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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贪官到清官——论中国人的“清官情结”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1-1
  从贪官到清官——论中国人的“清官情结”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梁启超
  
  2001年的时候,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可算是一位政治新星。在当年的十月,薄熙来先生和一班官员到北京大学与北大的学生们进行会面座谈。不管怎么说——薄熙来先生是以省长的身份也好,以长者的身份也罢,或是以北大曾经的毕业生的身份重回母校和学子们交流——这都可以说是一件好事。然而,当我们看到《中国新闻社》记者罗冰先生写的一篇报道时,我们就要倒足胃口了。这篇报道是这么写的:
  “来了!来了!薄省长!薄省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二年级女生徐淼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喊着。
  这是十月十九日下午,辽宁省省长薄熙来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北京大学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大厅时出现的热闹而喜气的一幕。从下午一点多钟开始,三五成群的北大学生们就陆续赶到这里,为一睹这位辽宁新省长的风采。
  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的徐淼,背着书包、带着照相机。她说:“就是想来看看薄熙来省长,他很帅、很有风度,很让人佩服。”
  她说,三、四天前,北大三角地的告示板和宿舍楼里就贴出了《启事》说:薄熙来将到北大与学生座谈,同学们闻之都奔走相告。这几天,她和同学们都盼着能见一见薄熙来这位新任辽宁省省长。
  本来在与学生座谈之前,是辽宁省与北大签署合作协议的仪式,可是一些同学们等不及了,纷纷挤进了签约现场。
  签约结束,北大副校长郝平宣布说,下面,薄熙来省长将要在新闻发布厅同辽宁籍学生会面座谈。闻听此言,守在签约现场的一群女生发出了“抗议”:“怎么?我们别的省的就不能进啦?!”说着,她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冲向了会场,却还是晚了一步棗偌大一个新闻发布厅此时已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当薄熙来率辽宁省各市市长走进会场时,刹那间,只见全场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原来学生们都事先带来了相机。一位北大政治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生与同寝室的同学都来了。这位老成稳重的男生也颇为激动地说,他很敬佩薄熙来的口才和亲和力,所以特意赶来,想和薄省长当面对话。
  “尊敬的薄熙来省长,您很有个人魅力,我们很荣幸能在北大校园一睹您的风采,请问,是什么驱使您到北大来寻求合作?”
  “您看中了北大学生的什么?请问,您用什么优惠政策把北大学生吸引到辽宁?”
  “您做为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二十年后的今天又回到北大,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
   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许多次是几个同学一齐站起来抢着提问。对于北大学生们的问题,薄熙来都谈笑风生地一一作答。
   面对这群朝气蓬勃的大学生,薄熙来感慨地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和大家在一起很受感染,彷佛自己也变得年轻了。他说,辽宁做为老工业基地,做为沿海开放省份,正在重新崛起,辽宁正以非常开放的姿态吸引四面八方的人才,希望同学们毕业后到辽宁去创业,去大展宏图。
   时间过得飞快,傍晚六点钟了,北京城已是华灯初上,室内的座谈仍然热火朝天。
   原定半个小时的座谈会足足开了一个多小时,许多同学仍然不愿离去,纷纷走上前请薄省长签字留念、合影留念。
  (以上所引来自中新社北京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电)
  
  看了这样的报道,我们有没有恶心的感觉到自己吃了一只苍蝇?有没有恍惚的觉得时代倒退了四十年?
  这样的报道还有很多,基本上在某领导视察某地工作时,就会用上。一般来说,这样的报道里面,会经常性的出现以下字眼:描写领导用的是“迈着轻快的步伐来了”、“语重心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亲切交谈”、“重要讲话”等等,描写民众用的则是“纷纷奔走相告”、“纷纷回答”、“兴高采烈”、“依依不舍的围在领导周围”等等,描写气氛则没有那么大的想象力,一般只用“热火朝天”和“座无虚席”,最后当然是皆大欢喜,因此一般会用上“洋溢着灿烂笑容”。
  
