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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谋略大全(下)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1-16
德国是我们的典范
孙中山也清楚认识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在镇压1990——1901 年义和团,以及在1911 年中国武昌起义的日子里表现得尤为富于侵略性和反动性。更毋庸讳言,德国占领青岛有损于中国的主权,但是德国同俄国、英国、法国或日本——它们部分地吞并了或“租借”了我国东三省、台湾、广州、香港、九龙、威海卫、缅甸、越南——相比,应该算是中国第二流的敌人。要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发展中国,孙中山认为学习或利用德国,也许是外交方面的上策。

孙中山产生这一想法的原因应该说是他的德意志观决定的。因为他对德国两个方面的东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一,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斗争发生了浓厚兴趣;其二,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使德国在经济改革和军事上一跃而成为了强国感兴趣。

孙中山这种德意志观使得孙中山对德国比对西方国家采取更少的批判态度。孙中山考虑到面临着一战的德国在军事上的孤立,他希望德国会利用作战物资和教官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可以减轻德国军队在东部边境的负担。很明显,孙中山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在辛亥革命之后争取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谋求财政上的支持,孙中山想在尊重中国关税自主权和领土主权的平等基础上,为资本主义大国进行投资和获取经济利益提供巨大可能性。并希望以此为条件,来换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这一外交思路起初并没有得到德国人的响应。武昌起义时,德国人直接参加了清军方面的军事活动;后来又把赌注押在实权人物袁世凯身上,直到1913 年才宣布承认共和国。
但是,孙中山总是不懈地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为他的运动寻求物资资助,想谋求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强盛的中国的成立,并试图以日后振兴经济时的部分利益作为许诺。他寄以厚望的英国让他失望了,英国人不但卖力地支持袁世凯,还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对中国人采取暴行。

1917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政治特殊形势下,由于孙中山对英国态度的改变,使得他希望同德国进行合作的想法得到了实现的机会,孙中山开始对德国政界开始了正面接触。可接下来的是英、日,然后是美国强迫中国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对德宣战。这一形势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不同派别的辨论。孙中山明确地表示反对对德宣战,并委托朱执信起草了《中国存亡问题》这本小册子。书中不但批评英国的对华政策,说明了德国相对俄、英、日、法而言,是第二流的敌人,更从战争结果而言,说明了战争不管是协约国胜还是同盟国胜,中国总会是一个失利者,是列强战后进行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希望战争在1917 年初结束,并热切指望德能将胜利。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应在战争中谋求中立,既要与日本及美国结成友好同盟,又要尽可能地抵制俄国或德国在战后的优势。

德国的外交官注意到了孙中山这一态度,3 月14 日,中德断交,德国公使冯·兴策在回国之前指令上海总督卡尼平同孙中山保持直接联系,并打算资助孙中山200 万美元,促使他推翻段祺瑞Z.F。但孙中山最终并没有得到这笔钱,总统黎元洪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推迟了宣战。

1918 年,德国与俄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孙中山试图尽量实行同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他派曹亚伯前往德国,试图进行下述建议的蹉商:德国应利用俄国的帮助,把1 万名军人派往中国边境,装备那里的中国军队,而后用这些军队一起共同推翻段祺瑞军Z.F,作为酬报,德国可以从中国获得生活资料和原料,并优先参加经济技术发展、铁路建设和教育事业现代化等。可曹亚伯直到1918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到达被战败的德国。孙中山那一计划也就因此而搁空。战争结束后,孙中山谋求的与德国实行经济和政治合作走进了实际阶段。1921 年5 月20 日,德国同北京Z.F缔结和约。9 月,德国一位副领事与5 月5 日在广州登上总统之位的孙中山的秘使进行蹉商,德国与孙中山的合作才能弄虚作假正走上日程。

孙中山谋求与第二流的敌人德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合作,而反对英、日、美、俄那种第一流敌人,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反民族反革命势力的策略,很符合中国古兵法中的“远交近攻”之计。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构想和实施足以见得他的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


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
从鸦片战争清英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到一战后清日签订“二十一条”的70 年间,帝国主义勾结满清Z.F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包括协定章程和合同等等)。这些条约既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到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特权的法律形式的体现,又为他们进一步“合法”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而正是这样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变成了次殖民地。

作为中国革命先驱者的孙中山,不但认识到了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也逐步认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在他整个革命过程中,他在外交上为反对不平等条约作了艰苦的斗争,特别是他在晚年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更是带着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孙中山在早期革命中,对不平等条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长期流亡海外,外境十分恶劣,他不仅被清廷的暗探所追踪,又一直处于各国Z.F的严密监视,动不动就得被驱逐出境。他不得不从实际出发,对诸如不平等条约等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使孙中山开始了态度鲜明地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1915 年1 月18 日,当日本Z.F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时,3 月10日,孙中山就指示党务部发布第八号通告,揭露“二十一条”交涉真相。1920年8 月,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在日本直接干涉山东问题上,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抵制日贷,及其他继绝经济关系之法。”

在致力国内革命的同时,孙中山密切关注并警惕着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支配中国的形势。他指出“当此国势濒危,日人驻兵于南满,俄人驻兵于蒙古,英人驻兵于西藏,法人驻兵于滇黔,思为瓜分”,“我汉族实无国家存在于亚东大陆上!”

