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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了近20位当前十分活跃的中青年理论家的理论成果。③在这部书中,就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代性问题作出了颇有新见的中国学者的见解。该书提出“回到常识、回到生活、回到理性”的原则,提出,“极左思潮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与人类的常识为敌”。④该书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思想解放的本质联系,提出,“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进程,呼唤新的政治哲学和法治理念的支撑。”提出了中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的目标取向,明确在观念层面确立权利本位取向,使公民在法律划定的界限内有价值选择、行为自由和利益获得的可能性。[2]该书还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启蒙精神的内在的血缘关系,指出了:大胆借鉴国外的政治文明成果(包括政党建设理论),以使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纳入现代文明进程。

以上引文仅仅是90年代末体制内理论家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方向进行理论思考的成果。虽然只还是起步,但也已露出企图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倾向和努力。.这种创新意向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走向不仅是由执政党的纲领,而且也是由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然而,改革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前进。它由于没有现成的理论成果可以借鉴,所以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肩上的担子仍很重。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从苏东解体以后的思考中获得启示。国外最新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注意思想家在思考斯大林社会注意模式的“替代模式”。他们在发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的自然极限”、“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结束和信息时代的变革”、“社会主义的结构范式向价值范式的转变”、[3]他们提出,未来社会主义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克服现实社会注意的三种错觉;集体主义与个人的分歧、国家与市场的对立、社会主义

与消灭私有制的关系。他们认为,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应当用“市场、民主、法制、国家”这样的口号武装起来,否则,就不会有现代文明。[4]有些文章我们看以下标题就可以知道它的思考方向了: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扬与民主主义问题—论新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碓井敏正)、《明天的社会主义》(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哲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等等。从上述引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关于当代社会主义命运的理论思考,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在中国思想界,也已开始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理论活动力量。这一切,是一切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命运的人不能不予以重视的。

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方向的探索相异,中国思想界的另一种声音也颇为值得重视:即在知识界日益成为重要精神现象的自由主义声音。我们目前所见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方面是从各种层面对新老自由主义原则和观点的肯定、宣传;另一方面是对自由主义文献的历文资源的挖掘。这两者相在一起,形成了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不小的浪潮。中国学者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可以说是出于需要的“老调重弹”。一篇文章如市说:

“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人,而且是作为个体的人,它主张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的来源不在别处,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国家的权力基于个人的同意,他们为调整、规范优于单独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让渡了自己的部分权利。”[5]

当然,,这里没有太新鲜的东西。自由主义理念发展了近三百年,无论是英美传统还是大陆(德法)传统,其内涵都已发挥到淋漓尽致。中国学者的任何解说已都不再新鲜。[6]应当说,自由主义是什么,对当代中国学人来讲,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认知的东西,然而,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何在?自由主义能否使中国走主现代化之路?自由主义能否取代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实践功能的历史价值何在?在当代中国,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话题。纯粹地作为一种思想史来谈论自由主义,就如在学院的课堂上谈论任何一种学科对象一样,缺乏它的实践品格。

在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自由主义怪物”的时候,发现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对它并没有一次认真的清理。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历史选择了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在20年代昙花一现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随着自由主义大将胡适的退隐而走向边缘。80年代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是以“启蒙”的名义登堂入室的。可以这样说,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舞台上“自由主义第一次有着一展自己身手的历史际遇—这个际遇走由于激进主义的全面受挫而造成的。

分析这样的历来际遇的成因需要很长的篇幅。我只想在这里指出,历史性的思想运动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创造物。在这里应得着一句老话:规律是无可违避的。有些学者已注意到从描述历史表象到具体地研究现代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客观可能性空间”、“中介性过渡社会”等概念,从而使人们开始注意到“历史的现实可能性”这样的历史哲学问题。

“激进主义的全面受挫”意指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思想进程的社会性特征。这个特征又很有力地说明了:作为思想创造者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受到历史制约的限度是有弹性的。我引一段文字来说明这个观点:“须知立宪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全无可能的,即便到了1905年之后,也还存在着立宪的微弱前景,还有一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从旧营垒中渐次觉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历史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但清王朝却没有一个认识这些条件的人。[7]

纵观现代中国,谁又能明明晰晰地认识到激进主义既合理,又有超过历史限度的不合理性呢?谁来把握这个“度”呢?思想史的不成熟只有让历史的动荡来惩罚了。过激的激进主义主张,把一些可能的历史际遇丧失,把一些历史的合理性丧失,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从原点起步。

以“文革”为标志的激进主义的失败,使自由主义大模大样登堂入室。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本世纪20—30年代思想上综合启蒙运动以来的合理化精神成果,从而使历史走上渐进的路,然而,事实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本来可以在40—50年代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完成一个漫长的过渡期,然而,事实也回答说:不!历史的合理性就在一瞬间与我们擦肩而过。 

我们目前面临的自由注意思潮的全面挺进,不客气地讲,是又一次思想的“激进方式”的出场。这是一种忘乎所以式的历史运动的回光返照。只要看看本世纪20—3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一觉醒来就时髦地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一样,今天的不少人以“个人”、“自由”、“权利”、“公正”等口号身称自己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它的出场是以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演变”的受挫为历史性前提的。当然,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一切对此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人,首先应当检讨的是:历史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而不是走到另一步?稍纵即逝的历史条件是如何未被把握的? 

目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实在是勉为其难的。批评者认为目前学界鼓吹的自由主义其实并没有实行自己的原则,它导致的是专制和不平等。[8]自由主义以“经济活动不得干涉的名义”,捍卫并造成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着经济活动的最大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实。“自由主义站在当时社会最强大的势力一边,而不是站在社会公正和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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