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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理论框架下的行为主义遗产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5-30
[美]科恩 ——亚瑟·寇埃思特勒《创造行为》 颇有影响的观念都会表达得体、且具有说服力。对此，我们有时候不能不佩服，但有时候又得提防其对我们的驾御作用。如果此类观念被人们广为接受、甚至达到不能觉察的地步，或者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感觉像是简单的常识，那也就该是我们担心的时候了。如果反对观点不再得到回应，因为压根儿就没有人再提出异议，那说明我们已经失控了：不是我们拥有观念；是观念控制了我们。 本书所论的观念在我们社会中就已经取得如此地位。该观念的主旨是，要让某件事得以做成的最佳途径就是奖励人们，让他们依我们的想法行事。学术界已经对其展开争论，并将其发展的源头追溯到人们所知的行为主义这一学术传统。然而，让我颇感兴趣的是，大众对这一教条的具体实践：它是如何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潜伏下来，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的。 通俗行为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做此就能得彼。鲜有人会去审视这一手段所体现出来的智慧；人们追问的是他们究竟会得到何种回报，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得到承诺和奖品。我们认定采用此道培养孩子、教授学生和管理雇员合乎情理。去超市购物时，如果五岁的孩子不吵不闹，我们就会答应给他买泡泡糖。如果要让学生学习更努力，我们就用优来诱惑他。如果销售员推销公司的产品够份额，我们让他感到去夏威夷休假也是可能之事。 当然只需寥寥几段文字就可以证明我们对此思维和行为方式是笃信不疑的。可我的目标要高得多，我要力辩此种教条有着极其错误的方面——其假设能误导他人，产生的做法既本质上令人反感，又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尤其是这最后一个论点将占据下文的主要篇幅，因为如果从纯粹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通俗的行为主义通常并没有产生我们预期的目的。 我们作出如此谴责并非暗示奖品本身有什么不妥之处。有问题的不是泡泡糖，不是金钱，也非关爱和厚待。奖励本身在一些情况下是无害的，在另一些情况下也是不可或缺的。我所关心的是用这些东西作为奖品的惯常做法。为了达到控制他人行为，取他们所欲所需之物，符合条件再予之，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换句话说，本文专论的不是“彼”（即所欲之物），而是“做此就能得彼”的那种规定。 我这里的前提是，奖励言听计从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世界的本相”。这不是人性的基本法则，只是思维和言语、梳理经验、对付他人的一种方式而已。我们可能会觉得很自然，但该做法实际上折射出一种特定的、可被质疑的意识形态。相信我们早该这样做了。我们对奖励采取不加批判的支持态度，为此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使本文既让人兴趣盎然，也让人惴惴不安。 鸽子、鼠和狗 在构思理论来解释奖赏并让该做法制度化之前，人们早已使用奖赏这种手段。大名鼎鼎的行为主义之父约翰·华森说，行为主义始于他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系列讲座。但是，早在1898年，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就作出了与“做此就能得彼”很相似的扼要陈述，即所谓的效应法则——引向有益结果的行为必会重复。此外， 奖励的惩罚第一章斯金纳理论框架下的行为主义遗产·在华森开设讲座的前一年，弗莱德理克·泰勒就出版了其名作《科学管理原则》。