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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这些西方社会的理论家正是在考虑着超越自由主义的问题,而我们这里往往由于特别的历史因素正在重蹈覆辙。 


三、发展:人文理性的展望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思潮凸现了两个重大主题: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反“文革”主题与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对二十几年的历史可能有另外一些概括:多元主义、边缘与中心的交错……等等。然而历史的脾性是顽强的,它展延的时间越长,它的主流方向就凸现得越清楚。当我们今天回头看八十年代时,那些短暂的表面看来是各不相关的话题通过以反“文革”为原动力的“人的解放”主题连续了起来。以倡导文学的语言革命来标志对片面的意识形态本位的反叛,以号召小说的形式变革来标志对传统的叙述方式的扬弃,更不用说文学与文化思潮中的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反映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等问题的讨论了。

面对着几乎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对“文革”为标志的极左路线的抗议和批判,在“人的解放”的旗帜下,持有各种相异立场与观点的人们,组成了精神上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虽然就在当时,人的口号后面是有着根本性的分歧的。如区分真假人道主义,区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等等。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与理论立场,这种区分的意义在当时远没有凸现出来。伴随着整个社会对文革的否定与反思,伴随着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无疑,当时思潮走向的主要矛盾是区别人与非人。为了使文学艺术从“文革”与以文革为代表的极左路线的阴影中走出来,通过已构成历史的小说、戏剧、电影、绘画和理论表述,“人”被大写了,一这种大写的人紧迫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于是,我们看到,以八十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为内容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本世纪历史上以从未有过的辉煌姿态卷土重来并很快成为社会性的强大潮流。

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对这段历史的概念会产生严重的分歧。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历史,不是某几个人策动的,它被广泛认同的社会性的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几个人可以驾双的。甚至,个人扮演的历史角色,也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正如当年反对波旁王朝的法国革命阶层中有好几个等级一样,八十年代反地与批判左路线的人们中,也有不同的阶层中有好几个等级一样,八十年代反对与批判极左路线的人们中,也有不同的阶层和代表不同思想倾向的群体(历史证明了他们只是非常暂时的同盟军)。历史如何来回答这种分歧呢?——我们看到了,在共同的危险消除或减弱以后,“统一”阵营中的极端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走上了历史舞台,并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各种后果(从文化上的直至政治性),并在事实上阻碍了文化建设的继续发展。

于是,文化建设的暂时的共同性彻底消失了(熟悉当代中国的人们发现到了八十年代末,知识界已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有人戏言:各领风骚三五天)。一个意欲创建的人文知识分子当时的感受可以说是异常的奇特的。他环顾四周,茫茫大地处处有危机。回到传统?传统本身只提供了部分生存智慧,它对中国的现代化理论的积极影响尚在探索;回到西方?自由主义丢弃了它在中国当代历史舞台上起步的充满着激情的姿态,直接与西化主义、西方中心论相匹配,成为很大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不愿接受的文化——政治意念。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过一段大折腾,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要根据中国的社会特性再加考虑,它的建设性的当代形态仍要艰苦的探索,对大部分渴望按照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行动的知识青年来讲,目前的状态是不解渴的。如果没有另一个历史契机,文化上这种多元并存,低调徘徊的局面是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

这个历史契机有了,它就是九十年代掀起了开放改革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和伴随着这个目标出现的文化运动——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对生产力发展的解放作用是无庸置疑的。它对思想文化建设而言,至少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艰巨的课题:从正面讲,“市场”所引发的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历史理论的变化,应当而且可以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层面,也就是说,它可以引发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中,有社会主义理论而没有“市场”概念,目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的特殊的形态出现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个相对适应问题。新的经济基础,要引发新的上层建筑的思想意识的变革。

建设性地叙述一种文化立场使之与开放改革的社会主义运动进程相匹配、这在八十年代的历史发展中已涌现出来了。但它只是涌现,远没有被重视和开掘。按照八十年代的历史条件,这种文化确立的理论条件还不成熟。首先,被知识界命名为“启蒙”“新启蒙”的文化运动,正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席卷而来。对它的理论成果的吸收和对它的历史局限的批判,需要时间和耐心,而八埏年代崛起的学人普遍缺少耐心,因而也显得没有时间。其次,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刚刚缓慢地展开,因而,要建设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愿望,在实践上还有一段长时间要走。第三,在反传统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文化的吸收还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仍是时代的要求,但九十年代因“国学热”兴起更将问题尖锐化了。在任何意义上它都需要明确的建设。人文精神讨论如果要深入下去,第一个问题就是:建设人文精神的基础是什么?

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理论表述,我选择了“新理性”作为它的概念体系的总称。当然,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别称,正象有人用“性和本能”(刘晓波),用“十字架的真”(刘小枫),用“乐感哲学”(李泽厚)来表述自己的理论立场一样。

“新理性”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确立有两个前提,第一,它是针对非理性而言的;第二,它是针对“旧理性”而言的。

寻求人类自身活动的理性规范,它不仅仅是历史事实,而且也是人类的本性。这个断言并无复杂之处。从哲学史的一般现实而言,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构筑人类理性的尝试和追求从所谓的“文明时代”的开端就有了。而西方哲学史上所讲的理性时代,一般而言是讲十七世纪以来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对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用理性审判一切的时代”,“科学不屈从任何宗教世俗的权威,不畏任何集团的私利,唯一服务于实证的结果和逻辑和推演”。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从一般世界观的定义讲,科学理性在历史上有着变革性的进步作用,西方从十七、八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促进了科学及工业生产的进步,使人对自己的信念大大提升。让我们回想一下启蒙运动中熠熠闪光的思想家门的著作,他们对科学与社会进步的信念甚至产生了“人是机器”(拉美特里)这样的今天看来有点荒诞的看法。科学思想之船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西方整整航行了三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在这三个世纪中,科学理性就是整个社会进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关于人、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的一切看法的总和。

对科学理想的怀疑、否定、批判、扬弃、综合是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的重大事件。二十世纪有二个重大历史关切影响了人类思想的进程,即: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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