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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布雷日记看其晚年心态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4-18
 [摘要]陈布雷之死,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大疑案。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争论不休,主要说法有“和谈尸谏”、“臣为君死”、“油尽灯枯”三种。通过对陈布雷日记的研究,发现三者均不成立。第一,陈布雷对于共产党始终抱敌视态度,反感和谈,绝不会为此“尸谏”。第二,陈布雷绝不是丧失自我、既忠且奴的幕僚,对于为蒋撰稿深感痛苦和怨愤。第三,他患“政坛恐惧症”却又欲罢不能,症结在于经济状况极其困窘。他自杀的真实原因是“党国要人”面对“危局”,不能患难与共,反生离异之心,令他无限忧愤,抑郁症大爆发,遂决定“从一而终”。
  [关键词]陈布雷;日记;忧郁症;死因
   
  陈布雷在正式追随蒋介石之后,就和当时的许多高官一样开始撰写日记,几乎没有间断过,直至临终绝笔。他自杀后,原件完整地保存在家,“文革”中被抄走,幸亏未曾散失,现由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在中华民国史上,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为信任、可以施加影响的极少数人物之一。但由于个性和工作的特殊性,他极少抛头露面,一直给人以神秘的印象,最后在“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突然自杀身亡,更为自己和民国史增添了重重迷雾,引起了人们对其人其事的持续关注,而且众说纷纭。其中,关于他的死因最具代表性的解释有三:一为“和谈尸谏”说;二为“臣为君死”说;三为“油尽灯枯”说。总之,三者都是出于对陈布雷晚年心态的分析,又都没有什么足以支撑其说法的确凿证据。而日记,正是作者内心奥秘的连续自白,所以也是破解这一疑案的最真实、最确凿的依据。笔者蒙陈过先生惠赐其父日记的全部复印件供本人研究,结果发现,上述三种说法均未切中要害,甚至相去颇远。因此,本文拟以陈布雷日记为据,探讨其晚年心态,进而解开这个政治意味十分浓厚的人生之谜,为中华民国史提供一份可信的资料。
  
  一、“和谈尸谏”说
  
  “和谈尸谏”说,出自长期侍从陈布雷的副官陶永标之口。他认为:“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休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但没有听从,而且事后对他表示不满和愤懑。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以示自己之忠蒋,免得蒋介石猜疑。当时有一家报纸认为,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陶永标从1929年起随侍陈布雷,陈死后又照顾其夫人王允默女士,直至她去世,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说法可靠,因为陈布雷在日记中明确表示对于和平谈判的反感。他曾感叹:“报载合众社离奇之报道甚多,甚感‘新闻自由’四字被滥用之可悲。如谓苏联特使非正式人员向我方提请调解剿共战事;如谓司徒(雷登)亦主张和谈;皆捕风捉影之说也。”他对“剿共”战事则表现出休戚与共的关注:“日内豫东战烈,鲁东亦激战中,大局安危所系,惟祝我将士之努力杀敌也。”(1948年7月4日)“阅各报,知兖州战争激烈,太原外围匪势亦猖獗,前方将士作战之艰苦,可钦可念。”(1948年7月14日)“辽西、鲁东及华中战事渐趋激烈,甚望国军能坚定勇劲,予奸匪叛徒以打击。”(1948年9月17日)综观陈布雷晚年日记,他从未有过“和谈”的念头。
  陶永标接着又说:“十一月八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发表演讲,严厉痛斥主和派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明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战斗到底的决心’。在也有这种看法的陈布雷听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殚精竭虑追随蒋介石二十年、自尊心极强而旧式士大夫思想又很浓重的知识分子,对蒋介石这般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认为,蒋介石的表态决定了陈布雷的最后命运。也许就在这一天,陈布雷才最后下了自杀的决心。”
  但查陈布雷当天日记,则谓:“总裁亲临主席并致词,分析东北失陷后之局势并及经济改革等,勖勉同人务必作持久奋斗之决心,言词慷慨,约一小时始毕。接开中政会例会,报告及通过例案各一件。何、王两部长报告后,各委员对于我国对苏关系有热烈的检讨,主张均极激烈,独于右任先生以为今日应以军事为重,外交可从缓,商议余与兰友撰发新闻稿。至二时十分始归寓午餐,餐毕小睡,至四时许起。七时,圣芬携演讲词来,为斟酌修改。”由此可见,陶永标的看法纯属妄断臆测,无稽之谈。况且,陈布雷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还说:“傍晚觉体力心力不支,不能不作短期二三天之休息。”怎么可能在三天之前就“最后下了自杀的决心”?
  近期以来,社会上颇有陈布雷“同情共产党”的说法,其实并非如此。他对共产党虽非深恶痛绝,大体上只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以割据势力视之。但他对共产党始终抱持敌视态度,则是确定无疑的,哪怕是亲生骨肉也不例外。
  1947年9月26日,他的季女、地下党员陈琏(怜儿)在北平被捕,其兄陈过(皋儿)急忙写信向父亲求救,陈布雷在10月7日记载道:“接皋儿来函,对怜儿事观察隔膜,要求余速为设法。其实余正在调查实际情况,如其情节轻微,无须着急,否则,以余之立场,亦无法过问其事。”也就是说,倘若陈琏被查明真是共产党员,那只好忍痛割爱“大义灭亲”了(幸亏陈琏坚强机智,不曾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才免于一死)。还有他的五子陈遂(明儿),194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暑假回上海与父母团聚,闲谈中偶然提到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共产党的深得民心,竟使陈布雷心痛至极,在日记中连着三天写道:“明儿发言激越,不讲理性,可见北方学风恶劣,真是魔窟也。余老矣,不复能拯救儿辈,明儿他日阅之,当知余心痛极矣。”(1948年7月29日)“昨夜睡眠充足,然心中郁结未解,神思不快,畏与宾客酬酢,乃至不欲与明儿交一语,至中午惆怅更甚。念天下之至痛,孰有过于父子见解相背驰者,况明儿幼时,为我所晨夕教导以成者乎?”(1948年7月30日)“今日对明儿仍不无怏怏,未肯假以词色。揆以父子不责善之义,殊不知何以自处,然时代如此,事势如此,余亦何能免于心里痛苦耶。”(1948年7月31日)“亲不亲,阶级分”,陈布雷的“党性”,真是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所以,像他这样冥顽不灵的“党国要人”,绝不会“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的。
  