该书描述工厂里的任务该如何细分，然后按照严格的计划把每项任务分配给工人，对生产效益最高的人予以经济上的鼓励。 ·整整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就研发了一套管理学童行为制度，委派一些学生监督其他学生，给那些中规中矩的学生发票子（可兑换玩具）。 ·自从动物被驯服以来，人们就一直使用很基本的刺激手段来驯化宠物。 能够修完心理学导论课程的人都会记得，学习理论有两个主要模式：古典的条件决定论（与巴浦洛夫的实验狗有关）和控制或工具决定论（让人想起斯金纳的老鼠）。古典的条件决定论源自这样的观察：有些东西会产生自然反应，罗夫（狗名——译者注）闻到肉香就会流口水。把人工刺激和天然刺激匹配起来——比如说，肉排一出现就有铃声——之后，罗夫渐渐就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瞧！反应被训练出来了：单单是铃声就能使狗流哈喇子。 相反，控制决定论关心的是行为是如何被后来的刺激而非之前的刺激所操纵。如果行为之后就有奖励——斯金纳倾向用“强化”这个术语，那么这个行为很可能会被重复。诸多研究修饰并完善了这一简单原理，重点关注什么时候给予奖励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等问题。但是，斯金纳式理论基本上整理了我们都熟悉的现象并予以凝重的科学名称：“做此就能得彼”会使一个生物体再做“此”。 实际上，凡考虑过此事的人都会同意，这两种原理都可以用来描述学习是如何进行的。能够印证这类概念的熟悉例子也比比皆是。任何人在淋浴时听到抽水马桶冲洗声都会即刻向后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种刺激（马桶冲洗声）已经和另一种刺激（烫水）联想起来了。得到安静下来就有甜头这样许诺的小孩子立刻就能安静下来，凡是看到过此事的人都知道，奖励真的能影响行为。 本书更关注的是第二种学习：控制决定型。当然，我们首先集中探讨这种现象背后的一套信念，以及所隐含的涉及人性的种种信念。斯金纳等不仅有兴趣揣摩奖励是如何奏效的，他们还会力辩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实际上连我们是谁——都可以通过强化原理来解释。此乃行为主义思想的本质所在。我们的探究就从这里开始吧。 虽然斯金纳大部分实验可以说是在老鼠和鸽子身上做的，但著作却主要是论人的。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他收手，因为对他来说，人与其他物种仅仅在发达程度上有点差别。在行为主义者眼里，阁下比鸽子更复杂主要是因为你有声带。一只鸽子关在叫作斯金纳箱子的实验室设备里，渐渐地会不停地啄盘子。对此现象能予以解释的学习理论也同样足以解释你我之辈是如何理解符号系统的。“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人类表现出来的行为种类”，华森在《行为主义论》开篇如是说，此书说服斯金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行为主义者普遍都这样解释“生物体”的学习方式。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人类确实具有独特的本领，这就会对该理论提出严重的挑战。但是，卒于1990年、享年86岁的布尔赫斯·弗莱德理克·斯金纳可不是大多数人。读他的著作时你首先会认识到，要想不公平地讽刺此君的观点并非易事，要用反证论法来挑战他的那些观点也同样很难。评论家们感叹道，“但是如果真是那样，也只能得出（明显荒谬的）结论”。斯金纳不但没有匆忙收回自己的见解，还会乐呵呵地点头称是，“你们这样说就对了”。例如，他坚持认为，生物体（别忘了，也包括我们）是“行为的集合”，除此无他，而且这些行为只能通过他称之为“环境偶发事件”的外力方可得到完全解释。“一个人不是什么事件的发源体，而是场所，是众多遗传因素和环境条件聚合并能共同起作用的一个点。”可这样似乎暗示根本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自己”，不是吗？斯金纳答曰：是的，的确如此。 但是，弗莱德·斯金纳这个人——不谈他是个科学家，单说他也食人间烟火，也会讲笑话，偶尔也会孤独——他当然也是个“自己”。