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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渴望堕落,对极端的市场主义与“解构实践”推波助澜。但由于社会的中心和主流确立仍不是极端的市场主义者所渴望的那样,这批知识分子也具有同样的被“边缘化”的心态。 

进入21世纪,从中心挤向边缘已成为文化界的一个时髦的话题。八十年代的中心是在“反文革”的旗帜下集中起来的各个阶层的知识群体。而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市场”将这个以意识形态情结集合的群体彻底地瓦解了。知识群体分化了,分化不仅表现在职业的重新选择上,而且表现在深层次的观念上,在人文知识界谁都没有系统的现代准备针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的结合作出反应。正如我们现在见到的那样,最恰当的描绘是在迷惘和各取所需的混乱之中重新组合。而且,这个组合将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当前人文精神的讨论就很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精神上的混乱。我们且不说连对人文精神的讨论都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是多么可疑,就是就主张人文精神的一方来讲,也并没有办法诉说出人文精神的背后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表态中,人文精神与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的分析脱离了,与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脱离了。这不是有意的脱离,而是无奈的疏远。因为就当前人文知识界而言,做到这一点需要社会——哲学——历史的分析。 

处在当前这种过渡形态的社会历史关节上,我们诉说的知识分子从边缘向中心返回并不是仅仅指投身到市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去实际地从事建设和改革,而是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没有权力回避当代中国。

必须而且一定会返回中心,不是这部分人返回就是那一部分人返回,不是这一代人返回,就是下一代人返回。因为历史任务太巨大了。历史将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就这一点而言,任何个人的态度对历史进程都是无足轻重的,历史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它必然要求对此作出回答。当然返回中心并不是指某一个社会角色的认定上(如获取一个重要的职位),而是指知识分子自己的精神状况而言的。更多地怀抱着道德激情和社会理想,对中国的当代命运苦苦关怀的知识分子与那些玩世不恭的“顽主”和自称为“无赖”的写作者不同,中国对他们来讲永远是一个情结。他们当中一些怀抱着道德理想的人,最终会完成从经典的社会主义者到现代社会主义者的转变。 

不用讳言,在中青知识界,不少人已不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当代中国的人文理性的建设是无法脱离社会主义这一土壤进行的,而更主要的是,对一些人来讲,社会主义并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推动中国迈向现代历史的运动。从这个角度看,人文理性的建立不仅最符合历史现实,从最具有合法性的层面看,也应涵盖当代社会主义信仰系统的确立。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了这一当代中国现实的人文理性和抽象的人文精神。所以,中国的文知识分子的返回中心,面临的第一问题是信仰的确立而不是方法的确立,是理想重审而不是知识的重审。就当代信仰而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命运的估计和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的估计。这两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人文知识界,已经到了不吐不快的地步。在上文中我们已初步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在人文知识界讨论它。 

从边缘朝中心的返回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要在当代人文精神重建的工作上有所作为。人文学者一般而言不可能直接影响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过程,但它在深层面上却对民族文化的精神历程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要专注地做到这一点,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文性应当大大提升。以往的学科分工没有造成所谓的“人文学科”的专门性研究,比如讲:文学、文化、价值、道德,社会、信仰、方法、逻辑……这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新的人文理性问题,就不存在一种已有的分工能去解决。对中国学术界来讲,真正困难的也在这里。这种通才的要求在目前的学科分工中是不可能形成的,而且,历史也没有造成这种人才的机制,对当代中国的人文建设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历史任务这么繁重,而人文知识分子群体从实际上看并没有真正形成,我们有的是各个学科,甚至是分支非常专的学科方面的专家(如红楼梦专家,西方科学哲学史专家),但并没有法国百科全书式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的理论家式的,甚至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思想家式的人文理论家。传统的历史形成的分工萎缩了知识者的应当具有的广阔的心灵。近二、三年形成的文化进程虽然有打破学科分工的苗头,但是,它在相反的方向上,将人文学者导向更加远离生活和社会,因此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重大的人文理论问题,应当由这样一些人——一些有全新的知识结构与宏大的历史抱负的知识者去提任,也就是说应当由思想家型的学者来担任。 

所以,与一些人对市场经济到来后对知识者的分工世俗化的赞颂相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迫切要解决的严峻的问题。市场经济越发展,人文学者的综合性要求,思想家型的要求越严峻,这就是当前的现实。调侃这个历史使命只不过是一种自嘲式的放弃,与历史发展无济于事,无关紧要。 

说到底,返回中心是一种自我返回,一种抵抗心灵的自我放逐,一种面对问题的勇气与面对历史的责任——而不是别的什么。

人文理性的建设在当前新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下,是全新的一个历史机遇。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米歇尔·罗卡尔说:“现在只有两种意识形态产生于本世纪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它们就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种尖锐的坦率的提问前,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不能也不会再沉默和等待了。没有别的任何选择可以令中国知识分子回避这样的提问,该轮到中国学者自己言说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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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联书店”出版的《公共论丛》

[1] 黄力之《当代审美文化史论》关于先锋试验的论述

① 1991年4月22日《解放日报》

② 张显杨《论改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文选》下册P66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

③ 《世纪脉搏》,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④ 同上书,39页。




[2] 《世纪脉搏》183页。

[3] 《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遍,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180—185页。

[4] 同上书206页。

[5] 徐友渔:《新世纪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诠释》,《文化中国》1997年3月号。

[6] 陆剑杰《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7]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P287—289页。

[8] 《天涯》1999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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