  二、“臣为君死”说
  
  “臣为君死”说,见于《蒋介石的幕僚》一书。作者认为:“从陈随从蒋二十二年的历程看,他的人格心态及其外显行为是一贯的,忠君报国到以死报君就像一根线条,由细到粗,由浅到深,贯穿于陈的内心世界,极为符合他的心理过程。”因为“蒋以诸葛武侯之名相勖勉期许,实在是知之最深,淡泊为其立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淡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以能坚韧不拔,这深合陈布雷的为人原则……足以把陈推向为主拼死效劳的前沿”。
  长期以来,这一观点也颇有市场。然而,陈布雷在1945年《新春杂记》中写得清清楚楚:“世人视我为愚人亦可,诋我为孤僻为骄傲亦可,甚至斥我为庸妄亦无不可,然切不可以清静宁谧誉我,盖 此正我之短处。问何以能宁静、能淡泊无竞?则请试观学校内、家庭内之弱儿,往往训谨无哗,故此仅为我幼年时代身体衰弱所养成之一种习性而已。如有人问我自视为何等人,我只有一语曰:‘草草劳人’。”(1945年1月1日)这一番话,不啻是对蒋介石赠言的极大反讽。
  陈布雷对于自己的评价,岂但诸葛亮,连唐代贤相陆贽也不敢高攀。抗战期间,他曾问老同学裘由辛:“如果我一旦死了,你会怎样评论我呢?”裘的评语中有如下四句:缠绵故国之思,感怀知遇之报,虽才非葛侯,实情同陆相。陈布雷看后什么也没说,只把它装进了口袋。他在这篇《新春杂记》中声称:“我之入侍从室,十年以来,不敢言劳,不敢乞退,乃实践民国十七年对蒋公‘只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之宿诺。我自视只为一个秘书,只为供文字之役之一记室而已。”
  《蒋介石的幕僚》一书还认为:“陈布雷已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健康的人格心态,是一副完全依附于蒋、既忠且奴的幕僚形象。”这一结论似乎更为武断,全然不合陈布雷的真实心态。试举1948年初关于香港九龙城事件的处理,陈布雷的日记中有如下三段记载:“阅报载九龙城英警凌辱我居民事件,竟将临时屋舍亦予铲平,引起冲突,并开枪毙人。香港警局如此愚顽,使人忆及‘五卅’当时之情形。”(1948年1月14日)“十一时主席约赴官邸谈话,面示对于切戒国民守法重纪,不可以外交事件作暴民行动,嘱拟文告,余略述意见,未蒙采纳。”(1948年1月17日)“七时十五分起,以冷水洗面后,即为委座起草告民众谈话,为九龙事件力劝同胞从远大处认识国家艰难,勿令奸人孱人,使爱国运动演为盲目的排外。此一文告,措词至难……细思此时元首以缄默为宜,否则既失体制,亦恐有碍外交,乃附笺详陈理由,连稿件一并送呈。”(1948年1月18日)陈布雷至少在这九龙城事件上并没有“失去了独立健康的人格心态”,对蒋也没有达到“愚”和“奴”的程度。有人曾问他:“你长期辅佐蒋公,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他答道:我想我在总裁身边所发生的作用,与火车头上的刹车很相似,因为火车头如果冲得太快、太猛,便会发生危险!我随时调节速度,保持安全。假如此话属实,那么,一个敢于对蒋发挥“刹车”作用的人,绝不会是个“完全依附于蒋、既忠且奴的幕僚”。
  陈布雷以蒋氏记室自居,但有一篇题为《陈布雷怕写文章》的短文指出:“他虽然文章写得极好,可是最怕写文章。蒋主席发表的一切谈话、演讲词等,有许多是由陈代为属稿。主席对他虽极好,可是他很不愿意常在他左右。战前有一次,陈在西子湖畔休养,突接主席电召,要他立刻至南京。他认为这一次去南京,又是一次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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