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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礼物交换的实现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8-3
在多尔多的象征生成理论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达:
在脐带阉割中,孩子不再在里面,不再通过脐带得到营养;他失去了保护层、失去了胎盆,失去了属于其固有的脐带节奏的听力,但是却获得了呼吸的自主性;口腔阉割使得孩子被剥夺了享受母亲乳房的快乐,孩子失去了喂养类型,失去了身体和身体之间的类型,失去了孩子所认为是他自己的乳房,但是却让他说话成为可能。在肛门阉割中,孩子失去了为了其需要,如穿衣吃饭而必须的身体支持,失去了为其做一切的母亲。但是却又获得另外更多的自主性,打开了和兄弟姐妹以及父亲交往的可能性。
这给人一种“有得必有失”的感觉,也给人一种交换礼物的感觉。实际上,当我们在仔细追究这种行为的实现过程时,我们发现,这种所谓的“象征性生成阉割”,其实就是母亲和孩子之间一种交换的实现,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礼物交换的实现。为了证明这点,我们首先来看看人类交换行为的过程和实质。
在马塞尔.莫斯的著作《礼物》中,作者记叙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岛上考察到的一种交换:
人们交换——赠与的基本对象叫做vaygu’a,它是一种货币。vaygu’a的第一份礼物叫做“vaga”,意为“开礼”,它打开了,或者说决定性地导致了受赠人的回礼。回礼被称作“yotile”,它被马林诺夫斯基精当的译作“定礼”,即“锁定”交易的礼物。回礼还有一个名称叫“kudu”,意即咬持的牙,实实在在使事物被切断、被分开的牙。回礼是义务性的,是被期待的,而且要和收到的礼物相当。如果回的“yotile”不当,则可以借巫术来报复,至少可以辱骂抱怨。如果有人没有能力回礼,必要时可以先回一个“basi”,意即仅仅刺破表皮,没有咬断,事情还没完。它只能暂缓对前赠与人的偿付,但并没有解除债务,将来他还得送礼。
莫斯在文中说,“如果没有这种平等的交换,就会遭到惩罚、巫术的报复等等。因为,所要还给他人的东西,事实上是那个人本性或者本质的一部分”。即使礼物已经送出,这种东西仍然属于送礼者。由于有它,受礼者就要承担责任。
在儿童精神分析中,这种“开礼”和“回礼”的交换制度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礼物的概念是很早就出现了。在口腔期,孩子认为母亲的乳房时自己的,因为,“虽然这部分是从母亲那里找到的,他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因为只有他在吸的时候才有奶水出来”。而在八个月左右的时候,他被剥夺了他“自己的东西”,他被迫送出这个礼物(乳房),与此同时他要求着另一个可以交换的东西。而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回礼”无疑就是语言的在场。如果母亲可以给孩子通过语言“还礼”,如对孩子说,“你母亲的乳房现在向你防御了”“不,好了,不要喝奶了”,那么这些词语使得嘴巴和语言重拾欲望的价值,与孩子达成了一种交换。虽然孩子被剥夺了所欲望的乳房,但是同时也已经被另一种饥渴所安抚下来了,他不再是“需要”。如果缺乏这种交换性的语言,孩子就不可能最终送出“乳房”这个礼物,也就无法断奶,或者导致强硬断奶。而在肛门期中,这种礼物交换的实现表现更为明显,更为强烈。早在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那里,我们就知道,粪便是孩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对自己这个东西很珍惜,视为“礼物”看待(确实,我们常常看到孩子对粪便充满了好奇,他们饶有兴趣的玩弄着自己的粪便,并乐此不疲)。粪便是孩子从自己身体内排出来的,他掌握着对粪便的所有权,决定着“出来”与“不出来”。因为这样,这个时期孩子与母亲之间的矛盾就很突出,通常,母亲要求孩子定期、定点地排便,即把这个礼物送给母亲本人,而孩子则常常不愿意这么轻易地按照母亲的话来做,这个礼物他们是不轻易送给别人的。如果母亲在要求他们定点排便的同时,也能送给他们另一些东西,如给他们另一个自主的、没有限制的空间,那么他们就很愿意送给母亲,于是就把它们排出来。因此象征性生成阉割实质上孩子和母亲进行“礼物交换”的过程:它不仅为孩子打开了交换关系的空间,同时,它本身的实现过程也是一个交换的过程,由此孩子获得了与它人交换的基础。 
