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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刺母引中式家教反思 是谁举起了刀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7-26

    留学生刺母:谁举起了那把刀

    只因学费问题起争执,24岁的旅日留学生汪某在上海浦东机场,众目睽睽下将刀刺向了52岁的母亲。这起“留学生刺母”案与前段时间“药家鑫杀人案”一起,再次掀起对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反思:究竟为什么会接连发生这样的悲剧?究竟是谁,让孩子们举起了那把锋利的刀?

   不可否认,无论“刺母案”还是“药家鑫杀人案”,都是极端的个案。然而频发的个案背后,亦有使人担忧的中国青少年人格健康状况。《中国新闻周刊》走访的多位专家及机构均表示:社会转型期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近十年来中国青少年的心理疾患呈加速发展的态势,此案中汪某的留学生身份,更应引起社会对留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

    家庭教育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础的一环。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它的轻视,正在结出恶果,这个恶果隐蔽在一个个具体而鲜活个体的人格中,渐渐聚合起来影响社会的整体。失败的家庭教育没有赢家。孩子与家长,都是受害者。具体到留学生刺母案,尤为如此。

    尽管在家属的申请下,公安机关已启动对汪某的精神病鉴定程序,但《中国新闻周刊》仍辗转获得汪某的生活片断,复原他的成长经历及家庭生活状况,以探讨造成这起人伦悲剧的深层原因。

    刺母事件背后的家庭拼图

    惨烈的现场背后,隐藏着一个悲剧家庭:暴躁的父亲,温顺的母亲,外表光鲜而内心千疮百孔的儿子

    浦东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会合点”闪着橘红色的光,背景是两个握手旅客的卡通图画。4月15日晚9点,一对香港来访的情侣在“会客点”前摆出握手的姿势欢愉地拍照。

    但在15天前,刚下飞机的汪军军,就在这块牌子之下,把刀连续刺向他52岁的母亲,原因很简单:要钱不给。

    据目击者称,汪军军所持的,是一把从托运的轻背包中取出的水果刀。上海市公安局国际机场分局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块百余平方米的地方,距离国际出闸口约百米,是通往配楼的交通枢纽。灰白色塑胶地板,已经被清洁工打扫得没有血迹。熙熙攘攘的旅客,走过四周玻璃透亮的过道,可以看到上海街道的车辆。

    目前,在家属的提请下,公关机关已对汪军军启动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程序。

    然而公众的疑惑却没有消失: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究竟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能在这种明亮舒适的环境里,将尖刀刺向母亲?

    幼年碎片

    这把儿子挥向母亲的刀,也出现在南京路电视墙播放的新闻片里。汪军军的大伯汪建良,恰好在上班途中看到了。

    尽管新闻报道将人物面部模糊处理,但那熟悉的轮廓,仍让汪建良觉得像他的侄儿。当发现行刺的儿子是“汪某”,而受伤的母亲是“顾女士”时,他终于明白,家里出事了。

    汪建良没想到,家里的事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为天下人所知。电视墙下,汪军军58岁的伯父站了很久。

    汪军军已过世的爷爷汪政祥,和年过古稀的奶奶杨春霞,育有子女四人。长女汪建兰、长子汪建良、次女汪建琳和次子汪建新。

    他们一度住在距外滩不远的北京东路一处老弄堂。楼高三层,楼梯近乎垂直,阴暗逼仄,踏在上面咯吱做响,门外经过的货车都足以让木质楼梯晃动。

    门廊的墙上排列着众多铁皮邮箱,其中一个用楷体字漆着:“汪家”。汪家爷辈到孙辈,三代人都或长或短地在三层一间十多平米的阁楼里居住过。

    奶奶杨春霞已经多日没有出现。邻居们虽然有些好奇,但想到老人最近常去子女家住,索性也不多问。这些天,邻居们一直在谈论着报纸上报道的“儿子刺母”案。然而直到有外人特意到来询问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故事的主角就是他们的邻居。

    几十年前,爷爷汪政祥曾在巷口拖着铁皮车卖螺丝、修拉锁。如今,这条街依然是五金商贩的集中区。数百家店面,卖的是更新潮的金属零件。

    汪军军是汪家小儿子汪建新的独生子,出生于1987年,不可避免地被全家当做掌上名珠。

    军军对这条街很熟。10多岁起,他就经常到爷爷奶奶家,把自己丢到他们怀中。那时还念小学的军军,睡觉前会自己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摆在床头,是个规矩的小孩。