对此他却予以否认，这让你既惊奇又痛心。在斯金纳自传的尾声部分他如此写道： 果然，整本书的四百页都使人觉得讲故事的是另一个人，一个实际上不在乎自己的某个人。（其母亲的过世被叙述得平平淡淡，抚养自己两个女儿的过程也被描述得宛如是弗莱德理克·泰勒的效率研究案例）这种怪异的超然姿态渗透他的一生。斯金纳曾经说道：“完成了《超越自由和尊严》这本书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并没有写过这本书。……它似乎就是本人行为的自然产物，而非是出自那个叫作“我”的内心深处。 一旦打发了“自己”，无需太劳神就可毁掉我们珍惜的人类特征，如创造性、爱、道德和自由。毕竟谈话只是“言语行为”，思考只是无声的谈话。这样，把创造性降级为环境选择的一系列奇异行为也就是举手之劳了。斯金纳说（或言语行为）道: “贝多芬年轻时掌握了所有的现成音乐，后来因为经历了一些偶然事件和变化，才在音乐中引入让其成就斐然的新内容。因此他继续在创作音乐时引入新的内容，他创作是因为他受高度的强化使然……”。 至于“爱”？你倒可以打起精神。两个人相遇时，甲对乙好，那就会使乙也有意对甲好，甚至使乙表现好的可能性更大。这样你情我意，有可能达到都倾向于彼此善待对方、互不伤害的地步。我猜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坠入爱河”吧。 对于斯金纳和其他行为主义者来说，道德已经被归结为社会认为某个行为妥当与否、适合与否的问题，从来就没有固有的对错之分。 说某事好或坏来作出价值判断，其实是在根据强化效果予以分类。……真正的好事具有积极的强化作用；真正的坏事具有消极的强化作用。……“你得（你应该）实话实说”可以被解释为“如果同伴的赞许能强化你，那你实话实说就会被强化。” 对于“好”这个词的一般用法（如“垃圾袋太满之前就把它提出去为好”）和道德意义上的用法（“实话实说为好”）哲学家们是有区分的。斯金纳把后者的用法忽略了，将后者的意义都算在前者名下。 他对自由的看法更为人们所熟知，因为根据他1971出版的畅销书题目就可以知道，“自由”可是行为主义帮助我们超越边界的两个概念之一。几年前，斯金纳接受了我的邀请，来给我所教的班级做一次讲座。就在他发言即将结束之际，我抑制不住，调侃地幽他一默，“我们当然要感谢环境偶发事件，让阁下今天下午能光临此地。”他客气地笑着回答道：“我很高兴它们发生了。” 斯金纳相信他“选择”了光顾我班，以及我们所有人“选择”我们的行为，就好像雪崩时一块岩石决定落在哪里一样。但是，这样一来，对于否认自我概念本身的人来说，个人自由决定这个想法首先就可能没有任何意义。假如我们其他人还遑论“打算”做什么事，那么，我们若不是还能从自己尚有自主权的想法中得到尉籍，就是个体和集体对事实上决定我们行为的力量还很无知。自由恰是另一个语汇，指代某种还有待学习的东西：它是途径，以此我们指称日趋萎缩的那组现象，个中的原因还有待科学明确说明。 我们现在拥有理解行为主义实质的关键：它是出自对科学的绝对信仰，认为科学能让我们无所不知——确切地说，其笃信的是那种界定狭隘、从来没有能赶上现代物理学的科学。一些哲学家将此描述成“科学主义”，其假设是所有的可靠知识都是科学知识。华森说，分析人类应该采用分析“化合物或植物生长方式”完全一样的方法。如果科学尚不能理解我们人类的某些部分，那也只能作罢。任何观察不到、无法验证、不能量化的东西要么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要么是根本就不存在。谈论意识的心理学家使华森想起了迷信和巫术盛行的古老岁月。如果斯金纳和华森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发表这类观点时语气更为坚定。 不仅仅只是学院派行为主义者相信惟有可以衡量的行为才是真的。几年前，一个研究员邀请一群商人吃了一顿饭，交换的条件是要他们评论她新设计出来的心理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位，抽着饭前的第三根烟，对有关工作场所“信任感”的那个问题不屑一顾。他说除了“信任”的最直白意思，他不知道“信任”还有什么其他意思：“我‘信任’你把我正在说的话写下来”。后来他大声说反对另一问题，该题问的是“假如作出了巨大努力，失败是否是可以接受的”。他宣称这个问题在表述上就有矛盾。至关重要的是可以衡量的结果，假如那个努力被判为失败，这说明努力本身就不够。