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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归属: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内在张力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7-10
【编 者 按】如果考虑到“西方”这一范畴在政治语境中与“资本主义”的重合性,那么,我们便会发现:工业文明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提供着最真实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同样构成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基础。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把握需要在它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中进行。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关注并形成一批研究成果,但是在上述两个基础上进行的深度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在这里编发的一组笔谈,应该说较充分地照顾了上述两个基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理论逻辑、历史线索及它的最新发展等基本问题上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成果。虽然它还是一种总体的讨论,但已经与国内外同类研究具有很大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从简单评述向深度研究的转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参照体系必然地会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视角开展研究就尤为重要。为此,虽然这组讨论并不代表本刊的观点,但我们愿意竭诚推出它,以期激起学术争鸣,推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度模式的产生。 

【 正 文 】 
苏东巨变后不久,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纷杂的话语中,隐约出现了一个彻悟般的共识:现实社会主义的消解反倒使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情境与意义得以水落石出——不是经典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更非所谓“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正是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在作为80年代后现代思潮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的新自由主义过去之后,多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便与所谓“中左派”联袂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批判性的、革命性的,还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现实的归属,其实可以基本廓清了。但是,其滑落的过程却意味深长而又令人伤感。审视其间,我们不仅发现有对现实的无奈,更有理论的悲哀: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实已回缩到理论之中,却还以为将以现实理论化的方式“介入”现实正可产生的真正变革——实际上,在这种所谓“批判”中真实发生的只能是对现实历史的认同。而究其根源,我们认为这种滑落又早已宿命般地潜存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思想中。 
实际上,当卢卡奇把“物化”界定在生产领域中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望而又无奈的进程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当时真切的异化现实及其对理性——辩证法的信念使卢卡奇仍然洋溢着创造历史的激情:只要有阶级意识,十月革命就是成功的范例(虽然是特殊的,并且其后又以极端意志主义的形式重陷经济决定论的泥沼)。但这种乐观主义在第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就已消失了。因为异化业已成为支配性的,主体也已消散为大众。而在合理性等于现实性、现实又同化为普遍的同一的总体世界中,思想自然就衰变为空洞的否定。人已衰落,批判再无基点。当阿多诺发现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完善的”(注: T. W.Adorno,Negative Dialectics,London:Routledge(1973),P31.)时候,思想本身就只有在获得一切特殊内容之前才是一种否定的行动了。(注:ibid,p19. )——在卢卡奇的总体性和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之间的浪漫主义背景的衔接背后,已经是思想支点与认知图景格式塔似地转变了。阿多诺发现,卢卡奇“总体性”的浪漫主义意象的潜层正是包裹着辩证法外衣的黑格尔的绝对理令——资本的强大的同一逻辑。如同黑格尔逻辑学巨大的黑洞一样,任何现实的行为都会以各种方式(甚至表面看来是矛盾的)被吸纳进资本的逻辑之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1968年“五月风暴”的地位是里程碑似的,正是由此开启了 或许可以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注:之所以加上“主义”,是因为这个阶段虽已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但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而且其中也并非全是反“主义”的后现代思潮。)的历史新阶段。有意味的是法国共产党的不出场以及对运动“必将失败”的预言,并没有改变这场运动反抗资本主义的(乃至革命的)性质。——拨开政治现实的迷雾,我们或许更能看到真实的轨迹:真正异质的逻辑、真正异质的他者,使得在资本的强大的同一逻辑中难以为继的批判乃至革命再次从现实中凸现出来,只是(或者正由于)原本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础——所谓“生产主义逻辑”和阶级主体被置换并弥散为文本、叙事、欲望与个人主体了。 
首先是“大拒绝”使马尔库塞一扫“单向度的支配”、“否定性的解放”之悲观气息,而畅想一种人人都参与的社会主义。在卢卡奇的阶级主体、阿多诺的被统治的主体之后首倡“革命的个人主体”——虽然最终仍导向阶级斗争,但毕竟使阶级斗争本身成为分享民主的一次演习。如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和现实归宿,马克思的“劳动”尤其是指资本主义的雇用劳动,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正是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的理想化。(实际上,马克思也深知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真正的彼岸,而在现实,即使是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必然王国中的所谓“自由”,联合起来的仍然是生产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73-4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肯定和赞叹由马尔库塞承接为:乌托邦的可能性就在于发达社会的技术之中,只是人们的虚假需求阻碍了它的实现。“因为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 )正是这种异化消费支持着异化劳动。因此,马尔库塞要一改欲望之因匮乏而需求的本性,倡导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性的欲望,从而将自由从闲暇扩散到劳动中,使异化劳动变成依循“非压抑的现实原则”的“爱欲化的劳动”。实际上,马尔库塞是以将劳动闲暇化的方式完成了劳动-必然与闲暇-自由的二元对立生产主义逻辑,并与“必将导向阶级斗争的个体主体”理论一道达到了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顶点。 
缘此,博德里拉于1975年发表的《生产之镜》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 )以博德里拉为“守护神”的后现代思潮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要破除根植于资本逻辑的那种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的现代性,极倡完全的异质性、异与现实主导历史的绝对的他者,寻求断裂意义上的真正的革命。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这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都是意义重大的,虽然常以矫枉过正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不仅有博德里拉的诉诸边缘主体反抗、日常生活批判等方式, 并以回归符号社会为主题的“超级革命”(ultra-revolutionary);而且,德鲁滋、加塔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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