事实上,孩子和母亲的交换的对象不仅仅是集中在乳房或者粪便上,还表现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其本质而言,是母亲用一些抽象的(如爱)、语言的支持来交换孩子的具体的、性欲的东西。作者在生活中也遇到过一些这样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 
侄女,两岁左右,依赖其母亲,但又常常不听母亲的话,总是与母亲的要求作对。某天,她把家里新近冲洗出来的照片带在自己的身边(她总是很喜欢看自己以及与她有关的照片,并乐此不疲地向周围的成人指出这是爷爷、这是奶奶等等)。我要把这些照片带回她爷爷奶奶处,于是就和她谈判:这些照片照得真好,让姑姑带回去给爷爷看好不好……我知道你很喜欢看这些照片,我后天就把它们再带过来给你好不好?……爷爷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他很想你呢,把你的照片带回去爷爷他们就可以看到你啦……你是不是想把他们放在你心里面呢?……不幸的是,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她仍然对我说不。她一直都和我关系很好,而且也很喜欢爷爷。但这次是怎么了?这个时候她妈妈出来了,一开始也是劝她,后来还“威胁”她说,再不放手就以后再也不带她上街了。这个时候她已经要哭了,她大概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样轮番劝她,甚至威胁她放弃她手中的东西。这个时候,她妈妈说,来,我们做一个咪眼睛的游戏,好不好。说着就咪上了眼睛,口中说着,看看照片现在是不是不在了呢?她马上很高兴地就把相册给了我,兴奋地说:妈妈,你睁开眼睛看看。然后,当其母亲睁开眼睛时,她骄傲地摆了摆手,以示照片已经不在她手中了,她赢了。这尽管是一个只有几十秒钟的游戏,可是她已经不再要求拿回相册,而是高高兴兴地和我说再见了。 
我后来一直在思索着这瞬间变化其背后的意义。她以为这个相册是她自己的,是她心爱的东西,而后来这个心爱的东西遭遇了丢失的危险。而最后她接受了这个丢失,那是因为母亲给了她另一个东西:母亲高兴地与她一起做游戏,这是很少有的。她能感觉到母亲的爱,这是让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一个具体的、类似于过渡客体而不会感觉到放弃自己主体的原因。多尔多说,那些有足够的爱的语言和运动娱乐自由的孩子并不需要过渡客体,因为他们能随时更新他们的词语库,他们感觉到母亲一直在自己身边。 
对孩子来说,阉割也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须的。“阉割——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是象征性切割的考验。它是一种能指的言说或者行动,不可逆转的,并且成为了法律,因此在现实中有一种手术的效果。因此在被给与阉割的时刻总是痛苦的,但却是必须的”。多尔多在《无意识的身体形象》中如此说道: 
“对于孩子来说,这种与母亲的交换,是一种艰难的人际关系痛苦,是超越功能形象的一种创伤,或者超越损害身体形象的威胁,或者是超越一种困苦的感觉,孩子可能会因此生病。伴随着这个永久的客体,它重新找回嗅觉、触觉、口腔、肛门的身体形象,重新找回一种自身的认识,原发自恋,这是他健康的基础。这个母亲与孩子的想象连通器被建立起来了,与最初共生的暂留幻想联系在一起。孩子,经此已经对焦虑获得了免疫。正是这些交换,细致的自恋支撑物,它们对于有效的健康是不可缺乏的,这些交换建立了一个社会心理的预防”。 
如上文所讲,这些交换建立了一个社会心理的预防,孩子籍此对焦虑获得免疫。说交换可以使个体获得一种社会心理预防呢?因为社会之建构本来就是基于一种交换、一种契约!弗洛伊德“在社会文明起源上,主张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的形成、文明的创造,都是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下所固有的各种困难而自愿缔结的契约”,因此人类必须遵守契约。有一段孟德斯鸠穿插在其“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中有关“穴居人”(Troglodytes)的小寓言[8]:据说“穴居人”是一种人,由于他们系统地破坏其“契约”,因而全部遭受灭亡。而拉康的观点更要鲜明些:因为人的本质不是动物,人类是一个言者的存在!笛卡尔曾对人类存在做出精辟的断言——我思故我在。他说,“因为假如我停止了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笛卡尔说这些话的时候,人们显然还在一个意识中心的背景下。