    2000年,爷爷在家门口注册了一家五金商店,注册资金5万元,并自己担任法人。

    本来希望这家店能为全家人的生活带来转机,然而事与愿违,五金店并没有成为全家的动力源泉,而变成了一个家庭成员不断索取的“潘多拉的盒子”。

    为了店面的经营权问题,子女们与父亲长年纷争不断,邻居们经常看到汪家成员脸上的指印,甚至裂口,都暗暗为这家人担心。

    楼下一家的媳妇,有次亲眼看到汪爷爷与子女争吵,被顺着台阶推倒在她家一层半的厨灶下面,幸无大碍。这位邻居知道汪家人的脾气都比较暴躁,但她当时还是后怕得很:万一汪爷爷被她家灶上的开水壶砸到,不知道会伤成什么样。

    军军便在这种吵闹的环境中长大。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这里,是今年春节从日本回上海探亲时。那时,他已从一个规矩的小孩子,长成为24岁的成年人。
 
   “炸药桶”父亲

    顾妈妈仍然躺在病床上,9处刀伤虽然没有致命,但十几天的休养并不能让她恢复元气,至今只能靠半流食物品来补充体力,虚弱的她甚至说句“帮我倒杯水”都很费力。

    二十几年前刚刚出嫁时,她小巧精致,面貌娇美,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 “阿华”。

    阿华是个不辞辛苦、勤俭持家的媳妇。在家,她温顺地服从丈夫;在外,她也一直努力地为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军军出生后,阿华和军军的父亲汪建新,曾在三口之家位于福建路弄堂里经营了一个小卖部,生意不差;几年后,阿华又做起服装销售,还当上一家国产高档服装品牌专营店的营销经理,每月收入7000元,比不上高级白领,但在上海普通居民中,收入也不算太低。

    2007年,她娘家位于在地价飙升的虹口区苏州河畔的老宅被拆迁,让位于知名开发商的新项目,这给全家带来了还算丰厚的经济回报。他们并未用这笔款项购置新的房产,而是选择租房生活,因此,相比于过去,军军家的手头更宽裕了。

    但对于这个普通的三口之家来说,经济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军军的父亲汪建新从小就渴望成功,争强好胜。作为家中的老小,他始终迫切地渴望去经营父亲的五金店,却总和父亲的想法矛盾,导致冲突连连。

    在邻居们眼中,汪建新是远近闻名的“炸药桶”,是汪家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个子不高,很瘦,看起来很精干。眼睛很大,平时眉清目秀,可一发起脾气,两颗眼珠子直往外突。一旦发生矛盾,即使面对的是家里人,从父亲到哥哥姐姐,他都不手软;在外面,他也经常用拳头解决问题。

他的脾气在阿华面前也没有收敛,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有时还会举起巴掌。有一年,奶奶到他们租住在浦东的家来做客,仅仅因为谁来给气垫床充气这个小问题,汪建新发了脾气,还差点动手。

邻居们形容说,阿华在汪建新面前,就像“小鸡仔”一样顺从。阿华也想过要离婚,但不知何故,这个婚姻却一直在不断的冲突中继续着。汪建新去美国前的一个月左右,阿华还曾逃到外地,直到汪建新走后,才又回到上海。

这个脾气暴躁的上海男人,对生活的要求有点偏执:无论屋里屋外,他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要整理得利落干净。每逢出门,他会讲究地穿上名牌西服,光鲜时髦。

汪建新喜欢大方地花钱,因此总感到钱不够花,拮据时则四处借宿。他工作不稳定,收入不多,因此更渴望财富,他常常研究彩票,梦想自己有朝一日成为那个幸运儿。

家里经营的小卖部最初生意不错,但随着连锁超市的普及,小卖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终于不能维持经营关了门。

之后,汪建新多次易工,为私人老板打零工,在医院做保安队队长,一度还找到了一份培训学校教师的体面工作。但他似乎对这些都不满足。

父权阴影

在军军面前,这位对生活要求苛刻而性格暴躁的人,更是永远不能违抗的父亲。

汪建新时常告诉军军:“你一定要比别人强,这样才不会被欺负。”