他说:“那是些什么条约呢?就是满清贵族把我们的主权、土地押到外国的条约。”特别是对新出现的“二十一条”,尤为反对。他愤怒地说:“这是日本制的最初的铁锁链,来绑中国脚的。实行二十一条款就是日本把整个中国征服去了。”孙中山全面地分析批判了不平等条约。他认为不平等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直接经济侵略的手段。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把持了中国的海关、金融、海运和特权营业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使得中国每年的损失超过12 亿元。而且,帝国主义当他们经济侵略无法得逞时,就运用政治庄迫的手段,这使中国民族工业只有失败的路子可走。

所谓的“协定关税”,不但不保护自己人,还去保护外人,使得中国的土货竞争不过洋货,这就造成了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孙中山愤怒地说:“那些饿死的工人,就是不平等条约的影响。”此外,孙中山还对领事裁判权、鸦片贸易、传教活动、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基于这种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孙中山产生了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态
度。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明确表态:“中国Z.F将取消各口岸之租界”。就在任临时大总统后,他即宣告要建立实现包括领土、民族在内的五大统一的共和国,其中就包含有收复失地的意思。

在1923 年9 月、10 月,孙中山先后两次照会驻广州的领事团,要求今后向他的Z.F支付在中国南方所征收的并由外国海关支配的关税“余额”,而不能再用于豢养北京军阀。英、美、法却从它们的军舰调派陆战队保护广州海关,井在广州泊集了19 般外国兵舰。1924 年1 月3 日,孙中山接见美国驻华使舒尔曼,指责列强阻挠广州Z.F收回关余的正当主权行动,“实则不干涉内政其名,外交团控制中国为一殖民地则事实也。”1 月9 日,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六国在广州联合举行针对孙中山的海军大示威。但孙中山不顾各种威胁和压力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3 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924 年2 月,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申了坚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并且开始制定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政治特权为主要内容的七条对外政策。孙中山对待不平等条约所采取的对外政策,表明了他的认识和态度,使他超出了前人和同时代人许多,也正是孙中山这一对外政策的采取,使得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由个人的谴责汇合为千百万群众的革命运动,揭开中国历史上反帝斗争的新篇章。


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1894 年10 月,孙中山怀着远大的抱负,再度去檀香山,联络华侨,宣传反清革命,并于11 月,在檀香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Z.F”的革命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发出了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的号召。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孙中山认为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他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在香港筹划起义,准备10 月26 日重阳节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谋事不密,事先被清Z.F察觉,结果这次起义没有正式举行就被扑灭了。陆皓东、朱贵全等牺牲,孙中山经香港流亡日本。这次起义虽然没有成功,却以流血给全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武装起义的道路。

从此,全国各类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哥老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等革命团体在大江南北,各影响一地,使革命之火烧遍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各自领导了起义,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1900 年10 月8 日,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带领三合会600 多人在惠州起义。起义一度发展到二万人,声势浩大。但由于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计划中的海外接济,因日本Z.F破坏而告吹,最终起义失败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流亡海外,从1901 至1909 年间,他为革命来回地奔流于亚、欧、美三大洲之间。考察了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发展状态,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政党。于是,他努力去结识外国朝野人士,争取他们赞助中国的革命,一面征集革命同志,联合华侨和在美洲的会党,组. 织革命团体。为了进一步集中和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极力主张把各革命小组. 织联合起来。

1905 年夏天,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离欧不返,途经越南西贡时致书新加坡爱国华侨陈楚楠说:此次赴日将洗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再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

七月下旬,孙中山在东京与黄兴会晤,畅谈革命形势,并建议把兴中会和华兴会联合起来,黄兴当即表示赞同,不几天,孙中山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晤,指出革命如“不相联合,各自号召”,“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须有统一组. 织和统一领导,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并主张联络两广会党,以期“一旦发难,立文明之Z.F,天下事从此定矣。”

1905 年7 月30 日,孙中山在东京邀约各省有志于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 余人,举行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到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许多革命团体和部分个人。全国除甘肃等省外,17 省都有人参加。会上,孙中山首先作了关于革命理由,形势和实行方法的演说,强调必须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 织结成一个新的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工作。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孙中山关于联合的倡议,联合组. 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建议谈会的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孙中山还亲自起草了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8 月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举行了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确定了同盟会的宗旨。会议决定同盟会本部设在东京,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国内分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
檀香山四个支部。会议还决定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后改为《民报》为机关报。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理,以黄兴为庶务部长长,协助孙中山工作。在孙中山的推动和促进之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各革命小团体联合的基础上建成了。它的成立,摆脱了昔日那种“各革命小团体”各自为政,力量薄弱的困境,把中国革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中国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同盟会成立以后,各方面的革命工作都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 织革命力量,统一思想。后来的同改良派所展开大论战和日后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成功举行,都得益于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党。


成份要纯洁,组. 织要严密
辛亥革命后,临时Z.F让权于袁世凯之后,同盟会活动公开化,并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希望用政党来影响国会政治,以求逐步控制中国的政权。1913 年春天,国民党在正式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使国民党上下一片欢欣。但违背了掌握着军事实力的袁世凯企图复辟的愿望,袁世凯亲手制造了宋案,把革命派又拉到与袁世凯政治对立的面。国民党遇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曾醉心于发展实业的孙中山,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觉醒过来,站到了领导国民党斗争的第一线时,国民党已不能上下一心,拧成一股劲,给了袁世凯可乘之机,分而制之:党魁加以笼络,党员加以分化,激进分子镇压之,妥协分子收买之。国民党马上四分五裂,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更不用说来反袁倒袁了。

二次革命,国民党“无一死于战事者”,怎么能战胜实力雄厚,早已具有狼子野心的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的结局,在它发动之初就注定了是一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剧。
悲剧的主要角色——孙中山,在失败的血的教训中醒悟过来了,重新回头审视自己所依靠的力量——国民党,发现它早就埋下了种种危机的种子。

其一,当初发展党员时,为了扩张声势,争取多数,不计品流之纯糅,鱼龙混杂,全都拉入国民党,“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老,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和信仰孙中山及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是常常在关键时刻打乱党内的阵线和步调。

其二,国民党所执行的对袁本身就是矛盾的。辛亥革命后,革命派一面趋向于与袁世凯妥协,先让总统,继辞留守,把巩固共和、建设民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身上,还为了创造一个“国内平靖”的好环境让袁世凯施展才干,革命还竭力地缓和南北方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对袁世凯千万个不放心,先订约法,接着又企图以政党控制内阁,钳制袁,以防他专制独裁。两种政策的矛盾使得国民党在“大借款”、“俄库协定”等重大问题上举棋不定,以至坐失良机,招致大祸临头。