事实上，假如努力不能被量化，就不是真实的。 这一观点反映的是十足的美国人的鉴赏力。行为主义论是该国家对心理学的重要贡献，或者说美国本土的哲学思潮是实用主义并非偶然。我们这个民族重行动、轻思考，喜欢实践胜过喜欢理论研究。我们怀疑知识分子，对技术顶礼膜拜，注视的是底线。我们用数字来给自己定位，如能拿回家多少报酬，胆固醇有多高，百分点（你的婴儿有多重？），以及标准化考试分数（你的孩子知道多少？）。相反，我们对捉摸不定的、不科学的抽象概念（如幸福感或内在的学习动力）感到很不自在。 对科学主义的彻底批判会让我们跑题太远。但是，有必要明白此种做法的确是有理论根据的，不论该理论是否被明说出来。根据一项调查，绝大多数老师难以说清楚教学行为背后的学习理论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任何人都如此——之所以多少都受理论假设所左右，是因为这些假设是看不见的。一个服从命令、保持安静的一年级学童就能得到彩色恐龙粘纸，这种做法是有理论为依据的，体现了对知识本质、选择可能性以及何以为人等诸多明晰的假设。假如一旦揭示了行为主义的种种前提就让我们甚为不安，那也许就是提请我们去质疑以这些假设为根据的具体做法。 如果把行为主义的所有观点都归结于华森和斯金纳的论点，是否有失公允？既对也不对。他们对某些问题，比如说内心生活的地位，就比后来的研究人员和精神治疗家更极端。在他们眼里，感情、态度和动机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在解释人们所作所为时都无济于事，完全受外部因素所决定，和他们心目中的心理学没有多少关系。在很多学术运动中，开拓者们大都固执己见，不会抱着平和的心态。把理论回炉、加以改进、并吸收其他理论的有用成分则是他们的下一代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斯金纳固步自封，但行为主义的确还是向前发展了。远在其去世之前，斯金纳始终绕开行为治疗所能提供的见识。（在去世的前夜所完成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斯金纳还重申“行为的科学分析是无法对心理或自我作出解释的。”） 但是假如说张扬有度、可又不太值得引用的心理学家磨光了斯金纳心理学的棱角，那么他们承载的传统与我所描述的根本上是相一致的，至少对于最重要的问题而言是这样的。我们也会从观察他人得到奖励中学习，态度和行为可以得到强化。他们虽然会许纠缠于此类发现，但这些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还算不上是背离斯金纳思想的关键所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此时与斯金纳分道扬镳，开始专心探究当今劳动场所里按工付酬策略，或探讨小孩子每次服从父母亲的命令，他的成绩表就会加上一枚金星这种做法。再重申一次，本书旨在评判这些做法，评判通俗行为主义，而不是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因此，想到像瓦尔登第二那种组织严密的乌托邦是否会让你不寒而栗不属本文讨论之列。一旦我们认真地去反思“做此就能得彼”的背后含义，就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担忧。 一些社会评论家对自己热衷于批判的信仰或行为，可能是为了取得戏剧性效果之目的，习惯于夸大它们的流行程度。此处无此之虞，因为我们难以想象会有人夸大我们受通俗行为主义左右的程度。尽管我们政治信仰和社会地位不同，无论是荣登《财富》500强的高级行政主管，或者是个学前教育老师，我们都深受这一教条的影响。此种教条就像拿苹果派来奖赏别人一样在美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为了诱使学生学习，我们赠送粘纸、五角星、证书、奖状、奖品、上流社会的成员资格，当然最重要的是分数。假如孩子考试成绩很好，有些家长会奖励自行车、小汽车或现金，因此所提供的实际上是以奖换奖。教育界人士在这种基本观念更新上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比如，在乔治亚的一所高中里，平均分是优秀的学生就会得到身份证金卡，得良的学生就会得到银卡，不合格的则是普通的白卡——直到有人对这种等级制度提出异议才作罢。