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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者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2-28
 
最重要的是忠诚
任文:在中国庞大的经济学家队伍中,政府部门直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外界看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梅老师,像您这个群体的研究学者,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梅新育:政府部门从事研究的工作人员,从根本上说,是为政府决策服务。他们工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决策者所做出的决策向公众解释、陈述,尽管这项工作是非常基础性的,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项决策不能够让公众广泛的理解,它的效率我想是要打一个问号的。第二个层次,决策者提出的问题要做出解答。第三个层次,决策者根本没有发现,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我们要去发现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任文:正像刚才梅老师所说的,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为政府服务。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您经常发表一些与某些政府部门现行政策有所不同,甚至相当不同的观点。我们想知道,作为研究人员,您在研究和观点发表的过程中,是否认为自己享有比较大的自由?是否拥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研究环境?
梅新育: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本着对这个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我们的具体看法、具体主张,无论是否被采用,是否与现在政策有什么差异,应该说都是正常的。
在研究方面,我想一方面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是有这个纪律,有些政府决策者面对一些什么事情,是不能够泄露的,泄露的话就属于绝对的犯罪行为。第二点,对国家基本的政治体制不能做出反对,你要是不认可的话就不应该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但是对于日常经济工作中的事情,要开动脑筋进行自由探讨。在这方面,虽然有纪律,但是总的来说,比机关工作人员的自由度大一点。
比如说有一次开会,在谈到工作时我当着部领导的面说,我们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在资助他们冲击我们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让部领导感到任何不快,反而是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是当着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我说我们对外商外资过分的优惠政策持保留意见。我说现在民间说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要是给大家这样的印象就不好了,但就是说了这样的话也没有让领导们暴跳如雷。
 

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者
任文:不仅仅在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学者群体内部同样经常会出现不同的观点。比如,现在就有人将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戏称为"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两派,认为前一类人在思考、分析、判断问题时候,更多喜欢套用所谓的国际规则、全球价值和国际通用的经济学理论。后者则更多地是站在中国立场、中国价值观、中国利益的角度上看待问题。梅老师是否认同这种划分?
梅新育:我想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并不是绝对的。这两个群体之间还是有相互吸取的部分,并不是说"民族主义者"不吸取一些前者的方法论。我个人来说属于经济民族主义分子,应该说是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分子。
任文:呵呵,对媒体公开承认自己是经济民族主义者,是很罕见而且需要勇气的。
梅新育: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是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动力。
作为一个群体,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好,他要想求得更大的发展,他要是甘于落后,没有奋发向上,力争赶超,甚至领先的精神和追求,这个民族和群体还能够取得发展吗?能够有大的作为吗?正是这种精神才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生生不息,不断进步的基础,所以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但在追求经济民族主义目标的时候,我们要讲究战略战术。有的人其实是把不讲究战略战术和经济民族主义划上等号,其实,战略战术和根本目标,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
在可预见的三五百年之内,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基本的状态。既然如此,经济民族主义就是理所当然,即便是到了世界大同阶段,如果不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领先的地位,就不可能在大同世界取得平等的待遇。
达娃之争的最好结果是两败俱伤
任文:梅老师不仅在认识论上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好的民族主义课,在具体方法论,也就是战略战术上,也经常发表一些非常有见地的看法,比如说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宏观问题,比如对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贸易顺差问题、金融开放进程的问题,往往都持一些比较慎重的态度,认为有些地方做的比较欠妥,比如说我们对人民币升值,对于贸易顺差的认识可能过于简单了,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我们跟美国应该形成对等开放等。但是在一些微观的问题上,比如说达能、娃哈哈之争,虽然梅老师认为达能在扮演中国财富掠夺者的角色,但是仍然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介入企业之间的纠纷,应该通过法律、市场规则的方式解决,这是否就是您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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