其三,是由于党内党员成份本来就不同,政见就更不一样了。领袖和党员之间,相互关系极不协调。许多党员不理解自己的领袖,认为领袖所主张的理想太高了,而党员中一些较重实际的人,却认为“百万之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支毛瑟枪”,而这种想法又不为党和领袖所支持。党员与领袖的不良关系直接影响了党的战斗力,以至于到反袁时,全党溃不成军,一击而败。

这些情况,使得孙中山不得不为调整党内意见花了很多时日。尽管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黄兴、李烈钧,陈其美、陈炯明、柏文蔚等都先后举起了义旗,但时不待人,就在孙中山抓紧时间作调整工作时,袁世凯抓住了时机,布置好了屠杀革命的一切准备,导致了二次革命一败涂地。

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孙中山并没有灰心,而是重振雄风,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作了总结归纳,他说:“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同党人心之涣”表现在“内部分子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决定从整顿组. 织入手,1914 年7 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另行组成“中华革命党”,强调“中华革命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 织纪律性;还吸取了原来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的教训,强调要使中华革命党的成份纯洁,他规定入党者必须“服从党魁命令,并须各具誓约,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并于誓章后加盖指模,以示忠诚不二”。他还把党员分成“首义”、“协助”、“普通”三种,三种不同的党员有各自不同的政治权利。

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方式方法虽然是在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偏激的认识上进行的,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无疑在全体人民中树立了一面反袁大旗,促进了护国起义的爆发;另一方面,从革命党的建设而言,孙中山主张恢复同盟会时的革命精神,即“以革命精神图主义的实现”,又强调了组. 织上的统一和集中,要“正本清源”,坚决淘汰官僚和假革命,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它的某些精神在1924 年国民党改组时再次加以强调


要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
早在几千年前的刘邦起事,就把握了用骨干力量来发挥巨大作用的人事谋略,刘邦用张良来处理国事,用韩信来用兵打仗,用萧何来搞后勤,几种分力合一种力量,让项羽一败涂地。几千年来的领导者似乎都掌握了这一规律,孙中山也不例外。孙中山在革命中注意培养和重用骨干力量,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推动革命的发展。

孙中山在兴中会时期,培养和重用了以陆皓东、郑弼臣等为骨干力量;同盟会和南京临时Z.F建立前后,以黄兴为骨干;黄兴远走他乡之后,以陈其美为骨干;1912—1922 年间,廖仲恺、蒋中正开始成为孙中山在革命党中的得力助手。


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早在孙中山就职前,革命派、立宪派、光复会领袖章炳麟以及湘桂等省都督都在酝酿,纷纷提出自己理想的国务员名单,立宪派与革命派分别在上海南洋路赵凤昌住宅和宝昌路孙中山住宅进行紧张的密议。立宪派通过汤寿潜提出的名单,只将军事、司法两部交给同盟会,露骨地表示出他们要控制政权的企图。宋教仁等少数革命党人提出了全用革命派的建议。孙中山、黄兴等不但拒绝立宪派所提出的名单,也不愿采用宋教仁等人提出的方案。他们认为既要掌握政权,又要团结立宪派。旧官僚,决定采用“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黄兴提出包括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在内的九名国务员——总长名单,几经蹉商之后,1 月3 日代表会正式通过,各部次长及其他要职,由孙中山直接任命。

临时政权的组成由形式上来看,是革命派立宪派与旧官僚三种势力的联合。国务员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是老同盟会员;内务总长程德全、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是江浙极有影响的旧官僚和立宪派领袖,在临时Z.F几乎没有作用的海军总长黄钟瑛是起义的舰长,司法总长伍廷芳和财政总长陈锦涛都是留学外国,深受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既和革命党人有过历史的联系,也曾在清Z.F任过要职。

革命派竭力团结立宪派、旧官僚,是为了借重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力量,因而让出内政、实业、交通等部总长席,极力在形式上造成各派联名的局面。而各部全都是次长都是清一色的留日本、欧美的青年知识分子:除汤芗铭外,其余次长蒋作宾、魏宸组、吕志伊、景耀日,马君武、王鸿猷、居正、于右任都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代理总长,处理部务,制定政令,出席国务会议。除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外,各部部长由于种种原因不便就职或不愿做空头总长,实际并未登合。因此,临时Z.F有“次长内阁”之称。临时Z.F还接孙中山的要求采取总统制,临时总统直接掌管九部三局,孙中山以同盟会的总理、革命领袖而出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总统府秘书胡汉民、三局局长宋教仁、黄复生、但焘以及其他要职,都是革命党人。从汉口代表会、南京代表会到临时参议院,立宪派代表锐减,革命派代表激增。临时参议院43 名参议员中有33 名是同盟会会员。参议院里成立革命派的天下。

在孙中山“总长取名、次长取实”的人事策略安排下,既联合了立宪派和旧官僚,又在临时Z.F中保住革命派力量的绝对优势,使得同盟会在建立临时Z.F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极力鼓吹,不避劳苦
宣传可以鼓舞士气,瓦解敌人,宣传工作做到精妙之处,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黑漆漆的铁屋子里呐喊”的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初期,就认识到了宣传的巨大作用和威力,一个好的宣传活动,足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他要革命党对邹容的《革命军》所作了的大量宣传工作,正是他这一思想的具体运用和表现。

邹容,1885 年生于四川省巴县,当他1902 年游海外,留学期间时,恰逢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邹容很快就接受了他的革命思想。1902 年至1903 年,邹容往返于上海与东京之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成为了留日学生中鼓吹革命,反对满清的最年轻的激进分子。1903年2 月留日学生的新年团拜会,邹容响应了孙中山亲自确定的“革命排满”的主导思想,作了议论新颖,慷慨激昂的演讲。这一演讲标志着邹容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

1903 年5 月,邹容写作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国,一个年仅17 岁的学生撰书,首次明确宣称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并为这个共和国提出了具体方案,制定了25 条建国纲领,详尽而清晰地描绘了共和国的图景,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一直对邹容十分关怀,对邹那本卓越的宣传反满革命的著作《革命军》更是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充分肯定了它对鼓舞革命运动的巨大作用,并推波助澜,把宣传工作做到了极致。