  近年来,国内的贪污腐败现象几乎遍地开花,民众们(这些人一般喜欢自称为“小老百姓”)自然是深恶痛绝的,因此,当一些描写“清官”的正义行为的片子出来以后,马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并且成了热门话题。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对贪官的痛恨全部消解在了一部又一部的“清官”影视片中。从《天下粮仓》到《黑洞》,从《宰相刘罗锅》到《风流才子纪晓岚》,从《忠诚》到《生死抉择》,再到《大宋提刑官》,古今清官们体现出来的公正廉明、克己奉公的精神,带给民众们莫大的审美喜悦。譬如《生死抉择》一经放映,立刻引起了轰动。一位影评人是这么描写其中的主人公李高成市长的:
  “在风口浪尖上,他为了守住这一条(道德)底线,奋起与贪污分子作斗争。”
  显然的,一旦联想到现实中的那些王八蛋市长,那些用MBA知识来管理情妇的市长,在对照人格完美的李高成市长的凛然正义时,“小老百姓”们什么复杂的感情都出来了,悲怆、敬仰、渴望、向往……
  
  有一次,我和朋友谈起我们这个社会的“清官情结”,我们突然忍不住的相视而笑。我知道,在我们笑容的背后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成分在里面,就像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笑是一种“带着眼泪的笑”。在那一刻,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作为子民和奴隶的辛酸。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不过两种,一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两种时代,按照我所认为的“清官情结”来理解就是,前一种是“清官出现了的时代”,后一种是“渴望清官出现的时代”。这种理解的结果自然很让人伤心,但我认为这是实情。
  贪官污吏泛滥的时候,“清官”的高大形象就彰显出来了。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清官”,与其说是真人真事,不如说是一种虚幻出来的精神麻醉。它是一种道德寄托后的产物——社会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清官”身上,期待着能够出现一些人格完美的“清官”来“为我们主持公道啊”。古代和现在的舆论都在宣传“清官精神”,并且在影响着民众,民众又因为现实中的贪官太多太贪婪,而迫切的需要这种“清官精神”来自慰一下,两者一拍即合,于是乎,“清官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到现在的一条线索,“清官情结”也是中国人众多的“情结”之一。
  
