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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也就是说,对待启蒙时期的反封建遗产我们并不需要一味地拒绝。既然市场、股东、银行、信贷、期货……这样的“经济怪物”都是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而且此种形式可以被现代社会所完全接纳的,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观念体系的合乎理性的部分,不也是可以被我们吸收的吗?既要被吸收,又要被拒斥——这是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命运,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还不可能具有现成的、填补空白的文化结构性功能,也不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外来的怪物,历史仍然需要新的综合。 

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进入九十年代,当自由主义的声浪开始低落,中国知识分子怀着民族主义情绪抵御西方中心论的霸权意识时,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又回到了本世纪初的历史关头。所不同的是,这次选择是在自由主义在西方遭到合法性怀疑,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历史性的挫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而又无法抵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二十世纪末。 

社会主义从一方面说,这是一个现实,从更深的理念上讲,当代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自由主义所代表的私有制度以及它所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必然的霸权意欲,遭到更多地怀抱大同理想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抵制;保守主义又是不可行的,它没有现代资源可以使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而社会主义尽管遭到重大挫折,但它怀抱的为绝大多数普通人谋利,为社会公正和健康发展提供机制的理念,是不会过时的,问题是,当我们告别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之后,在政治——经济——社会开始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以市场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有必要考虑在这个基础上的文化重建。我们没有先例。我们能写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式的“当代新社会主义文化”的纲要吗?市场经济无疑是鼓励竞争的,无疑是鼓励人员在更大空间流动的,无疑是鼓励在不妨碍他人幸福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幸福的,无疑是强调在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的,在这个基础上,无疑是鼓励适度的消费和社会性的休闲的。“市场”,特别是发育不全的中国特定的市场,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原始的贪欲,道德的失落与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色情文化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金钱至上等等……,但是社会主义原则又坚决排斥这些社会性的瘟疫,社会主义提倡和鼓励集体主义,提倡和鼓励健康的精神文明与人与人之间的新的互助、互利的关系。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与市场经济匹配的所有的精神道德范畴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今天,在被我们熟知的社会主义框架内,将适度引进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观念体系,并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框架内,将适度引进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观念体系,并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其创造性和困难性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当前人文精神讨论中的反物欲主义的主题,仅是未完全展开的建设新的理性——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苗头和信号。 

本文的任务不在于全面阐述新社会主义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而是企图描绘一种可能的文化进程,即在市场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可能性,而且也不在于分析这种可能性的全部,只是企图说明了新的理性精神建立的可能具有的文化背景。这个背景的建立需要我们确立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前提:资本主义与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相互关系正确定位。列定曾指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要造就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要求俄国要尽快实现电气化,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积极成果。这就是列宁所开列的两个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一个是,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人国电气化,一个是,“乐意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无疑,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完全决裂的那种社会主义,相反,这是包括教育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都是应该吸收的社会主义。 

进入21世纪,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进程,在技术和管理层面上向现代资本主义的学习已经开始,但我们并没有理论上充分重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正是在这个交流、对话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有超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观,是开放型的,在某种环节上与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相区别(当然相联系)的文化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即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为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类似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在总的改革的方向和文化发展的内涵上遇到了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利己与利他等等。在理论上不为健全的个人观定位是有悖于当代社会的合理进程的。当社会进程通过奖金对个人贡献的奖励,通过联产承包,对个人贡献的认可和对发展自己的鼓励全面激励全社会的健康发展时,我们文化观中在理论上却不承认个人的位置,这在理论上是极其危险的。这只能使真正渗透了铜臭的“个人至上观”冒充新的社会文化的内涵。现实已是这样。由于文化理论建树的疲软,人们无法在观念上区分积极的健全的个人观与自私自利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观”,使极端个人主义观念在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中泛滥。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价值内核的重新确立并不是新的社会文化观的全部。应当要有明确的理论界定来代替“阶级斗争为钢”的文化观;而在另一方面,应当以民众的日常的,健全的生活观代替政治生活观。这又是一个应于以下理论考虑: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必然地带来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的扩大和公民社会的形成,带来非政治领域的广泛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大众化(包括消闲、娱乐、交往、学习、健身等等),重视这一领域,不仅是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有内涵,而且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崇高目标。 

要面对这样一个使命,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自身的重新定位。这个定位分二层次:第一,从恐惧“市场”到正视市场并从历史发展的合理的角度介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建设各个层面。关于这一点,人文知识界普遍思想认识不足。这种感觉除了被市场带来的现实经济效益挤兑到一边,还有对市场到来引发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审美观、价值观、生活观)越发茫然。这种茫然更多地是从计划经济体系的受益者的立场出发来定位的。而十五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进入市场”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成功的重大事件,它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进步有目共睹,肯定地讲,由“计划”进入“市场”,对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将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知识分子来讲,由计划体制法定的方面定位(如不管你能力如何,贡献大小,被一朝分配到某高层机关,你就具有众所瞩目的地位)所能带来的被“尊重”、被“敬仰”、被“重视”,将逐步由通过竞争的能力来确定,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没有理由来指责由“市场”带来的角色的重新分配。第二,如果说,由于对旧体制一些弊端的留亦而毫无原则地恐惧市场,是当前知识分子的一种需要重新调整的心态的话,那么从对旧体制的合理性的恐惧转而毫无节制地拥抱市场则是另外一种需要调整的心态。一些本来对纪律、计划、道德理想、利他主义……这些“陈腐”的“条条”心存不快的人,利用“市场”带来的秩序调整,躲避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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