《革命军》出版之后,孙中山就积极推动它的宣传工作。1903 年10 月,孙中山赴檀香山同保皇派进行论战,就特别携带《革命军》作为同保皇派斗争的思想武器。他赞誉《革命军》说:“此书感支皆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并指出:“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

斗罢檀香山的保皇派之后,翌年春,孙中山到旧金山等地与保皇派继续斗争,因美国大陆的华侨未曾受过革命的影响,就以《革命军》作为打开工作门路不可少的宣传品·极力进行推荐和散发工作。他在致公堂黄三德及中西日报社的帮助下,翻印该书1.1 万册,分寄美洲各地广为散发。全美华侨得到有力宣传品的启导,“不及半载,观念大变”。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后,为扩大革命宣传,还亲自组. 织了《革命军》的翻印和发行工作。他在1906 年10 月写信给新加坡的张永福说:“海外各地来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册印费340 元,二千册印费90 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工,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并要求他们“竭力鼓吹,不避劳苦。”

正是孙中山这种在宣传上坚持“极力鼓吹,不辞劳苦”的策略,使得《革命军》一书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不但在海外,该书“为排满最激烈的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在国内,它也以热烈奔放的民族主义激情和高昂激越的战斗格调,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使革命的呼声迅速蔓延于全国。在孙中山的促进下,《革命军》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正如鲁迅在《杂忆》中所指出的:“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所做的《革命军》。”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宣传上所作的努力,所形成的成果。


为了团结,缓建Z.F
怀着早日拯救祖国的希望,孙中山毕生都在寻求能够实践自己建国方案的政治力量,很多时候,他为了化敌为友,不惜以牺牲自己许多利益和暂缓自己的政治追求,来迁就盟友。

1922 年初,孙中山与昔日政敌奉系军阀建立了反直系政治军事同盟。尽管孙中山从一革命开始,就欲建立一个国民Z.F,但奉系张作霖有着不同的政见,不愿意受制于孙中山之下,反对孙中山组. 织Z.F。为了争取和团结反直统一战线的主要力量——奉系,孙中山以退为迸,也主张推迟建立Z.F,以便在反直统一战线中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敌。

1918 年至1919 年南北议和中,直系军阀与桂系军阀暗中勾结,北抗皖系,南压国民党。迫于这种形势,国民党决定谋求与奉系联盟。耿此,孙中山电召宁武到上海,指令宁武利用东北籍贯的身份,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宁武利用张作霖计划吸收华侨资本开发葫芦港为题,以华侨投资者代表的名义,向张作霖发出联盟的试探信号。其后,又在张作霖到天津出席“巡阅使会议”之机,向张游说。张作霖作出反应,派遣一名低级使节到粤致意。但是,孙、张政见的分歧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在1921 年4 月的“巡阅使会议”上,张作霖与曹锟共同通电,反对广州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8 月,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继续指责张为“胡匪头子”、“东京的工具。”

1922 年初,由于直奉双方战云日密。奉、皖、粤三方商谈合作之事走上日程,孙、段、张三角联盟。但是,在联盟格局的设想上,彼此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孙中山试图与奉方建立政治、军事一体同盟,便致力于寻求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政治方案。孙中山派遣伍朝枢使奉,与张作霖就国会的召集、总统的推举、内阁的组建等政治议题,进行了协商,希望达成以约法为根据而统一中国的协议。但张作霖只对军事合作感兴趣,不愿意作粤方政治后盾。
当他从报刊上看到李梦庚代表奉方,拥戴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时,勃然大怒,准备撤回李梦庚的使命。

1923 年2 月,孙、段、张三角恋继续发展,特别是孙中山与张作霖之间,信使往返,不绝于途,使奉粤关系进入蜜月时期。他们就军事问题、战略方针达成了共识。孙中山希望在建立政治联盟上有所突破,他派汪精卫使奉时,向张作霖详细阐述了三民主义,希望逐步获得奉方的赞同。并提出了“倒直成功后,如何召开国民议会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奉方其实早已与皖系约定,“打倒曹吴,就拥段上台”,此话当然不便明说,只是约定:“扫除敌人以后,组. 织合法Z.F,以协商同意定之。”

1923 年2 月,孙中山重返广东,第三次在广东振起,这一年是孙中山一生中军事斗争最紧张的时期,并继续得到了奉系军阀的实力军援。1923 年10 月5 日,曹锟贿选成功,登上了总统宝座。消息传出,举国沸腾,各地纷纷通电声讨贿选。第二天,以三角同盟为主干的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立即聚会,商议对策。粤方代表汪精卫急电孙中山,请示方略。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召集要员会议。会议认为时局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正式的革命Z.F。“曹、吴毁法祸国,全国应一致声罪诛讨,故决定组. 织中. 华. 民. 国建设Z.F。”但是孙中山很清楚地知道,建立Z.F势必伤害反直联盟的实力派奉系。为了团结奉系,也为了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孙中山决定信守“不遽设Z.F”的诺言,没有回任非常大总统,而改称大元帅。尽管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建制,仍具有Z.F的性质,但它的名称终究是一个单纯军事指挥机构。

为了解决政治问题,孙中山特派叶恭绰为专使北上,多次与张氏父子及奉方主要谋臣杨宇霆、王永江会谈。张作霖对孙、段合作,分工负责的提案未置一词,杨宇霆则从根本上怀疑孙、段合作的可能性,认为粤方的提案“目下无从解决”。张作霖的态度使叶恭绰认为没必要去天津见段祺瑞了,而是写了一份措词极为审慎的报告,托廖仲恺回到广州。

