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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性使思想家们认识到:科学进步是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于是,作为批判的对象,科学理性的技术层面、工具层面凸现出来了。今天我们常用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就是指科学理性中的这样一个层面。对“技术至上”“工具主义”进行批判的思想家,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一系列名单,而且他们大部分都出现在二战之后,这是核武器出现后的引人注目的思想史事件。

这种批判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产生了两个基本走向。其中一个重大的,对二十世纪文化运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是非理性主义运动。从历史背景看,非理性主义并不泛指否认人类的一切理性,不是泛指这些思想家连人类的生活准则都要打破,而是指:针对十八、九世纪的科学理性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他们站在极端的立场上予以否认。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哲学上的直觉主义、生命主义、社会历史观上的种族主义和由此导成的法西斯主义,还有文化——文学运动中的现代主义的一个层面,都是这样。

这场本质上对十九世纪精神的全面反叛运动,迟至八十年代才在当代中国产生现实的影响。中国八十年代文化运动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表现为文化与创作潮流中的崇尚生命本能,极端地推崇深层无意识、潜意识,否定“法律”、“本质”、“认识”、“必然”这样“可疑的”字眼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立场。但是,八十年代的这场非理性主义运动,就象八十年代的所有其它思想运动一样,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模仿性。作为批判者的知识群体,远没有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对西方思想史走向的清晰的把握,更缺乏对现这中国社会——文化走向的认真研究,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运动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本质上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象任何别的思潮一样,形不成对十九世纪的真正的出自民族文化内部需要的批判。文化知识分子的兴趣很快就被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后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文化空间……这样的热门话题吸引过去了。

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不同于非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另一种批判潮流,我们称之为“文化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们。他们认识到单纯地崇尚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它的发难者是狄尔泰(N.Dilthey1833-1911)。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者,不满足于康德以来的理性批判,认为那是认识论水平上的“知”(Verstand),其目的在于把握逻辑的东西,追问人的知识何以可能。而狄尔泰将“总体的人”(ganzen Menschen)作为研究的中心,强调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调现实文化创造主体有血有肉的知情生活与无生命的死的“主体”有区别。狄尔泰首先开始实现了对科学理性片面理解的扬弃历程。狄尔泰之后,中国读者熟悉的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M.Hdideggr)、伽达默尔(H.G.gadamer)、利科尔(P.Ricoenr)、卡西尔(E.Cassirer)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哈贝玛斯等人,加入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批判行列。伽达默尔认为,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近代的科学认右中被窒息了,因此,新文化哲学建构的出发点应是“历史人文科学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这条思路上,这些思想家的批判有别于尼采、叔本华这样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家。他们虽然批对黑格尔主义的传统,但继承的是新康德主义的路数,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历史合理性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的一股主潮。出于同样的历史原因,中国思想界对十九世纪的清醒的反思,只有在九十年代才形成自觉。二、三十年代有“科玄之争”,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科学主义刚刚引入以后的一种出于文化本位立场的感受式的反应,还构不成真正的思想史事件。八十年代有对“科学主义”与理性的怀疑,但这是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泼出去”的怀疑。中国的思想者用“感性主义”“新感性”同科学理性对抗,而不是象早在本世纪初狄尔泰就开始的行程那样,企图以综合的眼光(典型者如伽达默尔)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用理性与人文理性(而不是感性)结合起来。

今天看来,八十年代我们曾犯过两个错误:第一,错误地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同起来。第二,错误地将理性与人文性对立起来。这一个等同,一个对立,使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对十九世纪的科学理性、精神充满了歧见。它在有些人的眼中,仿佛已成了一个怪物。而在九十年代讲座人文精神的重建,对此没有一种清理是全然不够的。

思想史可能有两种形式出现在历史上,原本的思想史可能要演化几百年,但模仿的思想史却只要几年十来年就可以过扬了。就重复西方思想界走过的路程而言,中国八十年代的思想界对十九世纪原则的捍卫和对它的批判,都是本世纪初以来西方思想界都已走过的路。当然,中国思想家所借用这一整套术语要说的,其实是对中国当下历史运动的关怀和批判。

对科学理性所包涵的工具性(它演化成为工具理性)在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树上造成的色危机,我们是不能忽视的。五·四时期的科学口号在日后的历史演化中,淹灭了广义的十九世纪精神中的可贵的成份,发展到六、七十年代,科学与人成了对立的两极。由此而生的理论上对它的反叛、批评,作家、艺术家对它的拒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这只是对极端化的片面的理性层面的批判。当九十年代提出建设的任务时,“人文精神”恰到好处地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的需要。虽然,“人度精神”讨论的起因只是一批批评家、作家对文学中丧失人格与道德而崇尚功利的一种抗议,但历史很快将这种道德义愤变成一种学理问题:中国新的人文精神建设的内核在何处?

新理性,是熔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的文化哲学的思路。框架地看,我们所说的新理性有两个基本立场:一,在文化思想中,继承八十年代以来的以“人的解放”为主题的人文意识。二,新理性的建设钭是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思想成果的合理内核的综合汲取。这个立场对中国思想界来讲,特别重要,特别迫切。从某种程度上讲,二十世纪的中国远远没有消化好十九世纪的精神成果。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真正开始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历史进步的继续。十九世纪的启蒙精神、历史主义、认识论、本质主义,不仅对仍然是处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来讲,也仍是值得学习和思考的思想资源。就中国社会变革的迫切性来讲,西方十九世纪的精神成果,已经而且仍将提供文化批判的武器。直至本世纪末,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际遇,思想界可以少走一段尼采式的路程就走向了综合,就接受了综合。而且,这种综合是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的综合,即不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综合。

以上两个框架结合起来表述,就是:以提升人的全面素质的新理性为核心建立直关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

新的理性精神呼吁的是新的人格重建,这与片面强调,或将人文精神等同于道德理想主义是两回事。新理性精神包括道德理想,但并非等于道德理想,它们包含着更广泛的历史观、社会观与方法论。从根本上讲,它包含着当代文化的哲学立足点。从这个立场出发,我们将自己逼到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绝路上,走到了,两边都是悬崖的山脊上。当代中国,能建立这样一套文化哲学的理想吗?当然,我们也可以反着问:为什么在审视十九世纪以来的本质主义的时候,非要走到反本质主义一边去呢?为什么在评述认识论偏误的时候,非要走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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