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管理的基本特征

中华传统管理的基本特征
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延续数千年的中华管理传统如何现代化，如何创造性地继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思想史、管理思想角度已有很多论者作了有益探讨。但管理思想和实际管理过程中的逻辑、机理有很大差别，本文拟就两千年来在中国社会管理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逻辑和机理作重新梳理和解读，以期对新世纪管理的中西融合有所裨益。文中只论及中华管理传统的基本特征，至于进一步的分析和传统管理在现代的新生，当另文说明。
　　
　　一、中华管理传统的特征
　　
　　从总体上概括中华管理传统，有如下显著特征。
　　
　　1．“一体化”管理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和谐、协调的统一体。人生在世，人类社会不应违背自然和社会的“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一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管理上，形成了传统管理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把管理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过程，以力求达到社会与自然、管理过程与外部环境、管理组织内各种组成和状态的最佳协调和谐为目标，把管理的各个要素和功能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有序结构。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长期以农业为基础，以一家一户小农耕作生产方式为基础，未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理性的开发建立在对自然、社会的感悟和日常农作经验基础上，加之历史形成的家庭血缘伦理—社会政治伦理一宗教伦理一体化的社会制度和观念，形成中华管理的一体化管理传统。
　　
　　这种一体化管理，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同一的过程。生产劳作过程中碰到的技术问题，不同行业、职业的特殊要求和特点，都解释为人如何去感悟、体会万事万物内在的“道”，而后如何使自己的操作符合这种“道”的问题“庖丁解疟，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在管理过程中，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观念、行为上的教化是基本工具。凡事以目标为导向，以领导为中心，以控制为根本。一个阶段组织要达到的目标，管理者的个人意志和行为方式，基于下属忠心、态度、表现的控制、奖惩和晋升体系，是管理过程的显著特色。在这种管理方式中，所有的问题都是一类问题，事物的“善恶”比“是非”更重要，稳定、协调、生存和延续，比效率、效用、“事功”更重要。
　　
　　2．“安人”的管理
　　
　　直到改革前，中国没有社会性地产生类似西方近代工业化以来的“功利性组织”——现代企业，而以“维持生存性组织”为特征。虽然不同时代都有大量商品交易活动存在，历史上也不乏成功的商人(晋商、徽帮、宁波帮等等)，但这些商业组织微观层面上形成的功利性逻辑、技术理性从来也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制度层面上依然是传统中国社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形成的“礼法交融”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但制度层面上的变革既非一日之功，也与人们的愿望、心情无关，需要很多历史条件逐步成熟。时至今日，很多企业虽然理性层面上的外在形式都已具备，但制度层面上很多传统的逻辑依然起主导作用。企业乃至很多组织处于一种“非驴非马”状态。
　　
　　维持生存性组织在管理上，以协调和谐和生存延续为最终理想，组织的延续和生存是最高目标。相应地，管理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逻辑或伦理是协调，是组织的延续本身“治国安邦”、“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等，都反映这种特征。效率和效用如果有违或者会伤害“协调、生存”的目标和基本价值，宁可弃之不用。庄子有一个反对用机械灌溉节省人力的故事：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心中则纯白不备……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这种状态下，技术理性、功能理性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因为与制度层面格格不入；它们充其量也只能在制度层面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存在或变相存在“林家铺子”是大部分民间小业主的真实写照，“胡雪岩”除了商业经营的智慧外，成功于对中华管理传统的领悟和熟练运用，也失败于这种传统的既定法则。
　　
　　安人的管理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标只能在稳定的框架内起作用。组织的稳定更多地与组织成员的利益、态度、观念和组织中人际网络结构有关，更多地与非正式的结构有关。组织自然层面的因素和力量上升为制度层面的文化、观念和实施的制度，在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技术理性、功利逻辑的作用空间就会受到限制。
　　
　　中国传统安人的管理，不是在所有成员目标、利益作用基础上形成的“相安无事”的管理，世界上从来也不存在这样的管理状态。它是从管理者出发的安人，以确立起来的制度层面的观念、意识形态为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这是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方面。
　　
　　它在管理目标上追求“天人合一、维人则天”，在社会管理上崇尚“天下一家”；在人事管理上实现“知行合一”和“情理合一”、“合情合理”。要求管理主体做到“内圣”与“外王”相统一，达到与自然、社会的适应、协调，实现“天地合德”。
　　
　　3．“中庸”的管理
　　
　　“一体化”管理和“安人”的管理，追求“天人合一”必然导致“中庸之道”。要想达到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行为与观念、人道与天道、“人欲” (社会)与“天理” (道)的高度和谐，交融合一，就不能走极端。管理行为上力求使事物不致处于过分偏离稳态，“过犹不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中国管理过程的标准和规范，是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凡事要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在个人行为上，则表现为凡事不为先， “外圆内方”之类的行为方式
　　
　　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因此，中庸的管理不仅来自于“天人合一”的天下观，也来自日常生存、生活的经验现实
　　
　　不仅如此，由于上述观念同时衍生出中国传统理想、道德、人格、观念和追求，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而外王”，成为一种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因而，中庸的管理就不仅是一种工具性的理性操作，更是一种人们所修养、追求的理想境界。这种管理的理想境界即是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就是老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管理上的中庸，特别是这种中庸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化、情感化逻辑结合起来，一方面导致是非不清，“纲不举，目不张”，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框架，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与“礼治”、“德治”的制度性压力和情感性压力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
　　
　　4．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管理
　　
　　以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和逻辑依然是自然层面上形成的不同个体个性、观念、利益和在此基础上结合而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社会力量乃至政治势力相互之间的协调、平衡逻辑，导致管理过程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在中国，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官本位、权力本位，其源盖出于此。此其一。
　　
　　其二，政治化管理过程同时也是宗教化管理过程。中国正统儒家思想不仅是社会政治思想，同时也是终极道德理想。中国二千年来传统的“三纲五潮具有“天理”、“良知”的至上神圣性和“普遍必然性”。
　　
　　李泽厚先生(2002)认为：“‘宗教睦道德’本源于‘社会性道德’，在中国‘礼源于俗’的历史学的考察中显露出来。章学诚认为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刘师培说，‘上古之时，礼源于俗’。具有神圣性、要求‘普遍必然’的中国的礼制是以民间经验性习俗为来源。它来源于远古至上古(夏商周)的氏族群体的巫术礼仪，经周公而制度化，经孔子而心灵化，经宋明理学而哲学化，但始终保存了原始巫术的神圣性，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准则、生活规范，即所谓‘礼教’‘礼教’正是被论证和被相信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历时古今而不变’的中国人的‘宗教性道德’”“例如，作为这个‘礼教’的轴心和中国古代诸道德根基的‘孝’，本是氏族群体为维护、巩固、发展其生存延续而要求个体履行的一种社会性的道德义务。它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宗族为支柱的小生产的农耕经济的时代产物。但经由巫术礼仪到礼制化和心灵化之后，‘孝’便成为‘天之经、地之义’，成为先验或超验的‘天理’，‘良知’，即某种具有超越此世间人际的神圣性的绝对律令‘不孝’不仅违反人际规则，而且是触犯天条，当遭天谴。从汉代《孝经》宣告‘孝’是天经地义，到历代小传统中关于孝和不孝的传奇故事，都说明‘孝’曾经长久是中国人的‘宗教性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