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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史学评论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6-18
  关键词: 晚明  张扬自我  史学评论  理性精神 
提 要: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史学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史学评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主体对于历史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活动。因此,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强弱,思想自由度的强弱,对于主体进行史学评论时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广泛实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不被提倡的,甚至是受到极端的排斥或压抑,思想往往被压抑在狭仄的维度间而得不到伸展,并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然而这“铁桶般的黑暗”,就在晚明时刻,因社会多种因素发展的影响,开始被稍稍打破,士人的自我意识获得空前的张扬,并影响于正宗意识形态表现最顽固的史学。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人们也开始了对正宗价值观支配下的历史定谳,表示出自己的怀疑。一时求新、求异,蔑视传统观念,大翻历史陈案,务以自己的新的价值观、历史是非观评判历史的史学评论,蔚为新的史学思潮,构成了晚明史学发展的新景观。
一  “此窍一凿,混沌遂亡”:王学的思想解放意义 
 
    一切须从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提出说起。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1](英国版《序言》)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除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外,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提出与传播,作为这一社会思潮发轫的内在理路,其推动的思想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元明以来,统治者一直以国家行政的力量强行推行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其结果,不仅使原本富有思想活力和道德批评精神的程朱理学,沦为了僵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在与国家权力结合于一体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忽略道德践履中主体自觉的意义,单纯强调理性本质对感性存在压抑的理论缺陷,使之沦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国家压迫社会自由思想的文化工具,其结果是使整个社会思想的自由度被压抑到了极狭小的空间,在表面一片高尚道德教条的说教下,社会却普遍滑向虚伪,士人的人格遭到扭曲,形成 “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者,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者,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2](卷35《道传录序》) “所谓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的思想文化局面。[3](卷10《姚江学案序》) 
然而物极必反,早在王阳明之前,随着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城镇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等社会变化,在带来繁华多姿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张扬自我、挣脱思想桎梏的思想倾向。表现于学术思想发展,则是从吴与弼、陈献章开始,逐渐出现摆脱外在天理对个体压抑,强调主体自觉的学术趋向。[1]这种趋向至王阳明心学的提出,便完全明朗化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根本点,是将程朱理学逻辑中分裂的心与理合而为一,把外在的天理融入主体的意识之中,从理论上赋予“吾心”极大的能动性、自主性,使主体从外在天理的服从者,变成为了天理的拥有者,在消解原君临主体的外在的思想权威的同时,也使主体的思想获得解放。由于个体的意志受到强调,个体性的“吾心”良知也就成为了选择、评判是非善恶的根本依据。按照王阳明的话就是:“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4](卷3《传习录》下)同时,王阳明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禀赋的差异性和“各为说”、“有异处”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那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4](卷3《传习录》下)甚至明确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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