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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内在理路:晚明思潮的反思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5-28
 晚明时代,经济、社会、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的性质、趋向和意义,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国内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晚明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旧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开始解体,新的带有“近代”性质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正在萌动。具体到思想史方面,就是认为晚明出现了与西方“过渡”时期极其相似的思想成果和社会思潮。这样一幅涂抹上西方式“近代性”色彩的思想图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况呢?对此似乎还值得进一步加以思考。

一、对晚明“近代性”的反思

中国古代曾多次上演王朝兴衰的戏剧。导致许多王朝灭亡的那些痼疾和征兆,在晚明也都显现出来。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决不能仅从王朝兴衰的角度来理解晚明,因为晚明已踏上“走出中世纪”的路途,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已往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上就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最初迹象。换句话说,晚明之所以不同于汉、唐、宋等朝代的晚期,是因为后者仅仅是在社会性质没有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的某个王朝的衰落,而前者不但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重要的是延续了近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新的社会正在这衰落的母体中孕育生长。也就是说,晚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近代性”。
上述看法,并非是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脉络中推论出来的。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所谓“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中,许多时期都发生过“不同于已往的变化”——如唐宋之际就发生过重大社会变迁,为什么学者们认为只有晚明的社会变迁才具有“近代性”呢?很明显,这种认识并非“本土的”,而是跨文化比较的产物。跨文化比较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常用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各种文化的特点和实质。但是,跨文化比较又有严格的方法论要求,不能用一种文化的话语霸权去规约另一种文化,使此种文化成为彼种文化的附属物。遗憾的是,近代西方在世界上确立经济霸权的同时,也确立了话语霸权,跨文化比较在许多时候便成了展示西方文化之“典范性”的工具。
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后半期,学术界关于古代中国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西方为“典范”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进行“比附”而不是“比较”的产物。通过这种比附,我们固然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但却模糊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质。这就像是用中国的秦砖汉瓦建造起一座西方哥特式教堂,虽然整体看上去颇为壮观,局部细察也确是古物,但却不能说这是真正的“秦汉风貌”。关于具有“近代性”的晚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根据西方理论演绎出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必然要出现的特定阶段。既然中国与西方一样也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当然接下去也要有资本主义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期在时间上大体相当的晚明,遂被赋予具有过渡性质的特殊意义。
荷兰学者佛马克在讨论文学理论问题时提出了“研究”和“批评”两个方法论概念,“前者强调经验材料和客观性以及方法的可重复性、结果的可检验性”,“后者强调主观的参与和创造,强调内在的合理性”[1]。其实,历史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方法区别,尽管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二者常常交融在一起,但两者的确是“各有各的规则”。关于晚明社会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近代性”的问题,显然不是一个“研究”问题而是一个“批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回答者的“前见”,即他们业已接受的并且认为是不证自明的理论模式。主张晚明社会具有“近代性”的学者,基本上都承认人类历史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但这一“共同规律”,并不是在研究了各民族的发展史后归纳出来的,而只是从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抽取出来的“理想类型”。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自从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使我们理解了西方近代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乃是人类历史必然性的欧洲表现,是一种典型的形式”[2]。
在晚明社会寻找“近代性”的做法,不仅受到线性目的论历史观的影响,也受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的影响。帝国主义侵略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影响,既有掠夺破坏的一面,也有刺激变革的一面,从来都不是单一性的,马克思就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两面性作出深刻分析[3]。但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却很难接受使中国饱经凌辱的帝国主义侵略可能促动了本土社会变革这类看法,而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世界各国中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一事实更使学者们不愿意从外部寻找现代化的动因。这样,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寻找“资本主义萌芽”或者说“现代化因素”的学术理路自然就应运而生了。通过对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内部业已出现现代化趋势的理论预设,不但可以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内生”的而非“外铄”的,而且还可以证明帝国主义入侵是打乱中国现代化固有进程的外来阻碍力量。
有趣的是,近些年来,在反思和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背景下,西方有些学者的思路和观点变得与中国学者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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