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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政策风险研究

作者:陈友华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0-22
早在多年前,已有学者明确提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论断。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婚姻冲突风险和自身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穆光宗,2009)。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所导致的风险绝不仅仅局限在如上几个方面,更在许多其他方面对家庭与社会制造了许多人为的风险。本文在探寻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风险的基础上,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探讨了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并就与之相关的问题展开了初步的讨论。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相关问题的研讨之中。

一、独生子女政策风险
(一)生存风险
一方面,在有歧视性性别偏好的社会,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生育数量做出了极其严厉的限制,从而寄希望于通过多生来实现对孩子性别偏好的难度大大增加,降低了人们拥有所喜好性别孩子的可能性,因而将不为所喜好性别的孩子视作实现孩子性别偏好的障碍,容易导致如下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诱发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引产,这本身就是对胎儿生命权的直接剥夺。二是对已出生的不为所喜好的性别的孩子疏于照顾、甚至溺弃的现象因此而增多,致使单性别婴儿死亡率增加。在中国突出地表现为女婴与女童的生存环境因此而恶化,从而导致女婴死亡率的上升,并大大超出正常水平。

另一方面,独生子女的生存风险直接影响着家庭的生存风险。独生子女的意外伤残或夭折将成为这种风险的集中体现。如果说在父母生育早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可以通过补偿性生育得以消解,而在生育晚期出现的生存风险却因为父母年龄已大而丧失了补偿性生育的可能。尽管独生子女意外伤亡在独生子女总体中所占比例很低,但对于出现这一情况的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其影响则是难以预计的。对独生子女家庭而言,唯一的孩子的夭折使整个家庭陷入绝望和痛苦的深渊,成年独生子女病残、伤亡对于家庭来说更是灭顶之灾(穆光宗,2006;潘金洪、姜继红,2007)。例如,广州市现有2300多位母亲已经49周岁及以上的独生子女夭折家庭(张建等,2009:75)。又如,“重庆市有中年丧子(女)的独生子女父母13574人,其中城市6267人,农村7307人。重庆市北碚区等13个区县建立(真情互动)联谊会和会所,加入联谊会的中年丧子(女)群众有5000余人。”(武家华等,2009:104)。投资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风险防范原则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独生子女的唯一性就决定了没有选择,只能将唯一的一个鸡蛋(独生子女)放在一个篮子里,而且这个鸡蛋还是一个“瓷鸡蛋”,一不小心就会被打碎。由此可见,独生子女政策恰恰违反了这一原则,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一个孩子身上。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多个孩子,家庭生存风险就要小得多。独生子女导致家庭结构十分脆弱。我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构成国家的数以亿计的细胞是脆弱不堪的,甚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由这些细胞组成的国家会强大吗?

(二)养老风险
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独生子女父母的家庭养老支持具有唯一性,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因而使得这类家庭陷入困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例如,独生子女迁移、外出或者出现意外事故,独生子女父母就缺乏可替代的家庭养老支持。更何况养老不仅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亲情关怀的时间精力等问题。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已经开始进入老年,这意味着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困境将逐渐由隐性转为显性、由零星发生的小问题转为众多家庭同时发生的社会性大问题,过去一直不以为然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问题,将作为社会性问题逐渐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独生子女政策终于在其实施30年后开始为其“过度严格”付出巨大的家庭与社会代价(周长洪,2010)。
应当说,任何社会都会有独生子女家庭,但发生比例通常不高,更为重要的是:那通常是家庭自主决策的结果——当事人对此已有经济、心理和精神上的准备,是一种意愿性的生育行为,一般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独生子女家庭绝大多数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在生育政策驱动下不得不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的。也就是说,大量出现的独生子女家庭通常是非意愿性的,即不管当事人对这种生育行为可能给家庭和自身带来的后果是否仔细考虑过或者有否准备,都不得不如此。这意味着,许多独生子女父母对其未来可能面对的由独生子女境况引发的各种窘境,缺乏足够的精神、心理和经济准备,这一点对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尤其如此(周长洪,2010)。
其次,独生子女责任最大化风险。独生子女作为其父母唯一的家庭养老责任主体,他们没有兄弟姐妹为其分担父母的养老责任,自身所能获得的来自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千斤重担只能一个人挑,这就注定了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养老责任与心理压力更大。
再次,独生子女自身的养老风险。文化传承使得独生子女群体对不孕不育和只生一个的偏好可能更强(穆光宗,2006)。生育数量的减少,必然意味着年老以后来自子女的养老支持的减少。因而独生子女年老以后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问题。
最后,家庭经济支持能力弱化风险。无论是独生子女父母、还是独生子女本人,因子女数量的过度收缩,长期地看对家庭经济更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减弱了家庭或自身的养老能力。长远来看,几乎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短缺的风险。越是到独生子女父母的晚年,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就越大,现实困难也就越多。

要求独生子女独自承担起父母的养老责任,对独生子女本人是不公平的,同时也大大超出了独生子女自身的承受能力范围。然而,独生子女父母,他们是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响应者、执行者与利益受损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其再成为老来生活无着落者。因此,当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出现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与困难时,尤其是当独生子女伤残或夭折时,Z.F应成为“独生子女父母之子”而自觉承担起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这是一个责任Z.F与诚信Z.F的基本责任。Z.F也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喊出了“计划生育好,Z.F帮养老”的响亮口号。这就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然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制度,解决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1]
但伴随独生子女政策的是低生育率、甚至超低生育率时代的加速到来,并因此而诱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将由现在的结构性增长转而陷入结构性衰退的陷阱。持续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条件下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因而仅仅寄希望于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而化解中国的养老困境是很不现实的。
(三)空巢综合症风险
与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相伴随的是“空巢”的提前来临、空巢家庭的大量增加与“空巢期”的大大延长,[2] 陷入“孤独与寂寞”境地在所难免,“空巢综合症”风险因此而大大增加。两子女或多子女家庭从“满巢”到“空巢”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连续的变化过程,这给父母留下了足够的时间去适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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