一场风波在廖仲恺向孙中山递交叶恭绰的报告之前发生了。1924 年1 月4 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会议讨论“组. 织正式Z.F问题”。会上,经常在粤奉间奔走游说的路孝忱,檀自代表奉方发言:“张作霖总司令主张由此间从速组. 织正式Z.F,东省首先服从,解决时局。”报纸披露此情之后,杨宇霆马上致电叶恭绰,否认路孝忱有代表奉系的资格,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叶恭绰一面将此意转告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要求他们从长计议;一面又直接致电孙中山。

孙中山为了稳固反直统一战线,在国民党一大开幕那天,就当众强调粤方最终还是决定暂缓组建Z.F。并致电叶恭绰说:“此间目前并未组. 织Z.F,仅将《建国大纲》提出交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讨论。现已通过,拟发往各省宣传,征求全国国民同意。此正欲与各方合作之诚意也。”就这样,为了表明与奉皖合作的诚意,孙中山放弃了立即成立正式革命Z.F的计划。

1924 年9 月3 日,江浙战争爆发。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宣布“援浙即以存粤。”并于5 日发布北伐的命令。同期,奉方覆行“攻浙无异攻奉”的诺言,通电向直系宣战。这样,战争由东部一隅的局部之急演变为全国反直势力与直系军阀的全局决战。10 月23 日,冯玉祥回师南苑,发动了北京政变。反直联盟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作为反直统一战线的组. 织者、导演者的孙中山,尽管有着和平统一、建立共和Z.F的革命愿望,但为了争取反直的主力军——奉系的力量,他一再缓建时局所急需的Z.F。他这样一着妙棋,全盘皆活。使反直联盟能够团结一致,最终打败直系军阀。南方革命力量也因此把革命力量扩大到了北方,并为日后平定陈炯明打下了基础。


满清官员也是发展对象
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了统战工作实质上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分化和孤立反对派,以完成革命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任务。孙中山在为完成反满斗争中,也着重进行了“挖清Z.F的墙脚”的工作。不但发动了清Z.F的“杀手锏”——新军为革命而倒戈,还认为大清官员也是发展对象,注意发展在清王朝很有地位和影响的官员来为革命服务。孙中山不计前嫌,动员和接受清Z.F二品大员伍廷芳参加革命的事件,可谓是他统战工作中的一个代表作。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
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中,有一个“知易行难”的概念,它的意思是说知道一件事情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是艰难的。这种思想在程朱以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许多人面对着稍有困难的事情都望而却步。这种思想往往成为安于现状,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工具。

孙中山1918 年护法运动之后,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彷徨,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发现自己“奔走于国事30 多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好不容易,推翻了专制统治的创建了共和。如早交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完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建设宏模,却不料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理想太高。

孙中山痛心疾首,百思不得其解。他午夜思维,好不容易才醒悟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错误思想而懈志。而其中以程朱以后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为革命和建设的“最大敌”。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后,闭门为述,悉心研究“知易行难”迷说的是非。

发生“知易行难”这个命题,历来有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解,从积极方面看,尽管这个命题割裂了知行的辨证关系,但即揭示了知行之间的矛盾,即可能产生的知行脱节,提出了知行统一的要求,反对知而不行,只说不做,强调行的艰难和重要。从消极方面而言,反映了“礼崩乐坏”时代对知行脱节行为的哀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
奴隶主卑劣行径作辩护,正是这样,孙中山领导革命时,这个命题又被一些卑怯的人们当作安于现状、反对革命以及既不肯下功夫求知,以畏难不敢行的人的一种借口。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遍举事例,控诉“知易行难”的罪行,并指出了它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妨碍了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受了“知易行难”学说的毒害。正如他所说的:“吾三十年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者此敌!可恨哉此敌!”他还把日本与中国作比较,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为列强,就在于不怕一个“难”字,而中国之所以弱小,就是一个“难”字害的。

因而,孙中山认为革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破坏“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个心理大敌,他还从理论上论述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理论的正确性。1917 年7 月21 日,孙中山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这个思路。1918 年冬,他撰写了一部专门讨论知行问题的哲学专著《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

在他这本哲学专著中,孙中山认为人们在对任何客观事物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过程中,“知”和“行”都有“难、易”的问题。但把“难”的“易”看成知和行的根本对立关系的两方面,是极端错误的。“知”和“行”的基本关系,只能是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孙中山这仲命题正好与王夫之的“知难行易”相反,但他们都主张“行先知后”。孙中山认为“行先知后”是“知难行易”的基础。总之,他这一思想可概括为两句话,“行之非艰,知之为艰”。


天下为公
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指的是实行民权的大同世界。但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把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目标去争取,“天下为公”在他身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革命中,为求全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40 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为革命奋斗不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认为Z.F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主张“主民仆官”一切为实行“主权在民”而奋斗。

孙中山的一生,不管是就任举国拥戴的临时大总统、大元帅,还是做一个不名一文的流亡者,他都为了实现共和,“天下为公”这一为华夏民族求解放谋幸福的事业而奋斗不息。不管他是被袁世凯欺骗夺取了革命果实,还是他花了极大心血亲手培养扶植的陈炯明最后也背叛了他,让他痛心疾首;还是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因为要与袁世凯作坚决的斗争,而被人怀疑欲占据总统之位,还是反袁斗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井造成革命党内部分裂时,孙中山都把自己的身心交给了国家和民族,为普天之下的国民的解放和幸福而不息奋斗。

就是1925 年元月,他病重住人医院之后,仍与炮制“善后会议”的段棋瑞Z.F作坚决地斗争。1 月26 日,孙中山病势加重,入协和医院,并确诊为肝癌,1 月31 日,仍指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下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他的遗嘱中,仍不忘革命救国。3 月10 日,病势危殆,获悉东征军克服潮汕后,又指示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两天后,孙中山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最后的遗言中,仍不忘“和平奋斗救中国”。