为了让军军身体强壮一些,他给军军制定了完整的健身计划:跑步、抬哑铃、练单杠……只要是学习空下来,就进行这样的训练,因为他认定:个子小就会被欺负。

为了让父亲满意,汪军军在各方面一直很努力。大概是继承了父亲的风格,军军对每一件事都要求甚高,要强而倔犟。据说,他遇到无法做好的事情时,还曾用头去撞墙。

虽然汪建新对军军各方面始终不满意,但亲朋回忆,直到初中,军军的成绩在班级里还算名列前茅,家人也都认为军军可以考到重点高中,尤其是汪建新。

或许是压力太大,中考前,军军成绩不断下滑。这激怒了争强好胜的父亲,军军因为成绩不理想也没少挨父亲的打骂。

他最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结果出来后,汪建新指着军军额头骂个不停,“没出息、太笨,葬送了前途”。或许因为太生气,他甚至对军军填报中考志愿都不理睬。

无助的军军只好到奶奶家寻求安慰与帮助。正在奶奶家的大伯看到可怜兮兮的军军,便拉起他说:“你爸不管,大伯带你去。”

2002年,军军入读了上海一所名声不错的职业学校,并选择了汪建新期望的商务英语专业。

但中考失利一直是汪建新心里的结。他对这家中学也心存不满,坚持认为从这样的学校毕业不能出人头地。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总结出儿子的出路:学商,出国,挣钱。

在汪建新的强烈要求下,2006年,军军从尚未毕业的大专退学,辗转去了日本。汪建新本人也经朋友介绍,在2009年底,只身前往美国打工,要去赚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而这次妻子和儿子一起出事,身在美国的他至今没有现身。

孤独的留学

军军的独立,是在东京真正开始的。

2006年,已嫁至东京的大姑汪建兰为军军担保留学,并安排他进入东京一家国际语言学校的日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军军通过了入学考核。2008年,21岁的军军迈进了私立日本大学经济学部的大门。

尽管出国留学也是父亲为他设计的,但是这似乎并不妨碍军军享受远离父权的自由空气。

军军最初借住在大姑家。不久,他就决定独自居住。他的房租是每月人民币12000元左右,据了解日本情况的人士介绍,这比普通中国留学生租房花费高出很多,相当于东京普通白领阶层的房租水平。

在穿着打扮上,军军倒是越来越像升级版的汪建新。他很讲究品牌,衣服也越来越多,时髦的穿着配上帅气的外形,汪军军开始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和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军军也喜欢和同学或者兄弟姐妹们相约一起去K歌,堂哥说,军军唱歌很好听。

去日本留学后,军军每年都回上海探亲一次,回来后经常会豪爽地宴请家里的兄弟姐妹。在这很少的接触中,家里人明显地感到,军军成熟得相当快,已经完全不是他们记忆中的那个乖巧规矩的小孩子。

大伯汪建良还记得,今年春节,军军回家探望奶奶,他也赶去相聚,一进门,一脸成熟男人气息的军军就爽气地拍他的肩说,“走,咱们出去吃,我请客。”汪建良指了指奶奶刚烧好的一桌晚饭,说:这不是奶奶刚做好饭菜吗,还是应该在家里跟奶奶一起吃饭。

大伯觉得二十多岁的侄子身上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汪建新的影子:手上若是充裕了,便显得很大方;拮据时,又不免有求于人。

在这五年的留学生活中,家人有时会劝他:“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要多读书,没事就不要总回来了,来回的路费比较贵。”但很明显,军军对这些话没有放在心上。

军军在日本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家人都不太了解。家人知道的唯一情况是,军军曾对一位堂兄提过,有的同学对他不友善,经常因为一些小事陷害他。堂兄则劝他现实一点,在异国他乡,应尽可能低调。

最明显的变化大概发生在今年春节。

原本健谈的汪军军,变得有些沉默,曾跟小姑姑说:“耳朵里好像装了机器,总有声响。”

最近一次回家,大伯与他聊天,他忽然大笑起来,笑过后又戛然而止,而那个话题并不好笑。军军也曾跟奶奶说,“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控制不了。”

大家觉得有些奇怪,但谁也没在意。谁也没想到,两个月后,会发生浦东机场那疯狂的一幕。

曾经散落在上海、美国、日本的一家三口,今天终于有两个聚在了同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在看守所,一个在医院。

医院里瘦小的阿华,并不认为自己会失去儿子的爱。“他是个好孩子,我们母子感情很好的。”她曾坚持表示,“我不怪他。”

4月19日的上海浦东机场,到大厅的人们继续着他们奔波的脚步。而在一旁的等待区,一位年轻的母亲正在一口一口地喂着她漂亮的混血小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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