虽有反对意见，全国的很多学校照样沿用已定的方针，不但颁发颜色有别的身份证，还让当地的商人按照学生的平均成绩积点分提供不同的折扣。 几年前，必胜客比萨连锁店的某位董事作出决定，公司应该资助一项旨在鼓励小孩子多读书的计划。让我们权且假定该决定完全是处于利他原因吧。达到这个目的的策略竟是贿赂。参加这个“读书”计划的孩子需要读很多书。他们每读一本书，老师就会颁发一个证书，可以用来兑换一份免费的比萨。这个计划和其他类似的计划在全美依然大行其道。 但为什么仅仅奖励可食用的物品而不更进一步？众议员纽特·金格里奇称赞西乔治亚学院向三年级学生每读一本书就奖励2美元的做法。他说，“成年人会受金钱驱使，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说此话时显然已经克服了传说的保守派人士对拿钱摆平问题的反感态度。采用奖励的做法也并不是哪一个意识形态的专利。公共官员和企业老总提出拯救美国教育的建议，不管出自自由民主党之口，还是出自保守共和党之嘴，都一律具有行为主义倾向。政客们可能会对该花多少钱、是否该让公共基金投入到私立学校争论不休，但是却没有人对调动孩子学习动力的胡萝卜加大棒基本方法提出异议：典型的做法是按照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许诺给教学成功者加薪，威胁教学失败者的饭碗。自以为这样做，教学水平就自然能提高。 为了诱使小孩子“中规中矩”（也就是按照我们的愿望行事），我们依靠的恰恰是同样的动机论——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理论，只不过拖出的是另一种诱人的玩意儿。在家里，如果孩子听话，我们会让他们多看一会儿电视，或给他们特制的甜点或钱。在学校，老师会给听话的班级许诺多点课间休息时间或办特殊晚会。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小学里，在自助餐厅里能够表现温顺可作榜样的孩子，可以得到享用一次盛餐的奖励。在德克萨斯州的一所初中，“优秀的表现”（可以界定为“任何老师认可的行为”）能赚得“好若金子”卡，此卡可以充当电影票、换短袖汗衫或其他奖品。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成千上万，并且也不仅仅限于小孩子。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想鼓励或劝阻某种行为，比如让人减肥、戒烟，最好的方法是行为操纵。因此，《父母必读》一书中几个章节在郑重其事论及青少年怀孕时自然搬出强化手段，只不过这次采取的办法是这些年轻的妈妈们只要避免再次受孕每天就可以得到一美元。想出这个点子的心理学家争辩说，“既然农民只要不种庄稼，联邦政府就可以向他们付款，那么我们为何不能给青少年来点金钱奖励让她们也不生孩子呢？” 美国的工作场所可以说是带有停车场的巨型斯金纳箱子。瞧：从拿计件工资的工人到可享有股票买卖权的高级企业主管，从享有特权的每月之星优秀员工到为多拿佣金而工作的销售员，所有的方法都要求行为主义发挥最佳效力。根据所调查企业的规模和类型，及问卷调查设计的方式，采取某种刺激或奖惩制度的美国公司最新估计界于75%和94%之间，很多方案显然是在近几年才上马的。那帮名副其实的顾问的营生之道是设计新的计算奖金公式，或构思出新的现金替代品来引诱员工：假期、宴会、专用停车场地以及可爱逗人的车牌。总之，这一简单的动机模型的花样无穷无尽。翻看商务书籍我们可以反复看到类似的断言：能量化的东西就可以生产出来，得到奖励的行为就还会再想尝甜头。杂志和期刊给出更多同样的奖励办法。一篇题为“雇员干活就奖励他们”的文章毫无掩饰地说，“你给的钱越多，他/她干活就越卖力气”。 通俗行为主义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此所做的调查就不能不提到在所有社会舞台（学校、工厂和家庭）常见的做法，用以达到可以想象的目的（促进学习、提高生产率、改变人的态度或行为），否则调查就是不全面的。我所指的是表扬，也就是斯金纳所说的“调节行为的最合适的工具”。有关如何做父母和控制课堂的书籍和研讨会都敦促成人发现孩子做好事就要表扬。有一篇文章提醒母亲们“不论你给出了多少表扬，你还可以给出更多”。企业经理也被赐予类似的忠告。即便那些担心赋予物质奖励过多的人也都毫不犹豫地滥用溢美之辞，这当然是同样原则的另一种体现而已。