由这些事实我们足可以明白孙中山先生一辈子奉行“天下为公”这一人生策略的彻底性和伟大性。

孙中山所坚持“天下为公”的行动原则,还主要表现在他主张“主权在民”和“主权为民”,特别是他就任南京Z.F临时大总统之后,他认为Z.F的权力应当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而不应当成为“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工具,他特别喜欢用“家天下”与“公天下”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他的胞兄孙眉,曾经为革命捐赠大批财产,也十分热心革命活动,在广东父老和华侨中有相当高的声望。革命胜利之后,广东各界人士都力荐孙眉任广东省省长。但是,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行为准则,力排众议,坚持不任用自己的兄长为高官,而且还亲自写信给胞兄,做解释说服工作。正是孙中山这一“天下为公”的人生策略,使“共和”这一概念在中国一回归,就深入人心;也正是他终身坚守着这一人生策略,使他获得了国人的普遍爱戴,并被尊为“国父”。


人格救国
政治家的政治业绩并不一定与其伦理人格成正比,然而真正伟大并为人民长久崇敬的杰出历史人物,都具有伟大的人格。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领袖,不但自修出伟大的人格,还采取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依靠其伟大的人格,感召了无数的信徒和追随者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人格这一观念,是孙中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的养料,在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就说过:“中国有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么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的这段话,高度赞美了《大学》中所规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或者可以说是人格。

由此,孙中山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从“修身”出发,以锻炼革命意志,以至达到治国平天下即振兴中华的目的。如何才能“修身”呢?孙中山对这点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修身”必先“正心”,若不“正心”,革命党员“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就会丧失人心。正如他在《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中所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在这里,孙中山把“人格”的观念升华到人的价值观念。并深刻地认识到人格对于人类或国家的改造进步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把人类的人格改造好,社会当然就会向前推进许多;这一点具体到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就可以说,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就必须先要人人都有好的人格,如果我们四万万人都变成了好人格,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这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

他这一“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主要体现在他希望人格所显示出的价值,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熔铸成为一种“为众人服务”的高尚精神。体现成为谋求民族解放和幸福,而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新意识。正如他所说:“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的‘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

孙中山人格精神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他力图在传统的“人格”的心理积淀的基础上,铸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民族之魂,并以这种崇高的“民族之魂”作为华夏民族的群体意识,作为共和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孙中山把从政与理想人格培养高度统一起来,“天下为公”,为政清廉,绝不以权谋私。为了实现“求吾民真正之幸福”,孙中山不惜失“谋生之地址”,去“固有之资财”,弄得倾家荡产,长期亡命异国他乡。

在个人生活上,孙中山也一贯以淡泊自持,简单朴素。他在他的《家事遗嘱》中所说“尽
瘁国事,不治家产”八个字,既是对他自己政治人格的公正评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最珍贵、丰厚的遗产。

孙中山内在人格追求向外延伸为“君子政治”的理想作风,即在政治斗争中讲求“君子风度”,遵守信义,不滥杀无辜。孙中山这种“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促使他伟大政治形象的形成。正因为他政治眼界、理论素养和人生修养,使他也只有他才能成为古往今来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孙中山的政治性格主要体现在对理想信仰的狂热与执着和策略上的实用主义两个方面。其政治性格策略上实用主义的方面直接影响了他对于人生的观点和所采取的策略。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些花俚胡俏的东西,古板过时的东西部不那么实用,发展国家,促成革命,难有双手是万能的。所以他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青年学生指明人生之路时,都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谋略:“双手万能,力求实用。”

在智育方面,他主张改革旧的教育内容,注入现代文明。主张废除那些无用的教条,在他任临时大总统时,以临时Z.F的名义下令取消普通中学的文科与实科的分科制,指示各校把大学的经科合并到文科中去,让学生腾出精力与时间,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增加理工、农、经等实科的比重,使学行增长真才实学。

孙中山还反对学生脱离社会、脱离实际,读死书。他说:“要是就高深的学问,是用什么方法呢?造就高等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反三隅,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需注重自修的功夫。”他还提倡学生注意实践,重视“实地考察。”总之就是重视学生“双手万能,力求实用”的人生思想。


教育要遍及所有国民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都不能得到必要的教育,孙中山对这一点认识非常清楚,并且认为这是国弱民贫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反复强调普及国民教育是国家民族的一件大事,不能掉以轻心,要加以扶持和重视。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他就倡议办普及的教育,1923 年1 月,孙中山亦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明确规定要励行教育普及。

孙中山普及教育的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青少年普及学校教育;二是广泛进行对成年国民的社会教育。对于普及学校教育,孙中山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平等,即不分贵贱贫富,广大青少年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孙中山另一个普及学校教育的思想是实现男女教育上的平等。几千年的中国教育,女子是绝无任何权利可言,孙中山对这一点深恶痛绝,他大声疾呼,要给女子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极力提倡发展女子教育的数量和规模。1924 年,孙中山把男女在教育上享有均等权利的原则
写进了国民党的政治纲领,由此可见他对男女教育均等这方面的重视。总而言之就孙中山看来,全国的少年儿童不分贫富、性别,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只有这样,才算得上真正的普及学校教育,才能够真正做到普及学校教育。

孙中山关于普及学校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义务免费教育。在1912年、1920 年和1922 年,孙中山曾分别提出了实施义务免费教育的3 种构想。初次提出义务免费教育的构想是孙中山在1912 年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之后,当时他就学校教育提出了由国家向受教育者提供义务免费教育的主张。即就是说对于适龄的青少年儿童,国家不但向他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而且还不收学费,与此同时,还为受教育者免费提供书籍、衣食、学习用品等,保障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得以实行。但是,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这种普及学校教育的境界,就非得有强大的国家经济不可,要国家经济大大发展,国库收入“岁用有余”,因此,他的这种义务免费教育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因为当时的中国非但不富强,而且还非常地贫弱,并不是什么“岁用而大有余裕”。

第二次提出义务兔费教育主张是在1920 年孙中山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再次将义务兔费教育的事宜提上议程。这次提出的主张与1912 年的思想主张相比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学校教育仍免收学费且免费给学生提供书籍、衣食和学习用品,但分析其不同点,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孙中山关于义务兔费教育的思想主张有了一定的提高和成熟,下面就其不同点加以简单介绍。

