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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4-18
  摘要:西安作家创作心态虽幽微复杂,但有迹可寻。从历时性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80年代西安小说创作呈现出务实求变的青春心态,而90年代以来则是颓废与复兴心态纠缠交织在一起。应从西安历史地缘文化、社会政治、世纪末情绪等多个向度人手,结合作品个案梳理西安小说作家纷乱的创作心态,探索冲出西安文学精神危机的路径,倡导借鉴京派和海派等文学流派,创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安派”文学。 
  关键词:西安作家;文化心态;小说创作;安派 
   
  当今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资源,要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则需要把握时代脉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传承与吸纳,从而建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西安文学曾是那样辉煌,如汉如唐,诗文并茂,简直就是国家文学的象征、世界文学的翘楚和骄傲。即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赞美不绝。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却大抵像古城一样废弛颓败、荒凉一片,渐渐疏离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倒是在陕北延安,文学艺术高举工农旗帜,成派成风,蔚为大观。于是并非单纯因为政治或党派的原因,人们对现代延安文学的关注与对古都西安文学的忽视居然构成了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种对比(情形有些类似于“延安学”与“西安学”或“长安学”)。 
  进入当代,西安文学开始发出较为响亮的声音。所谓“白杨树派”隐约现身,一些知名作家会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当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带,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从事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中国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增势甚显。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历史文化性格既重传统亦讲发展,既容纳万有又自具特色。时至世纪之交尤其近几年,在大力提倡“人本·发展·和谐”的社会语境中,西安人对此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和更好的发扬,正在致力于创造更具传统特色、时代气息、人文内涵的现代西安,努力彰显西安气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西安作家大显身手,跻身中国当代文学重镇,成为“陕军”中的主力,使陕西省成为令人心仪的“文学大省”。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发展折射到文学天地中,同时也必然渗透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中。这样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研究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取向,它不只可使我们通过文学创作与作家心态的嬗变更好地把握时代风云的变迁,而且使我们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搏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发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精神生态层面的变异。 
  当年曾名噪一时的“废都文学”所发生的变异或转型,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为“废土废都文学”(笔者曾给出的一种命名)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废都文学”显示的废都心态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并与西安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要将废都文学即西安文学与陕西文学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古都西安文学的命脉及意蕴。我们既要关注描写西安的作品,也要关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题材广泛的创作。当然,陕西(包括西安)作为中国文学大省,作家队伍庞大,文化心态相当复杂,要想无一遗漏地概括是极为困难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当代作家,主要是指长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协、文联系统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协中“农裔城籍”的“驻会”作家(即陕西省作家协会聘的专业作家,会址在西安市建国路),他们是西安文学的主力军;同时本文还将论题的时间主要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今。这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态主要呈现出务实求变的复兴青春心态;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经受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信仰虚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态呈现出斑驳复杂的中年心态,有较多废土废都的颓废的一面,却也不乏摆脱落后、渴求进步、振奋进取的另一面。这两个时期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但更有着深切的嬗变。 
  总体上来讲,第一个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是积极进取、振作的复兴心态。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陕西(西安)文坛告别十年“文化大革命”,整体风貌呈现繁荣复苏的局面,作家队伍壮大、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陕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蒋金彦,40年代出生的赵熙、陈忠实、京夫、文兰、邹志安、路遥,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贾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杨争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之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作家投注大量心血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陕军”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性进展,迎来长篇小说丰收的季节。而这些“陕军”的大将大都驻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区。 
  陕西(西安)文坛繁荣局面的铸就与作家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路遥在介绍《平凡的世界》时曾说:“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贾平凹在借鉴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做记录”。陕西(西安)作家似乎与生俱来具备这种脚踏实地、务实苦干的精神,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这种精神与崇高的使命感和岗位责任意识融为一体,他们为了“脚下踩的这方厚土”,不惜“下油锅”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类似殉道式的精神驱使陕西(西安)作家紧紧地贴近时代,心甘情愿地作时代忠实的“书记官”。其实,这种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陕西(西安)作家,活跃于50年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备,当代陕籍作家亦多能继往开来秉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特点。 
  西安作家这种务实求变的心态与三秦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历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拥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显赫。伴随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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