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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聚焦视点下的"后现代"修辞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28
官方-民间,主体-附属这样简略的划分来勾勒中国现代社会的面貌,所以其论述框架基本是在现代化论的变通范围之内,这与人类学家对历史的关注点显然大有差异。(44)   

  中国一些人类学家恰恰是通过对基层传统运作机制的再发现,以挑战西方命题所规定的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论述,其阐述理路并非要争夺现代化要素在中国历史中是否早已存在的历史优先权,而是要论证"传统"作为某种符号和象征的存在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线索的命定式控驭之外对社会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支配作用。因此,"象征人类学"一度在中国研究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导引角色。而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却恰恰把对"传统"的关注仅仅与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程度的关切联系起来,其区别仅仅在于当代中国史家虽然承认"传统"不应仅仅作为政治现象解释的附庸,但仍并没有把"传统"的作用与反思政治对它的支配过程区别开来加以独立对待,这正是中国史家较容易接受国家-社会模式的潜在思考背景。   
  "象征人类学"的思考进路与传统"地方史"研究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地方史"研究往往脱胎于"现代化叙事",其研究指向是反对仅仅在宏观层面上解释现代化的进程,而并非要质疑现代化叙事的合理性。"地方史"的认知前提是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情境复杂多样,仅仅在大叙事中解读其变化多端的整体状态是不够的,应该把它置于相对狭小的地方单元中加以把握。然而"地方史"的总体逻辑仍遵循现代化叙事下对民族国家即有权力支配关系的认同。而秉持"象征人类学"理念的一派解释,则希望从根本上质疑民族国家所采取的现代化策略,或者通过强调地方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的正面作用而颠覆现代化仿佛不言自明的正当性逻辑。所以其研究取向即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范畴,至少也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强烈影响。一些被认为属于"后现代"性质的作品也相当广泛地采用了类似的诠释方法。如杜赞奇在提出"文化的权力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时,虽然在界定网络的涵义时强调其内容是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45)而在定义"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时则明显突出了其"象征"的涵义,"文化"被指为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结交织维系在一起。这些组织攀援依附于各种象征价值(symbolic values),从而赋予文化网络以一定的权威,使它能够成为地方社会中领导权具有合法性的表现场所。(46)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一些有意运用"象征人类学"方法的史学著作被引入中国学界时,却往往会被误读为与国家-社会二元框架相仿的政治史研究路径。如对杜赞奇有关华北研究的"阅读史"即是如此。杜氏所关心的是中国地方社会中的"文化"因素如何塑造出了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品格。但在杜氏的观点被国内社会史研究所大量引用时,除个别学者外,杜氏作品中的这一层涵义却往往隐而不彰,其研究常被理解为一般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分析,从而变成了国家-社会二元框架的一种补充解释。(47)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叙事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批判性质疑被引入中国史学界之后,虽然离位居主流尚需时日,不过毕竟与久居主流的"现代化叙事"形成了截然二分的对立关系,有助于克服中国史界与政治意识形态长期无法区分的弊端,增强自身的反省与批判能力。但"后现代"叙事也往往容易忽略对基层"文化"传统进行过有力塑造的现代化过程作为支配性因素所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包括政治与社会的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因为刻意强调对现代化后果的抵抗意义,所以较容易过度强调了"文化"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却有可能仅仅把外部强加的现代化过程统统作为负面的因素轻率地予以处理。一个总的印象是,在一些"后现代"的史学作品中,对国家上层政治运作的描述往往是相当模糊的,处理得也相对草率。   

  与之相比,中国社会学界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却是在"口述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社会学家曾制订了庞大的研究计划,准备对中国五十年代开始的土改运动进行广泛深入的口述采访,借以分析其与主流叙事不同的更深层的"异类"表现形态。在访谈过程中,他们十分注意区别普通民众对一些"历史记忆"的删除,与"国家记忆"对民众思维的塑造这两个不同的方面,重构了国家意识形态权力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场景。"口述史"研究者注意到,在土改过程中"诉苦"与"权力实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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