首先,实施义务免费教育的主体也不再是国家,而是“公家”,即各地方自治团体,这样,各地方自治团体成为义务兔费教育的主体。其二,实施义务兔费教育的经费来源也较以前不同。以前是主张由国家实行“国家祉会政策”来获得经费得以实施义务兔费教育,而现在则主张通过各地人民筹措资金或义务劳动来获取经费。

对全体成年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孙中山普及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

为什么要对全体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呢?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后,全体国民中懂得革命道理的人少之又少,这正是革命不能彻底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广大人民进行革命道理的教育,使他们明白革命的伟大意义和共和制的国家是为人民的国家。另外,孙中山又意识到国弱民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非常落后,生产力水平太低,不可能运用科学知识去创造大量财富。中国同西方差距太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人民尚不知道运用科学。他指出,中国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基本上都处在用人力和手工进行生产的阶段,根本无法与西方的机器生产相比较。所以,他认为要振兴中国经济,就必须让人民接受科学知识的教育,学会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去进行生产,以发展工业和农业。接受广泛社会教育的除了工人、农民外,还有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孙中山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后者的教育作了大量的论述。

关于革命党人的教育,孙中山首先强调指出,要对他们进行革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对革命的主义有透彻的认识。因为只有透彻地了解了革命的主义,才能够去实行主义并为主义而奋斗,同时,他还要求革命党人用革命的主义去宣传、发动和组. 织群众。另外,除了主义的教育之外,还得进行求团结、守纪律等优秀革命品质的教育。因为只有具有了这些优秀品质,党的力量才能凝聚在一起而强大,才谈得上去对抗敌人。

对于革命军人的教育是孙中山教育思想中一个尤其重要的部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对全体国民进行革命的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的。孙中山指出,对国民进行革命的教育,主要是三民主义的教育,而“主义”的教育则要通过全体革命党人的广泛宣传才能得以实现。具体做法有3个:

一是设置宣传讲习所,即宣传学校,让革命党人先在这里学习革命的理论,接受“主义”的教育,然后再去向广大国民宣传。二是通过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来宣传革命的道理。三是设“讲演所”即集中一定数量的群众,进行革命主义的宣传。至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孙中山指出,社会应尽可能设置各种专门场地和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得以实施,这些专门场所,包括各种图书馆、书库、夜校、讲演班、研究所等。


三大板块,智育第一
孙中山认为,要改良中国,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体育、德育、智育的健全的人格不可,而智育,尤其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孙中山对智育如此重视呢?

首先,智育是造就一个好人格的必要条件,在孙中山看来,一个人要造就好的人格,德育体育固然不可缺少,智育却尤其重要。

其次,孙中山认为进行智育是提高人的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人类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反映着一定水平的人类总体“智慧”,个人实践能力的强弱,一般也反映着个人智慧程度的高低,因此,孙中山指出通过智育可以提高人的实践能力。

再次,智育是人们求知识,进而求得世界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

孙中山除了在理论上论述了智育的意义和必要性外,他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的振兴、建设和繁荣富强,都需要学问,因此,学问是立国的根本。孙中山认为,振兴中国的基础,全在于提高中国全体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自人类诞生以来,各种政治、实业的进化,都以各科专门学说的发明和创造为前提,象西方欧美各国,都是如此,因此,欲求得中国自身文明的进步,非提高全体国民的知识水平、重视智育的发展不可。但是,中国的现实
情况却使人感到忧虑。孙中山在1916 年8 月指出,由于人民的知识程度不足,加上当时国内外一些复杂的情况,结果导致国家不但不能很好地进行建设甚至连立国的基础都遭到动摇。因此,孙中山提出首先要提高整个民族的学问,巩固立国的基础,然后再去谈建设和发展,他说,要使中国成为最富之国、最强之国,能够与世界各国竞争,就必须搞好建设;而搞好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要有建设的学问。总而言之,要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广
大国民都有学问,就必须对广大国民和学生施以智育。

孙中山早在1894 年他就提出,学问的内容应包罗万象,教育应传授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谈得上用所学的知识为革命和今后的建设服务。孙中山认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达,依靠于文字的运用。没有文字的中介作用,人类的思想就无法传授和继承,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就元从得以发展,因此,孙中山把“读书、识字”作为学校智育任务的一个内容提出来,并把它们放在智育任务的最前面。

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使受教育者获得“学问”是更加重要的,他曾经指出,受教育者之所以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获得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孙中山对“各种知识”,即数千年来人类产生和积累下来的思想见识,却并不是完全的赞扬和肯定。他认为,它们并不是都具有科学性,其中固然有不少是具有科学性和真知识,而有些却非真知识。

孙中山又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卓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知识必须具有系统性和条理性,必须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即“真知卓识”。这一观点始终贯穿于孙中山关于智育的思想之中。

在各种科学知识中,孙中山特别注重与工农业发展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首先他指出要重视“机器科学”和研究“机器科学”。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极其发达进步的原因就在于机器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要进步,要发达,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依赖于“机器科学”的发展和运用,只有用机器代替人力,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中国的前途才有真正的希望,因此,要学习“机器科学”,研究“机器科学”,运用“机器科学”。

其次他认为,学习与运用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可以大大地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他举蚕丝的例子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养蚕并利用蚕丝的国家,以前的丝织业非常发达,为其他各国所不及,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所养的蚕的成活率和蚕丝的质量却反而比中国的要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他们善于运用科学,他又举化肥的例子来说明科学的运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总而言之,孙中山以中国和西方各国工农业的比较中找出了差距,并发现了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因此他极力提倡在工农业生产中也要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此外,孙中山还指出,注意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也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他说,以前的石油和矿石等等不为人民所利用,往往被当作废料,直到近代才因科学的昌明而得以发现它们的重要价值。他又举电的例子说,以前谁知道水居然能够发电呢?谁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电这种物质呢?直到新的科学产生了并被加以利用之后,人们才发现了它在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依赖于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了与工业、农业紧密联系的科学知识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因而也非常重视这些科学知识的教育。他认为关于工业和农业的科学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他号召所有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掌握西方的科学知识,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在科学上迎头赶上欧美各国。