赞成或高兴并不常是仅仅表达出来，而是故意有条件布施的，是左右他人行为的那种相当慎重的策略的一个部分。（在第六章我还会进一步阐述有用的积极反馈和表扬作为操纵工具之间的区别）。 行为主义魅力的背后 像我们及周围的人经常做的很多事情一样，使用奖励已经显得非常自然，好像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谁提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问题，就会使我们觉得很困惑，也许还有点感到不安。一般说来，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来个自我质疑倒是不错的想法。我们越是习惯了，这种追问的态度就越有价值。 通俗行为主义的思想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绝非偶然。不难找出大众对其欢迎的原因，首先是那些业已存在、并与之互为补充的信念体系。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一种：我们的实用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赞同采用可行的办法让工作得以完成、而不愿纠缠于学理的倾向性。一个创业者和企业家整日忙忙碌碌的民族是没有时间去琢磨问题根源的；与这种美国精神更为吻合的是一句看似可以确保结果的断言：“做此就能得彼”。 给那些我们想改变的人许以恩惠似乎很为大众所熟悉，因为其他的传统和信仰都建立在类似的思维方式上。如果把按劳付酬这样的方案和宗教上的救赎、启蒙或羯磨等概念相比较也许有点牵强，因为宗教上的思想与行为主义思想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奖善惩恶在行为主义那一套思想中一样突出。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道德的行为会得到奖励，邪恶的行径会遭到惩罚，诚然，这在现世中未必兑现。“做好了盛宴，招呼穷人、残疾者、瘸子和盲人，你会在正义复苏时得到报偿。”（《路加福音》14∶13-14）我们接受的教育还说，良好的行为或勤劳的工作应该得到奖励。我在后面会讨论，这一立场让一些人倾向于认同通俗行为主义，虽然行为主义思想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结果。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奖励和惩罚不但是信仰的核心内容，而且是我们理性思维的主要思想，在经济选择中尤为能感到其存在。理性的决策制定者顾名思义就是追求愉悦、回避令人厌恶或成本高的东西。理性进而也是人性的中心，至少对于很多西方思想家而言是这样的。近年来很多作家对这一论点的两个步骤都提出挑战，但是由于根植于我们经济制度中的种种假设，通俗行为主义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道理可言的，符合我们的直觉。 事实上，行为心理学和正统的经济学理论营造了一个彼此赞美的社会，当然是通过勾勒出人类的一幅残缺画面，这一社会恰又彰显这两个领域的长处，这两门学科力图分析人类的行为。经济学的教科书通常开章就会向行为主义表示赞许，以此来为它们有关消费者或工人动机的基本假设寻求辩护。心理学家也同样假设，我们购买电器时所经历的代价和利益权衡也发生在我们谈恋爱过程中。此外，两个学科都有一个这样的假设：驱动着我们所有行为的求奖避罚冲动，必然且只能是受我们的私利所决定。 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的信仰，从宗教到经济学，有可能为行为主义铺平了道路，使得我们接受其前提。但是我们所见所做也很重要。我们从小体验的就是胡萝卜加大棒模式的教子方法；我们大部分的人都通过这种途径长大成人。我们也很容易把这种理论全盘接受，并传给自己的子女。很多刚做父母的人很吃惊地发现，他们张嘴说的竟是自己父母当年说的那一套，连语调、口气都那么相似。但即便那些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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