而拉康则是在无意识中心背景下,从语言学的角度下重新阐述了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否定了笛卡尔的论断。“拉康说, Je parle,donc je suis(我讲,故我在);还说,Le sujet est un parletre(主体是一个讲者的存在),因此他创造了一个词,即etreparleur(讲者的存在)。这个词在任何词典里都没有,是拉康的一个发明”。为了成为这样的一种存在,文化要求父母逐渐地把属于语言象征系统的东西替换掉孩子身上那些非人类的、有动物倾向的东西。因此也可以说,用母亲人性化的语言来替换孩子性欲的东西。因此阉割——也就是交换,是母亲用话语向孩子讲那些他想要、但是她不能给的东西,向他中介客体的缺失或者部分快乐需求的不能满足,从而把孩子引入语言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阉割的实现其实就是一种交换的实现,母亲剥夺了孩子的一些性欲的东西,但在另一个地方给孩子另一些更珍贵、更本质的东西。交换的结果是孩子得到了语言,进入了社会,能在社会中更大地满足那些他以前不能直接满足的东西。他一点一点地失去属于自己身体的东西,但是又逐渐地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类、一个文化人所必须具有的本质,如语言。 
如果交换是完成的话,那么两者之间就平等了,独立了。这也就是“回礼”(kudu)之意——即咬持的牙,实实在在使事物事务被切断、被分开的牙。也就是交换双方各部相欠,这让下一次平等交换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没有完整的交换,那必然是其中一方背负了债务,是将来必定要以其它方式来偿还的,那么就存在着欠债的情况。而在精神分析中,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欠债,而是象征性的债务。孩子应母亲的要求而赠与母亲一些“礼物”,那么,母亲应该给他一个“回礼”,如果没有,就是欠了孩子的“债务”,象征性的债务,这就是多尔多所认为的病理性阉割:父母给孩子一种错误的禁止,对孩子只有剥夺,而没有“回礼”。这种债务带到社会中,就必然会导致孩子更强的焦虑,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家庭中得到阉割,就必然会遭到文化更为强烈的阉割。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里说,一个人得了神经症是因为他无法容忍大量的挫折,这些是社会为了其文化理想而强加于人类的”[11]。 
阉割之作为交换的实质也可以在弗洛伊德的阉割理论那里找到证据。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是处在一个犹太教文化的背景下的,其中割礼是犹太教的一种宗教仪式,而割礼这一宗教仪式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交换,一种契约。据《创世记》载:
上帝立亚伯拉罕为万民之父,同他立约:你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与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
上帝非常强调这是一个契约:你们接受割礼,从而成为我的选民。当选民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安居乐业,得到上帝的保护了。年已九十九岁的亚伯拉罕也接受了割礼,割礼的结果是上帝也就立他为王。因此这是每一个犹太人整合入群体中的重要仪式,他们由此而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交换是:剥夺一种具体的、与性欲有关的东西(包皮),但是上帝给了你一个身份,一个社会中的地位:上帝的选民。因此是舍掉身体上的某个部分来换取进入人类共同体的实现。而且同样是丢掉一些丢掉身体上的某个部分,来换取另一个属于社会的、属于人性的东西,如语言,如身份。
每一次象征生成性阉割都是让孩子失掉生物性的东西,而是有一个象征性的登录。因此无论是弗洛伊德的阉割还是多尔多的象征生成阉割,其实都是一种交换:用一种更大、更有用的语言来代替这种直接的满足,并为孩子开启了一个交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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