注重培养智力与技能是孙中山关于智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固然有其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弥补和发展也不可忽视,一个人通过后天的教育和自己致力于教育而获得的学问,也是其智力的构成因素,而且,人可以通过学习将多数人的聪明才智转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即发展自己的智力,因此,他在论述学校的教育目的时明确地指出,学校教育的任务之一,准确他讲是智育的任务之一,在于培养人的智力。另外,孙中山还强调,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受教育者的智力,而且还要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培养和训练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使学生能在“学成之后”自食其力。只有这样既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又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学生,才能够真正“独立为一国民。”


用教育来促进军事
为了推进革命战争事业,找到适合中国的具体作战方式,孙中山非常重视世界各民族解放战争的经验。1901 年孙中山在日本横滨时,就致力于军事的研究,除此之外,在各个不同时期,孙中山总是把发展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看作取得革命成功的一项重要保障,并为此而身体力行,作出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革命伊始,孙中山就注意到军事骨干的作用。为了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他在檀香山召集宋教仁、夏百子等20 余人组. 织兵操队,并聘请一丹麦人作为教官,进行军事训练。1896 年,他又在檀香山组. 织了一个“军事教育会”,着手训练40 余名华侨青年。1903 年,孙中山又在日本为留学生创办了青山军事学校,招收14 名学员,邀请日本军官教练,他强调学生要努力学习军事,掌握枪炮火药的制造方法,并经常亲率学员进行各项军事训练,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

直到1925 年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成立,标志着他的军事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孙中山把创建黄埔军校,看成是实践他的军事教育思想,组建革命军的重要步骤。1921 年12 月GC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建议:建设革命军,应先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1923 年他重返广州组. 织革命Z.F时,就付诸于实施,为组建革命军在干部问题上作必要的准备。

孙中山亲自组建了筹建军校的领导班子。他在黄埔军校开学演说中很明确地提出,创建军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为组. 织革命军准备干部条件。为此,他先后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将军为军事顾问,参照苏联红军制度,并组成了以他自己为首的校本部,直接领导了军校的建设,比较全面地实施了他的军事教育主张。

其一,确定培养革命军骨干,建设革命军作为建校宗旨。孙中山指出,我们的宗旨,是要造成一种革命军,一定要富有这种志愿,来做革命的事业。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办的就是要使学生懂得革命主义,要在心理上革命,排除自私自利的观念,把以前的不好思想、习惯和性质都一概革除。在孙中山看来,革命是以有革命思想为前提,而这个革命思想,就是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为救国救民、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因此,孙中山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是培养军事骨干力量和军校建设的根本,这个根本实际上就是以政治思想建校。

其二,是在军校内倡导“团结、牺牲、奋斗”的精神。军校的师生来自四面八方,不但在生活习惯上不同,还有党派的不同,有GCD员和国民党员,世界观与政治信仰都存在着重大差别,如何团结起来,为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建立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对这点非常重视,他亲自制定了“精诚团结”的校训,要求全校教职员工为了革命事业紧密团结起来。他多次教育军校学生“要同学同道生死共赴”,提倡这种同学之间亲爱精诚,国共两党共同合作建立军队的精神。与此同时,他非常重视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宣传教育。经他批准,在军校大门上端高悬着“革命者来”的匾额,而两侧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的对联,勉励学生终身为救国救民的事业奋斗。在他的提倡下,军校运用多种形式,宣传为国为民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在这种革命精神教育薰陶下,学生都以孙中山的教导互相勉励,形成了被誉之为“黄埔精神”的校风,使军校成为中国、世界史上史无前例的革命军校。

其三是坚决贯彻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过去在军事教育上,是学习欧美、日本的方法,以军事训练为主。黄埔军校成立后,作出了重大改革,确定并坚决贯彻军事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政治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中,始终贯穿着三民主义思想教育。孙中山也曾亲自多次到军校演讲,并任命国民党高级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等人担任政治教官,以利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

在军事训练方面,孙中山从当时革命实际需要发出,也实施了重大的改革。在内容上,除《射击规范》、《步兵操典》、《战术学》、《兵器学》等一般军事课程外,他还要求学生须掌握以一当十、以寡敌众的过硬军事本领。在学制方面,则大大地缩短了教学时间。按照一般军校,培养一个低级军官大概需要三年,黄埔军校则讲究实用和速成,半年即可毕业。为此,学校专门组. 织人员重编了教材、教学方法也相应地作了改进,采用官教兵的方法,各种军事科目均由具有丰富经验的苏联顾问,给各级领导讲解和示范,然后再由各级领导教学生。这种方法,不但适应了当时学员少、任务紧、时间短的特殊情况,而且进一步发挥了各级领导在教学中的作用,提高了各级领导的军事技术水平。

管理方面,要求各级领导以身作战,对学生严格管理、严格要求,提倡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精神。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完全按士兵的待遇,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总之,无论是在军事、政治管理教育中,黄埔军校都体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注重实用和学用结合。政治课在讲授党的主义和政策,使学生确立革命观点的同时,也重视组. 织学生到群众中作宣传组. 织、发动的工作,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水平和能力。战时更是如此,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实际的战斗。这种做法,不但使学生学到了一般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培养了学生的学以致用的品格,锻炼了能力,增长了才干,而且培养了学生英勇杀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

其四是重视从组. 织上建军。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性,防止投机分子混入革命军校,黄埔军校要求入校学生均须有献身革命的思想准备,要不怕牺牲,矢志革命。在学生毕业前夕,还对学生进行仔细的考察和甄别,及时地对不合格学生予以退学或留校察看等处分。这种作法,有效地纯洁了革命队伍,从组. 织上把握了学生的政治质量。在军校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制度是孙中山重视从组. 织上建军的又一重大措施,它为革命党人建军,提供了重要经验。

从此,黄埔军校在甲申国变近三百年后,再一次建立起了华夏民族自己的军队,并成为今天的两岸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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