  正因为清官们身上都有着一股献身精神——正所谓“心里装着全体子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因此需要宣传,正因为要宣传,因此当然是调门越高越好,这样,古今清官们身上很多的“另一面”就都被我们忽略了。我只拿包拯和海瑞这两位古今闻名的清官来说一下。
  史书中记载咱们这位包青天:“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宋史·卷三一六》)没有和任何人交往,也没有任何书信的往来,因此,包拯是一个“空空”的人,他仅有的内容就是怎样的献身,怎样的让自己身后的名声更加的清廉。他还曾对他的子孙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坟墓)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如此刚愎自用、毫无人性的性格,自然会延伸到他的执政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包青天”的影视中,咱们的这位“青天大老爷”的额头上总会有一个镰刀形的“月”,因为在能见到所有关于包拯的原始记载中,从来没有这一点。显然,这种“明月高悬”的附会是后人的一种“强迫性的幻象”——由于“清官情结”的作祟,后人们“强奸”死去的“包青天”,硬生生的把那个“月”贴到“包青天”额头上,当成一种标识,以显示清官乃是与众不同的,“包青天”额头的“月”正好供我等“小老百姓”以仰望。
  最有意思的一个“青天大老爷”自然就是海瑞了。正史中描述的海瑞是个圣人,但是,我在明人姚叔祥所记的野记《见只编》中却看到了这样的细节:
  “海忠介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
  海瑞的女儿因为接受了仆人的食物,礼教中毒的海瑞对女儿说:“女子怎么能随便接受僮仆给的东西?你不是我的女儿,你必须饿死,才称得上是我的女儿。”最后,他女儿七天不食,活活饿死了。在清人周亮工的《书影》、明人沈德潜的《野获编》中都有海瑞逼死女儿的记载。
  与其说海瑞是个人,不如说他一台乖张的教条机器,在他脑子里,只有礼教的教条和信念,而没有鲜活的生命,他的女儿只不过是他实践礼教教条、赚取更大清廉名声的贡品。他这么要求自己的女儿,也这么要求自己的,不过在他对自己的要求之中,又掺杂了非常多的表演成分,十分的富有戏剧性。
  当时的官场的有一条“潜传统”,即:如果官员因为谏诤而惹怒皇帝,获刑而死,那么他的名声就能流芳百世。不过,当官的人都是很狡猾的,生前的富贵和二奶都享用不尽,谁要白白的去送死,以获一个虚名?当然,有一些官员马屁拍到了马腿上的时候,也就只能将死就死,“威武不屈”一番了。不过我们的海青天却刚好在另一个极端,他简直是活的不耐烦了,不断的找死。
  最找死的例子,莫过于在明世宗四十五年(1565年)二月的时候,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的一封史无前例的奏疏了(《宋史·海瑞列传》)。
  在这封奏疏里,海瑞一面谨守人臣的本分,一面大骂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还用了好几个“陛下……过矣”,并且表示这些“过”都是可以改的,只要皇帝“一旦翻然悔悟”,“过”的改正也只是在“一振作间而已”。
  在当时的社会,居然有人有胆量向皇帝说他不配当皇帝已经很久了,这可真是奇闻了。因此,就这封奏疏而言,海瑞的勇气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的做法却又充满了“罗素悖论”。譬如他在谏诤时就已经买了一口棺材,准备“待罪于朝”,这也说明他深深的知道,他的奏疏绝不会令皇帝“翻然悔悟”,更不会收到丝毫的成效,他的这么做的结果肯定是死,而且会死的很惨。既然这样,他又何必干这种蠢事呢?
  这件事的后果自然是海瑞被逮捕入狱,寻移刑部,判处绞刑(关于绞刑的判定也是颇费周折,《大明律》的编者估计做梦也没想过会有人骂皇上,因此《大明律》里并没有规定骂皇上者该判什么罪,后来才胡乱的给海瑞安上了“绞刑”),但是幸运的是,在海瑞还没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嘉靖皇帝就死翘翘了。有一天,狱中突然设酒肴款待,海瑞以为这是临刑前的最后一餐,于是他从从容容的吃喝。狱卒告诉他,皇帝已经驾崩了,他明天就被释放了。这时海瑞的的表现十分的富有戏剧性——他大恸,吃进去的食物全部呕吐出来,还“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
  需要这么激烈吗?他早说过嘉靖皇帝不配做皇帝,并且对“陛下翻然悔悟”根本不存在任何信心,因此,他这时的激烈的行为就只能是舞台上的表演了。
  海瑞的一生是充满戾气和表演的一生。他的戾气是一种“螺丝钉精神”,他要在这个严酷的帝国体制中做一颗牢牢紧钉着的螺丝钉,戾气不足,他的表演天赋又迅速跟进。他晚年的悲愤其实是源于他的困惑:一个人,一生忠心耿耿的为帝国服务,身体力行,可惜帝国仍然因为不理解而放弃了他,谁不会困惑呢?
  “清官”在历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贵”,还源于中国的官僚体制其实是一种“淘汰清官”的体制。在中国的官场上,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恶无法与现实“潜规则”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很难保持清廉。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一语道破了这种官场上的“潜规则”:
  “(中国的官员们)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
  海瑞便是这一套“潜规则”的牺牲品。他在这场“无物之阵”中,到处遭创和碰壁,越是碰的头破血流,他越是要通过极端的“找死”、狡猾的表演来证明自己的清廉,最终终于走到人性极度扭曲的地步。因此我说,不管是对于清官还是对于中国的官场,我们都不该寄于太多的希望。
  
