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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临的课题都是全新的。它既要具有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一百多年来的特殊性的保存,又要有资本主义发展三百年来它的合理文明成果的吸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的理想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的,但它目前所遇到的特殊的际遇是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竞争,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步历史时态中提出自己的命题。显然,这个新的理论建设任务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遇到的,而又是后代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回答的。 

思考社会主义问题,不得不研究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思想基础:启蒙时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原则,它以“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口号笼括了它的以私有财产制为基础的一整套社会理念,并指导和制约着这个社会制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历史阶段,并且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捍卫这个社会基本价值标准的理论原则,但总体上来讲,它的价值定位没有变。在一些西方思想家那里,它们是一些永恒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我们如何对待这个精神上的巨大的现实对象?一百年前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一百年后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不一样的。这种历时性的区别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来讲是极其重要的。自由主义的早期阶段与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一致,所以,对它的批判往往不是对其原则的驳斥,而在于揭露其实践上的虚伪性和相悖性。但是,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已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即高度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拥有了高水准的生活程度和管理机制上的现代进展,而同时,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却遭到了严重挫折。人们有理由问:自由主义真的是永恒的?社会主义真的是本世纪最后的神话?问题的尖锐性是毫无疑问的。 

这种尴尬由于我们自己缺乏对历史的把握而存在相当时间了。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国际国内的现实条件,使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命运多乖,它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靠边站”。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在中国思想界不过是“一条死狗”。今天这条“死狗”突然复活了,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卷土重来。以大众传媒所传达的主要潮流为标志,人、人性、人权、自由、民主、法制、公正、启蒙、竞争……这些典型的自由主义时代的观念体系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同时,也渗透在当代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 

“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强大影响正是由社会主义命运的特殊际遇决定的,具体地说,首先是由于“文革”所造成的历史性后果决定的。“文革”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政治失误,而是深远地影响了历史的一次社会震荡,它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将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历史渊源的左倾路线推向极端,使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含的历史理性也丧失殆尽,并给历史留下了空场。这给自由主义乘虚而入提供了历史时机。所以,说到底,文化建设上在八十年代反复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等倾向,这根本上是由于正面文化建设理论的贫乏所造成的危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为代表的是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激进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以偏执的特点走向极端,为什么会在历史生活中造成如此恶劣的后果,这是不是与中国的封建传统、小资产阶级的偏执、宗法社会的浓厚的历史渊源有关,这是另外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不管这种历史变革的原因如何,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复活是一个事实,而能有力量批判它,取代它的,既不可能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化激进主义,也不可能是传统定义上的保守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中,我们要有新的历史眼光去重新审视这一切。我们不是一般地批判激进主义。然而,认定激进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庇护它的历史局限。六、七十年代的左倾路线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非常荒廖的境地,并充分暴露了它的弊端。其历史性荒谬在于:在一个需要它历史地承担新的建设的时代,它却仍然拒绝一切可能的包容和对话。而这个荒谬从历史运作的内在机理看,无疑也是由于激进主义思想家思想方式的片面性,反辨证法,对中国社会发展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认识有关,所以,它挟带着这种片面性的历史作用也就有限。 

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反自由主义、反传统,以历史的不可阻挡的内在逻辑走向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更是一种激进主义),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却是在激进主义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方向上,曾产生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样杰出的政治——文化纲领性著作,正是其中历史合理性的体现。然而,它的新的历史阶段的轨道却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几乎到处碰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以民族虚无主义为旗号的文化纲领将文化激进主义推向了文革这样的深渊,以致于八十年代以来它处境尴尬而无法理直气状地言说。然而,正因为在文化激进主义的路向上合理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这样的纲领性理论,所以它并不是一只可以被随意打倒的“死狗”——这与八十年代以另一种西化的激进主义对待这种现实传统的估计相反,它太乐观地估计了自由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前途,也太缺乏历史眼光地低估了文化激进主义的合理性。很多人不愿看到或提到:自由主义的所有这些概念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即承认全社会的“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它们不是一些适用于一切时代的永恒的价值范畴,而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观念体系,而且主要是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思想体系。而“思想意识的标准——关于既定秩序,特别是关于所有权;关于财富、宗教和国家;关于白种人和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形成了这一社会的整体。而且必要时,还要使用警察、法官、军队、监狱或放逐等手段”。米歇尔·博得(Michel Beaud)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分析,指出了自由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基础和它的本质,同样,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也直言不讳地指明了自由主义的社会要求。林毓生在《殷海光林毓生信录》序中写道:“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大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中国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与制度及其在中国泥土上生根的问题”。自由主义在八十年代的辉煌和长驱直入式的胜利,仍然是短暂的。从根本上看,它的一整套容易纳入西化体系的观念,与当代中国的发展的现实有很大的反差。往后看的时候,“反文革”的历史性要求使自由主义观念兴旺一时,但历史任务的重心开始转移的时候,当自由主义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社会体制上,进一步从政治上提出要求时,与中国社会的相异性一面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进入九十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以后冷战姿态给自由主义注上了一个绝妙的解释:在当前自由主义原来并不是一套抽象的理念,而是有着一套国家利益为支撑的历史要求。今日西方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要求的是世界市场和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输出。从总的世界大格局来看,今日自由主义并不是一只美妙无比的红苹果。 

作为第三世界的学者,今日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扬弃),与五·四时期是不一样的。五·四时期的各种理念对中国知识界来讲均是一种设想和假定,而今天我们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与生活实践,有了各种主义的尝试。而且,也已有了历史公正的检验。所以,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已经有了理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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