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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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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要求任何个人都要忠诚于民族和国家,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和实现手段,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完全是正当的和高尚的。对国家的这种强调往往对政府缺乏防备。这使得它可能有意无意的成为专制政治的工具。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有可能完全笼罩在民族利益的巨大阴影之下。民族主义只看到了个人利益寓于民族国家之中,很少看到民族利益是有个人利益构成的。完全忽视个人利益,只能虚构出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 

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张及其存在的内在缺陷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然而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这种思想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情绪化口号转变成国家的对外政策基础。这种担心并不是不必要的,原发型的本能的民族主义热情会轻易点燃人们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激情,在内外压力下很容易爆发出来,包括中国高层领导也完全可能陷入民族主义情绪中。这样的结果是可能会造成民族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危害。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应该看到中美的关系是互动的博弈关系,而不是静止的。在这种博弈过程中,由于中美政治文化的差异,经常会出现信息和理解的沟通不畅,甚至出现相互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对美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就会采取相应遏制态度,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中国受伤更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萧功勤在其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及其可能的结果[24]。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进入政策层面,那么不仅仅对周边的国家产生威慑,更会增加他们的不安全感,促使他们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加强军备,导致东亚地区性的军备竞赛。实际上,世界除中东外,中国周边地区是最大的军火市场。 

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种可能的情形下,中国民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四面树敌,群强环视的危险国际环境,但是这又却被民族主义者视为他们预言得到了准确的验证。孰不知,民族主义者的预言并不仅仅是一个结果,这种看法和实践本身就是参与、影响乃至塑造历史,是历史发展的构成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极端的民族主义政策才是导致恶果的罪魁祸首。 

在国内层面,民族主义面临如何处理溶入主流文明的问题,即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之关系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学者多有论述。一般都认为以反西方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很可能会走向排外锁国的道路。闭关锁国成为弱者反抗强者的一种方法。然而,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在经过改造,带有扩张性的特点。这一点是其他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这也使得它对待现代化的态度上与传统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区别,而结果却极有可能一致。传统的民族主义是主动地闭关锁国;当前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因为其扩张性特点以及中国实力的逐渐强大给其他国家带来的不安全感而导致被孤立、敌视和遏制,被排除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被迫走向封闭。另外民族主义虽然也在表面上承认国内人权的重要性,然而其关注焦点是关乎国家利益的外交领域。这使得其盲目认同既定政治制度,忽视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建设与保障,于制度改革上没有建设性意见而显得过于保守。这些是对当前民族主义所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的最坏估计。 

四、民族主义发展的三条路径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通过对自己民族的认知而产生的强烈的认同感情。因而,它本身并没有多少完整的主张和系统的理论。因此,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它必然要与其他政治理论相结合,形成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理论,并以其作为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另外它也可能以政治制度或者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来。在英美等国家,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形成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而在二战前的德、意,民族主义也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成分。而在因反抗外在压力的国家,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存在天然的联系。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也曾以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等各种政治学说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近现代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的建设也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成分,虽然共产党的正统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存在重要的冲突。)因此,民族主义并不必然与任何一种学说不能共存,相反,它存在与任何一种学说结合的可能,包括自由主义。 

就中国的民族主义而言,其现实和未来发展可能产生三种方向: 

第一种发展路径:主要是以王小东的民族主义言路为代表,他试图将中国民族主义理论化。在其理论主张中,他主要借助于生存空间理论、社会进化论等西方的理论资源,包括尚武精神也是在西方得到充分体现,其中并没有多少来源于中国本身的资源。这反应出王小东的尴尬:一方面由于自然的感情,对中国文化整体上持坚定的肯定态度,然而却发现对其无可利用。此外,王小东关于国家内政方面的主张也试图建立在西方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这是其与自由主义唯一的相同之处。这样就显现出这种民族主义的总体理论框架和理论野心:它试图成为在国内实行民主主义,而在国家关系中,立足于以文化和种族认同而形成的国家利益,实行扩张性的强权武力政策。这实际上却成为民族主义的一个内在理论困境。民主主义无法与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扩张性理论完美融合,即使能够融合,产生的民主主义也绝对不是自由的民主主义,而是畸变的极端的民主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在经过这样的理论建构之后,依旧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国家本位特征,并加上对于民族认同的错误理解、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等原因,造成其对于国家内在方面则缺乏明确而有力的主张,呈现出建设不足的弊端,而仅仅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虚妄的口号。这些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自身学术建设路径所注定了的。 

第二种发展路径:民族主义批评和排斥自由主义,而试图从中国内在资源方面着手,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要高于西方的文化,从而与新左派或各种文化主义相结合。中国内在资源以建国为届主要分为两部分,即中国古代的文明与制度和建国以来的毛式社会主义遗产。这样,民族主义就可能将目光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与文化主义相结合,形成文化民族主义,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的文化主义者也经常是民族主义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经济学者盛洪是这一方向的代表人物[25]。另一种可能是将注意力集中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新左派产生共鸣。民族主义者房宁就带有这一特征[26]。这两种发展途径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向中国内部来寻找理论的资源和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这表明其至少是持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可以与西方的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另外,他们也都认识到传统的文化和制度与现时代存在明显的隔阂,因此"创新"也成为他们共同的工作。 

第三种发展路径: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融合的道路。这种融合存在相当大的困难,这是因为上文提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原因和背景与西方原发型的民族主义不同。在中国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一直存在着错位现象。民族主义在过分强调本国家,本民族,批评西方文化和制度,就极易从反对西方的价值理念,到反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拒绝和批评自由主义;这样,自由主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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