  不过,我倒想说说两位外国的“清官”,从中外的比较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我想说的一位是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一位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市长斯帕克斯。
  施罗德在就任德国总理期间,堪称是个贫穷总理。他那二十多万欧元年薪的只是等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另外,他还要支付前妻的补偿费,还要交纳昂贵的房租,他的房东并没有因为他是总理而放弃“割血”的机会,他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总理身份而放弃“侃价”的权利。德国政府给施罗德配的防弹轿车并非是私人财产,用了要按规定交费,施罗德当然不愿意支付这样无谓的费用,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有趣的场景:施罗德开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车,紧跟在后面的是防弹的豪华轿车,里面是他的保镖。再比照中国的现象就更有趣了,中国现在每年公车消费金额达7000亿元,是国家投入教育经费的2倍以上,如果这些钱摊派到十三亿人的头上,每个人就要花538块来买单。
  比施罗德更惨的是美国的市长斯帕克斯。前一阵爆出的一条消息是美国警察到当地一家脱衣舞俱乐部查黄时,逮捕了脱衣舞俱乐部的“看门人”,后来审讯发现,这位“看门人”竟然是他们的市长大人!这位潦倒的市长给人家看门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他称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家的餐馆生意萧条,家庭收入入不敷出,只能靠当兼职门房补贴家用,缴纳自己的医疗保险费(这条消息如果被中国的贪官看到了,估计要笑死)。我认为斯帕克斯依然是一位清官,因为他并没有收受贿赂,也没有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在他给人“看门”时,他的身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而已。
  事实上,仅拿施罗德和斯帕克斯来比照中国的贪官,进而认为他们俩很清廉,这样的比照其实是架空官场文化的牵强附会。正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如果施罗德和斯帕克斯在一个没有新闻监督和权力制约的环境中当官,我完全相信,他们也许会变得更加的暴虐或者更加的贪得无厌。这一点,在某些跨国公司的那里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一个充满着“清官”氛围的文化是一种奴隶的文化,“清官文化”在奴化和腐蚀着那些不自觉的人们。我认为要分清一个社会是健康还是病态,从公民们对待官员的态度这一方面切入,可以说是个突破点: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官员只是一种“必要的摆设”,他们的作用就像一个花瓶,虽然没他们不行,但是他们的贡献和破坏都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他们愿意兢兢业业的作好本职工作,这固然值得鼓励,但是如果他们要破坏,在制度的制约和“透明化”的监督之下,他们所能的“发力”也十分微弱,而且很快将无处遁形,民众们从来都不会吝惜于向他们投掷自己的无情,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清官”的出现成了必然,毫不希奇;在一个病态的社会里,“清官”是以一种偶然的身份出现的,正因为偶然,他们比熊猫还要“国宝”,干出什么业绩了,“小老百姓”们马上就大呼“英明”、“万岁”,如果不小心“光荣的牺牲在岗位上”了,铺天盖地、肉麻兮兮的讴歌简直让人想作呕。
  今天,中国的反腐陷入了极大误区。在法律方面,“替死鬼”和“干体力活”的被判的极重——死刑和无期徒刑,“老大哥”和“打招呼”的则被判的极轻——写“以后不敢了”、“请党和人民相信我”之类的废话检讨;在宣传方面,某些“媒体喉舌”和影视作品,都在不余遗力的去宣传“清官精神”、“螺丝钉精神”,不管这些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我都认为这里面都有着极强的愚民策略——我不明白,我们的大部分公民,为什么这么蠢,这么这么喜欢空谈道德,这么痴迷于“德法兼治、双管齐下”?难道我们不知道避开了宪政与法制,而去从道德上要求那些当官的公正清廉,最后的结果只会流于腐败的横行吗?这样的例子还少吗?难道我们还要一天到晚的喊口号过日子吗?老实说吧,如果我是当官的,我的“小老百姓”们的脑袋这么“万古纲常”,这么喜欢去配合这些傻逼宣传,巴巴的渴望清官,那么,老子照样要贪。
  “清官”是不可靠的,更是不可盼的。梦想着通过道德教化、宣传感召的方法,来产生清官,然后大呼“青天大老爷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这样的结果只会让这个社会陷入更大的愚昧和不可救药的境地。与其如此,还不如通过宪政法制和新闻监督来实现反腐和奠定社会的民主根基。在贪污腐败的前方有两条路:一条是求神拜佛,盼望人格完美的清官赶快出现;一条是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宪政与法制为根基的社会。何去何从,自不待言。
  
  写于8月25至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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