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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认识论一边去呢?为什么提升人的主体性的时候,非要否定人的客体性呢?为什么承认个人价值的时候,非要走到否认集体主义一边去呢?我闪还可以问无数个为什么提出八十年代的反叛运动中出现的迷误,出现的非理性、反理性的失足。今天,对这些偏说的认识,是九十年代走向新理性的前提。即使理论上不做这般努力,八十年代的反叛式的行程,也事实上中止了。当九十年代初激进的思想文化潮流走到“后”时,人们自然要问问:“后”是什么?

总体上讲,关于“后”及相似的一系列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只不过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话题”而不是真正的“问题”。“后现代”的喧哗遭到众声批评,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西方某些大师的中国翻版,强差人意地认为中国也进入“后”时代。这不过是一些一厢情愿的言论。只有关于“后殖民”的移植式讨论才激起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热情,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与第三世界,与今日的民族主义的勃兴密切相关的。尽管这样,它也会很快成为强弩之末,因为,真正要对抗西方中心论(不是西方任何思潮),必须有自己的立足点。“人文精神”的讨论和提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九十年代试图寻打自己立足点的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外来的话题。

在这个背景下展开新理性的建设,使我们能够考虑对八、九十年代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正反两方面的综合,也考虑对十九世纪以来的思想成果的综合:

第一,认真地吸取二十世纪初以来的文化理性批判运动的历史性成果。八十年代,尼采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的显赫人物而不是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只被当作一个美学家,一位论文写作时的摘引资源)等人,更不是对今日中国来讲极为重要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幸”。历史如何被选择只不过是选择者自己的生存样式的折射。就中国思想界某些人来讲,文化理性批判这条线,一直不被重视,历史上的主流倾向是重科学主义,压人文主义,直到八十年代对科学主义的极端的反弹,甚至马克思主义所包括的科学精神也被削弱得微乎其微。今天我们站在世纪末的立场上看待历史的这种进程时,我们不得不说,我们也在寻找一种介于二级之间的中介。就象普里高津在七十年代提出“新决定论”那样,在根本的哲学立场上,在极端的科学主义影响下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我们要求一种适合历史发展的过渡。这种思路是清楚的,但命名是困难的。比如讲,“新决定论”的命名,这是一种对待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的标志。它是决定论的,即从根本上是承认世界自身的发展规律的,这一点有别于非决定论,但它又是新的决定论,它承认中介,偶然性,随机,不可测的变数及局限,所以它不是那种“有一因必有一果”的独断的决定论。关于认识论的变革已不需要用“新”来命名了,它的思维科学与心理科学发展背景下的丰富内涵已用自己的成果向世人表明了。

引进不等于简单的移植。从狄尔泰以来的文化理性批判的路数,人物众多,问题复杂,它极容易被极端立场所发挥。例如,他们认为,由于技术大量进入生活领域,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剥夺,人变成了物化的工具,主体消失在“总体大众程序”之中,解决危机的途径就是重新确立主体的价值,并把哲学的核心主题都置于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中去理解(主体间性),无疑,这可以独断的主体论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的思想者所要确立的立场并不是连十九世纪已经获得的关于主客体关系的正确论述也要抛弃。这是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学养的优势。同时,也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心理定势的优势。

第二,重新估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人的生存因素与八十年代初比,已有不同。它从比较单一的主题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人的“主体性”已不仅仅是自主性、独立性、能动性的解释了。在人的存在论上,也不仅仅是用深层无意识、潮意识,用一些夸张了的形容词可以解释了。当代中国人如何才可能在民族传统与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的结合中立身?立德?立言?传统的社会主义提倡的集体主义,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德性关怀,及市场到来所引发的实用的而且是有合理性的个人主义,如何有机有利地综合起来?当代中国的这种状况,首当其冲地令人知识分子无所着落。各种看似矛盾的价值倾向与社会理性观,左冲右突。新理性的建设,必须迈过这个坎。

第三,认真对待文化传统资源。有一种对建设新人文精神极为不利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中传统的德性关怀传统会导致道路理想主义并与市场化为标的现代化进程相冲突。对这一观点的批评已有人做得相当好了。我们的问题是:新理性如何在这个资源的基础上建立?

人文精神—新理性的建设,目前面临着两种发展的可能:第一,从西方、东方传统说起,从逻辑上建立起一个框架,如,人格独立,人的终极关怀,道德理想,反对物欲主义,等等,这是已经在做的;第二,不回避现实社会存在即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谈论人文精神和理性重建。

当代西方哲学与人文思想的建设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状况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晚近的变化,才有西方思想家们提出的“现代”、“后现代”、“合法性危机”、“当代认同”、“人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技术理性”等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文思想的话题之多,使人目不暇接。这一历史事实也在告诫我们:思想只能产生于现实。当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谈论和研究中国当代的人文精神——新理性建设时,现实的历史进程是无示避开的。这个现实的历史进程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人文精神具有何种特征?这整个理论建树应当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并加以提问。换句话说,我们想做的工作是,就象当代西方思想家那样针对自己的社会发言,而且针对社会主义今日命运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发言。


四、建设:新社会主义文化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述和2000年在高州讲话中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80年代以来文化发展提出的根本性问题: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如何搞?如何回答西方文化思潮的冲击、挑战?如何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而重建社会主义新文化?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的总和,泛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现状;二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文化策略和它的现实影响。从前一个层面讲,当前中国的现实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是各种思潮竞争、对话、比较、互渗、批评的文化现实,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作为当前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主流文化思想——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建设的可能。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这种思潮有着明确的表述,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文化。这股思潮的思想根源是非常复杂的。而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层面上的原因是没有全面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只有对立,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片面地理解为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所有文明成果的“决裂”。所以,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看新文化的建设,无论是中国的经验还是外国的经验,目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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