最重要环节。指出“既富,乃教之也。”(赵善诒:《说苑疏证·建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孔子最早论述了富民与教民之间的辨证关系,(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可见,孔子主张先让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进行教化。把富裕作为教化的先决条件,这可以说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条真理性的原则,强调在富民的基础上注重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民众就不会萌发犯上作乱之心、非分逾越之想,就会在各自的社会位置上各守其位,各尽其责,社会也就不会出现上下失序、贵贱失常的混乱局面。  
    孔子强调道德的政治功能及其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既看到了物质资料在稳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肯定了道德教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政治功能。孔子试图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寻找道德教化的原因,认为道德教化应以物质富足为基础为前提,故孔子之德治主义并非一种抽象虚幻的道德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接近现实的道德主义。但孔子夸大道德的政治作用,贬斥法治的社会功能,从而陷入了道德决定论、道德至上论、道德万能论的泥潭之中。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那就是孔子所谓的愚民问题。关于孔子的愚民思想问题,皆由孔子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1页)一句而引发。学界对此历来歧解不断,归纳起来有六种不同的理解。(参见《齐鲁学刊》1994年第5期)长期以来,学界多以此段话为依据,认为孔子在对民态度上实行的是一种愚民政策。这固然与学界对孔子这段话的不同理解有关,更主要的是由于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确实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愚民政策和言论,如商鞅所谓“成大功者不可谋于众。”(高亨:《商君书注译·更法》,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页)孟子所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杨伯峻:《孟子译注·尽心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2页)荀子所谓“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王杰:《荀子译注·正名》,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等等。但是,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与孔子一再强调的爱人、重民、富民、教民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也不符合孔子思想的本意。按照孔子重民思想之本意以考究孔子这段话的真正内涵,此段话的正确句读应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理解已成为学界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孔子在这里是要表明这样一层含义:当民众懂得如何去做并有能力去做时,要放开手脚让他们去做;当民众不懂得如何去做并没有能力去做时,则要采取适当措施教导他们去做。这样句读后,意思不但发生了根本变化,非但与孔子思想不相矛盾,而且与孔子的重民思想若合符节。 
德主刑辅:一种宽猛相济的治民方法  
    春秋时期是一个可以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历史时期,“思想家在盘算人们怎样才能够最好生活在一块,怎样才能最好地对他们加以管理和统治。”[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转引自《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孔子的为政以德除了对君主的自身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更主要地体现为以道德原则对民众进行必要的管理上。在原始社会,“德”与“刑”的使用对象不同:“德”用于本族,而“刑”则用于外族。进入阶级社会后,“德”的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从出现阶级社会以后,“折民惟刑。”顾宝田等:《上述译注·吕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暴力、杀戮、刑罚几乎成为对待黎民百姓的唯一方法。子产提出的“德,国家之基”(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襄公二十四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84页)的观点及“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顾宝田等:《左氏春秋译注·昭公二十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793页)的宽猛相济思想,对孔子德主刑辅思想有直接影响。孔子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对德刑关系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诠释。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德刑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体用、本末关系。孔子认为,单纯使用刑罚,百姓虽可以暂时不犯罪,但并未做到心悦诚服,只有用道德予以教化,才能使他们从内心深处不再产生犯罪念头,从而自觉遵守各种礼仪制度的约束。因此,在德刑关系上,孔子主张德治价值优先论,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德刑关系做了具体展开。  
    孔子是最早洞悉道德教化的优越性及法律刑罚的局限性的思想家。他认为,道德与刑罚都可通过规范约束人们之思想行为以达到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之目的,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刑罚只能弭祸于已发,虽具有外在强制力,但不足以服民众之心;刑罚是依靠外在强力来维持,民众只是由于惧怕惩罚而暂时收敛自己的行为,并未收到治本之效果;而德治则能防患于未然,通过内在信念来维护,通过潜移默化式的道德情感唤起固有的羞耻之心,使人从内心深处产生避恶趋善之意识,使庶民有知耻向善之心,以达到提高自我道德修养之境界及“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礼记·经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274页)的自觉自愿境界,其社会作用更为持久深远,在维护国家政治统治方面具有刑法法律所不具有的社会功效。因此,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等级秩序方面,道德有着刑罚不可替代的社会教化功能。现实的政治实践证明:人们决非因为有法律才遵守某些规章制度,社会道德舆论及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往往起着“治本”的更为重要的作用。道德和法律作为治国之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道德是自觉的法律,法律则是强制的道德,它们功能互补、相辅相成,成为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政治步骤和环节。孔子有两段非常著名的话表达了这一思想倾向,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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